上篇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上篇）潘乃谷*1978年年底，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北京探亲，到中央民族学院去看望费孝通先生。

此时父亲(潘光旦)已去世11年了，这是自“文革”劫难后，我第一次见到费先生。

我们都没有谈及十几年的遭遇，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能不能回来整理潘先生的遗稿。

”不久后，我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费先生指导下开始查找整理父亲的遗稿。

此工作开始不久，1979年，中央决定重建社会学学科，我就随同费先生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参加了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

1985年，我又随同他到北京大学建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此后，我一直担任费先生在学术工作方面的助手。

一记得1994年年末，费先生应《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编辑工作委员会之约，亲自编了《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书，并撰写了跋，题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他在文中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为止的这—段时间是我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意外是指这段生命的取得我确是没有预料到的，自从50年代的反右斗争起，接着又经过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为亲人痛惜，路人侧目，不仅别人甚至自己，对我早年的学术思想早已全盘否定，我也口服心服地认为我的学术生命已告结束。

不料70年代后期世态剧变，我如大梦初醒，重又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拾起了我的学术工作，所以称之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他还说：人原有生物人和社会人这双重性，两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社会人是可以离开生物人而存在的。

当其存在，仍在社会上发生作用，没有死，还是活的，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指利用生物人活着的时机，立下一些不朽的或是比肉体消亡得比较缓慢的社会存在。

我在进入85岁时，心头考虑的正是这个“身后之事”，这些还会影响我身后还活的人的事。

我本人固然不一定能是个跨世纪的人物，但不能不想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想到自己对生*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所负有的责任。

实际上他在1980年70岁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用10年时间夺回失去的20年。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80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又重新进入到原来的老圈里面。

我把它称之为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

这一年我七十岁……估计还能再过十年，这十年的时间，希望能够用在我—生倾心的学术研究上，所以从1980年开始，我就一次一次地出去跑，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工厂、小城镇去看，去看那些地方的人们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这一时期我工作的主题：可以用“行行重行行’’这几个字来概括。

(《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位年已七旬的老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和“科教兴国”的时代潮流中，仿佛又得到了春天的活力，焕发出无限的热情。

中国在20世纪的这—百年里经历了多次战争、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

出生在1910年的费孝通先生，是一生中跨越了清朝、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的世纪老人。

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这一百年间的风风雨雨的一个生动写照。

自他踏入燕园的1930年开始，费先生即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与学术生涯。

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政治局势的演变，他的学术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费先生193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怀抱着一腔爱国的热情回到了全民抗战的祖国。

在昆明郊外的“魁阁”里，他组建了云南大学的研究工作站，正式开始了他的实地研究与教学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从昆明到北京，先后于清华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意外地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他被禁止上讲台，禁止发表文章。

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老一代知识分子统统打人冷宫。

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的学术界才迎来了新的生机。

1979年费先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国重建社会学，那时他已69岁高龄。

出自老一辈学者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关切，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科建设工作中去。

他把这段时期开始的学术活动称之为“第二次学术生命”。

二1998年费先生相继从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上退下来。

1998年3月1日，他向我交代完单位的工作后，谈到他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费先生说从1998年开始，不会有外面的职务了，可以学术为主，这是“第三次学术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主要放在学术上面，他想做几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继续“行行重行行”，这方面不能丢掉。

当前主要沿京九路“串糖葫芦”，在沿线每一个省找—两个中小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如河北的衡水，山东的菏泽、聊城、河南的民权、商丘和信阳，安徽的阜阳和凤阳，还有江西的九江、南昌和广东的韶关等，争取每省或每地写一篇文章。

二是写好北大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讨班或研讨会上发言的论文。

他指的是自1995年开始由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系列高级研讨班和1983年开始由他与港台学者联合发起举办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系列学术研讨会。

三是重温派克的学术著作，根据美国老一代社会学家派克的学术思路和自己的体会来重新构思社会学概论。

他把要继续写的文章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半月谈》用的千字文，另一类是“行行重行行”式的文章，第三类是学术性的论文。

1998年3月7日，费先生再次讲起这个话题，他让我先帮他算笔账。

他说他一生接受了完整的教育：1910年出生，4岁进入蒙养院(今称幼儿园)，1915年上小学，到1928年高中毕业进东吴大学读预科，若不计幼儿园，上大学前用了15年。

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直至1938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又是8年，一共23年。

回国从事学术工作，正赶上抗日战争时期，工作不过十多年，却从1957年“反右”开始直至1980年“改正”又损失了23年。

从1980年算起，若能干到2003年，或还可拿回23年。

费先生还谈到，回想1979年恢复学术工作时，年已近70，估计干到80岁，争取用10年时间做20年的事，就不错了。

现在看来已增加了不止10年，所以要想想如何利用这段时间。

他接着前一次所谈的计划进一步向我讲述了他的思路，说到重写《社会学概论》。

他说他想列出一个新的系统，按派克社会学的思路形成一个格局，重建派克社会学。

或可从“生物人”说起讲到“社会人”，再讲到“社会”，即从体质人类学——群体——社会——人文世界，从自然体一直发展到文化，并讲明群体和社会超过了生物体是没有限度的，文化是有盛衰兴亡的。

同时他还要从派克的另一条思路上，探讨从乡村到城市、从共生到契约的过程。

他说他这一代人的一生大体到跨世纪为止，正好是民国初年“新学”开始培养的一代，希望有条件能够把他这一代人的学术生涯和社会阅历记述下来。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实际发展过程的追踪研究，他表示还要继续沿京九线做城乡社会发展的考察，作为“行行重行行”的继续。

为此，他希望还能完成一本杂文、一本侧记和一本学术性著作。

三费先生20世纪在90年代的工作主题，可以用“反思、补课和文化自觉”来概括。

学术反思是他为自己定下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求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这些思想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改动。

这可以说是个人的“文化自觉”。

1993年，他在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宣读了《个人、群体、社会》一文，这是他对旧著《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一书做的反思。

他说：“这篇论文也可以说是我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传方式的自我反省。

”(《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他认为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言的，文化自觉则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

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

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

所以，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是一脉相通的。

在谈到怎样进行反思时，他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在自己的老师身上做文章，因为自己思想的来源往往与老师有关。

他说：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Park(派克)，二是Shirokogorov(史禄国)，三是Malinowsik(马林诺斯基)。

作为学生，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关于吴文藻先生，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开风气，育人才”。

他在中国提出来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

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

我在潘[光旦]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

我这个概念是从潘先生的思想里边来的。

(《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 1999年版，第373页)在谈到对人文世界怎样理解时，费先生引出了“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两句老话。

“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从自然世界里边发展出来的，“天人之际”就是人在这个自然世界里边处的地位。

人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利用自然世界来创造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

这两句老话可以说是中国人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内容，他认为也可以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的目标的表述。

他跟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这个领域的学习对他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他采用的类型比较法方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是史禄国影响他的学术思想的又一个例证。

马林诺斯基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从书本到实地调查，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并倡导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转向对文明世界的研究。

从1993年年初至1998年上半年，他在写完《个人、群体、社会》一文后，又写了《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等一系列学术反思文章，其中有几篇正是讲两位外国老师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的。

这些文章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反思，是对个人学术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对他所学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反思，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而言，还可以说是—种文化自觉的尝试。

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

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上揭书，第371页)。

四1998年7月5日，费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社会学人类学第三届研究班闭幕式上做了《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总结发言，明确提出“补课”的要求。

他讲了这是时代的要求，重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要求，也是作为学者的必需。

经过了20年，事实已证明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