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民工荒背景下关于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问题的思考
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
就 业机 会 增加 等 对社 会 经济 发 展产 生 的 有利 影 响 ，称为 “ 人口
步 实现。
红利” 。阿 穆光宗 （ ２ ０ ０ ８ ）将人口机会窗口和 “ 人口红利”做了区
“ 人口红利”问题最早是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提出的， Ａ ｎ ｄ ｒ ｅ ｗ ｍ ａ ｓ ｏ ｎ 在 《 ｐ ｏ ｐ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ｄ ｔ ｈ ｅ Ａ ｓ ｉ ａ ｅ ｃ ｏ ｎ ｏ ｍ ｉ ｃ ｍ ｉ ｒ ａ ｃ ｌ ｅ ） （ １ ９ ９ ７ ，１ ０ ）一文 中提 到７ｄ ｅ ｍ ｏ ｇ ｒ ａ ｐ ｈ ｉ ｃ ｂ ｏ ｎ ｕ ｓ（ 人 口红 利）但并未 对之作出定义。他认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其他 有利条件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他还深入分析了年龄结构转变带
最 近几年 ，民工 荒现 象 已从 沿 海 发 达地 区逐 渐 蔓延 到 了内 地。ｍ 当 “ 长三角 ” 、 “ 珠 三角”对 用工荒 已习 以为常 ，当重庆 等 收获 “ 人 口红 利 ”的时 期被 称之 为 “ 机会窗Ｉ ｌ ｌ ” 。０ 中 水映 李魁 （ ２ ０ ０ ９ ）将 “ 人 口红 利 ”多种 定义分 类为 “ 结 构论 ” 、 “ 期限论 ” 、 “ 因素论”三种 ，并将劳动 力数量和 比例相 对较 大以及抚养负担相
口在２ ０ １ ５ 年 左右达到其 峰值 ，为 ｌ ０ 亿 左右 ，然后逐渐 下降。按照 “ 人 口红 利”的涵义 ，我 国当前仍 处于 “ 人 口红利 ”机遇期 ，充足
“ 人 口红利 ”是近年 来人 口研究 的新进展 ，它将研 究关注点从 人 口总 量或人 口规模变化转 向人 口结构变化 对经济 的影响 上。 自 “ 人口红利”提 出以来 ，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
浅析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浅析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人口老龄化摘要：人口转变是人口自然发展趋势阶段的划分，但其意义不仅在于此，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现实内涵。
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转变在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结构上的体现与结果。
本文将先解析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变化与特点，接着从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来阐述，引出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深入探讨并提出应对建议。
关键词：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边际效应；人口惯性；人口乘数；老龄化。
1.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分析1.1.人口转变的概念人口转变：人口转变的主导原因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促进人口死亡率先下降；另一方面，生养孩子成本的增加使孩子的家庭效益弱化，避孕技术的推广使人们少生孩子成为可能，同时受死亡率下降的拉动，人口出生率随之而下降，最终实现人口增长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高位平衡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低位平衡过渡，“这是人口转变的标准解释”。
人口转变理论阐述的是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的人口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
1.2.中国的人口转变阶段划分根据人口转变定理，结合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可以分析出目前中国人口转变发展的四个阶段，依次为：1）1949年前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自然增长率较低，但出生率比死亡率高，可以推测，此时期的人口增长处于高位静止阶段后期。
2）1949-1963年，初期扩张阶段：此阶段，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由20‰下降到10.10‰，出生率依然维持在高水平，基本在38‰上下浮动，而1963年出生率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43.60‰，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加速，并且达到历史最高增长率33.50‰（见表一）。
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核心提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
刘易斯拐点,乃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
在中国做投资,必须洞察刘易斯拐点可能带来的危机与商机。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在二元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将走向枯竭，出现一个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当然，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短缺，而是相对短缺，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
这个工资成本明显上升的时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民工荒”和“涨薪潮”等现象看，应该说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到来。
与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普通打工者的工资水平已经不再具有优势，甚至高于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制造”产品被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产品替代的原因。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
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
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
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
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
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是挑战更是契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
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
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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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图 书
人 口红利 、刘易斯转折点 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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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中国的经济连续 ３ Ｏ年高速增长 ， “ 中国崛起 ”的速度和气势令世人瞩 目。各种探究 原因的研究著作 、论文 汗牛充栋 ，体制改革 、资本积累 、技术模仿 、威权 主义等等解释不一而
化 、现代 化过程 。虽然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 ，人 口变动也有波动性 ，但是社会一直朝着潜在生
产能力增加的方向演进 ，而人 口也是朝着低生育率方 向演进 。凡是进 入经济发达状态 的国家 ， 人 口都 已经完 成了转变 ，而 尚未进入发达状态 的国家 ，人 口转变仍未完成 。中 国是唯一 的例 外 ，虽然经济 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但是人 口转变 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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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和作品包括马尔萨斯的《 口原理》（７ ８年） ａｌ ｈｌ ｈ的《 口爆炸》ｆ９ ８年） 人 １９ 、Ｐ ｕ ｒｃ Ｅ ｉ 人 １６ 、
梅多斯 的《 增长 的极限》 １７ 年） （９ ２ 。他们 的主要观点是 ：人 口增 长具有分母效应 ，使人均食 物 、
５
人均资源 、人均资本数量下降 ，从而使人均福利水平 降低。乐观派认 为人 口增 长有 利于经济 发展 ，代表人物和作 品包括 Ｊｌ ｎＳｍ ｎ的《 口增长经济学》（９ ７ 、《 ｕｉ ｉ ｏ ａ 人 １７ 年） 最终 的资源》（９ １ １ ８
人口红利拐点
人口红利拐点：人口红利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人口所带来的（红利）经济增长或者财富增加。
人口红利拐点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增长率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劳动人口）增长率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都要经历“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由落后走向先进经济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比如，战后日本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前后，韩国则出现在1975年前后，大致都是战后经济恢复的15年甚至15年不到的时间。
劳动密集型：（Labour-intensive)为生产一定产量所必须投入的生产要素中，劳动投入的比例高于其它生产要素比例的产业。
如轻纺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
这些产业占用资金少，设备的技术程度低，容纳劳动力较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或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或者在新的物质技术上形成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进行生产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低的产业。
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又称资金密集型产业。
指需要较多资本投入的行业、部门。
如冶金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
特点：技术装备多、投资量大、容纳劳动力较少、资金周转较慢、投资效果也慢。
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产量同投资量成正比，而同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成反比。
资本密集型工业主要分布在基础工业和重加工业，一般被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技术密集型产业微电子与信息产品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现代制药工业、新材料工业等。
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
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华尔街称中国正在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推动物价升高-渣打银行上周对在华客户进行调查显示，今年工资将提高9%到15%，有45%的公司发现今年招工难度加大。
/hB2uA3 //入门程序员的工资多少?今年也在大幅上涨，Android和iOS程序员更是价高难招”对于入门程序员薪资问题，笔者无从知晓，但提问中涉及到的刘易斯拐点，却是一个应当引起大家关注并重视的问题。
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遂撰本文，讨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已经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1.何为刘易斯拐点对刘易斯拐点比较正式的解释是，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短缺过渡的时间窗口(参阅百度百科刘易斯拐点词条)，通俗而言，即“干活的人渐渐少了，不干活的人渐渐多了，以至于劳动力逐渐呈现短缺状态”的时间窗口。
该时间窗口的表现即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出现招工难问题，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代工厂)的生存日渐艰难等，不一而足。
2.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提到刘易斯拐点，就必须提到与之对应的一则概念，人口红利，亦即是劳动力过剩的更加学术的说法(参阅百度百科人口红利词条)。
事实上，中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的经济发展，可视为60-70年代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之中得到释放的结果。
而刘易斯拐点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将渐渐消失，最终因人口老龄化演变成人口负担。
3.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分析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原因，依照学术规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工业化吸纳的结果，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哈里斯等人发展及补充。
其核心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使得工业化得以在低工资水准中得到发展，当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时，无限劳动力逐渐变为短缺，工业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直至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吸纳完毕，农业及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此即刘易斯第二拐点。
“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
“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时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是“刘易斯拐点”。
这一概念是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首先提出来的。
他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
经济学界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目前，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和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国人口红利期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城，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
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的到来将对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
以一些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工资普遍的会出现一次持续的上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
另外，工资上涨常态化，将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
但是，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而应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35，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用质量代替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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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作者：王志立来源：《商业文化》2012年第01期摘要：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
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
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66-02一、刘易斯拐点自从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蔡昉提出，中国的劳动增长速度变得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毋庸置疑，中国会在2009迎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且会在2015年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荣世芳（2009）通过对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我国在1997年就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张晓波（2009）通过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的工资收入的研究发现，在剔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仍然是不断上升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
与此同时。
相左的观点也很强烈。
樊纲（2007）则表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农村还有2.5亿-3亿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刘洪银（200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
学术争论智者见智，无需加以评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的情况下，中国俨然出现了“民工荒”与“加薪潮”。
特别是富士康公司连续的跳楼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等，均以涨工资为终结的事实，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经济特征。
二、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确认识并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从此使得二元经济走向公众，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农村会有丰富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在转移过程中，还将伴随着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这一趋势，同时有工资水平上升趋势。
这一转移将持续到农村与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
至此，二元经经济特征消失，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
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水平，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
在上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无需提高工资水平，即可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但是，当农村劳动力不再富有，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
此时，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工资开始上升，也即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在此拐点之前，一个较低的固定工资水平，即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供给。
此关系可以用下图（图1）简示，图中E点即为刘易斯拐点。
在E点之前，在工资率为W*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资率水平不会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E点之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丰富，随着需求的增加，工资率水平必须跟着上涨，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由于中国长期具有二元经济特征，农村沉淀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进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较低的工资水平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
如下图（图2）所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水平。
再加上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出生高峰，经过一代人的时差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
进而在改革开放期，我国年龄结构具有低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等特征。
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整个国家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
图2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没有对少儿和老人过度的抚养压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有研究显示，在1970到1995期间，东南亚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比例在1/3-1/2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蔡昉，2010），这个数字与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基本相当。
换句话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
人口红利是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由于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可以提供给经济发展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能够为经济提供一个增长源泉。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然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三、人口红利式微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两个标志性变化，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低出生率难以为经济提供充足的潜在劳动力。
如下图（图3）所示，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峰值37.88，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18.25。
在1987年之前，有少量上升趋势，随后基本上处于一路下降趋势。
自上个世界70年代末，中国人口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的固定水平。
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逐年下降。
人口出生率长期下降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目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是巨大的。
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严重的萎缩，中国经济势必要寻求新的增长点。
图3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30年出现，届时人口总规模将达到14.6亿。
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届时将达到9.98亿，之后将一路下降。
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长期以来也是下降趋势。
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人口的另一个特征，也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
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这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考验，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
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势必被淘汰。
换句话说，淘汰低技术含量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只要能够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可以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转变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把传统产业改造成先进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的新的增长点。
四、加快人力资本发展正如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那样，调整产业结构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经济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伴随传统产业向先进产业转移，其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力能否成功转型。
再加之人类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人力资本，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
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必将是解决人口红利式微、人口不再向生产型发展等问题的根本出路。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用质量代替数量，是应对刘易斯拐点之后将会出现的劳动力供求缺口的未雨绸缪之举。
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主要途径，通过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把农民工从传统产业输送到现代产业。
对于企业而言，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
在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
企业通过主动培训员工，进而获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取得质的优势，将是企业获胜的必要保障。
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事，政府也应扮演其应有的角色。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真理。
对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中国，将经济增长点转移到创新领域来，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
因此，有必要通过教育模式改革，扩大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智力上的“人口红利”。
作者单位：河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作者简介：王志立（1972-），男,河南淮滨人，河南行政学院公管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