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胡适新试革命的重要意义及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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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

解读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

解读<<新思潮的意义>>在读完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之后,我发现我感触良多.在新思潮众说纷纭的大环境下,胡先生给出了一个新思潮的明确的定义,这不但使人耳目一新,也使得当时的人们对新思潮这一新生事物有了完整的认识.同时胡先生也对新思潮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而这也对以后的思想运动提供了一个可以依照的模板.胡先生认为新思潮运动是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核心,通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些方法来组建一个新的文化标准和道德制度.并对新思潮运动的前期作了总结对新思潮的将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胡先生给出的第一个要点是研究问题,其所指的问题是与大多数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并详细的列出了研究问题可以产生的好处: (1)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

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的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为问题是逼人的活问题,故容易使人觉悟,容易得人信从;(4)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5)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的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也只有研究这样的问题才能取得实际性的结果,这才是新文化运动的成绩。

也是胡适先生对那几年新思潮运动的总结.而在此胡适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所以说胡适先生对新思潮的解释和希望.归根到底就是两点:培养新型人才和解决实质性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着重于人民的生活和利益,这也是胡适先生的思想精华所在.然后就是是整理国故, 整理国故可以理清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重构文化。

胡适_实验主义与解放思想_也谈胡适思想的影响

胡适_实验主义与解放思想_也谈胡适思想的影响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后,无论是鼓吹文学革命,率先用白话文写作,还是倡导整理国故,教育救国,胡适都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毋庸置疑的一位核心人物。

但终其一生,如他自述所言:他的整个思想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

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对胡适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由于信奉实验主义,胡适不仅把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文学改良、整理国故的实践中,更致力于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社会改造实验。

在胡适看来,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含了学说提出者本人的成长背景、个性,以及当时的特定情势,因而任何学说都只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背景,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只有长期用于具体问题研究,并获得实验验证的研究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能够长久地显示它们的价值。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整个学术活动,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文学历史的具体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展开的,始终关胡适、实验主义与解放思想———也谈胡适思想的影响○苑容宏注的是各种学术思想背后的研究方法、态度与精神,而不是其具体内容本身。

由这种理念出发,胡适毕生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

(胡适:《实验主义》)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

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生活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

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到杜威博士一派的实际主义了”。

(胡适:《谈谈实验主义》)胡适这种对真理看法的实验主义立场,使他既不为共产党接受,也和国民党保有距离。

早在与蓝志先、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就反复强调:“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新诗老祖宗”创立的“新典范”——胡适《尝试集》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新诗老祖宗”创立的“新典范”——胡适《尝试集》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应该说,这首诗作确实超越了中国古代情爱诗词中相思、
悼亡的迷情模式。如此丰沛、复杂的情感纠葛,出之以节制、含 蓄的表达方式,可谓匠心独具。更为难得的是,如此短小的一首 诗,包含着“我、他、 ‘他’”以及“上帝”四个主体,爱的艰
试集》在白话诗的创作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并藉以评说其在文
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这十三首诗作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 是翻译作品。其中的《关不住了!》被胡适看成是他个人的当然 也是整个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在今天看来,翻译与创作
似乎不能混为一谈,但在五四时期的诗人们,却往往将两者等同 起来,比如郑振铎在1 922年就曾说过: “所谓文艺的出产自然
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两相比对我们会发现胡适的翻译在诗节的划分诗行的外在排列方式上和原诗大体一致但在韵律句式上胡适却有意破坏原诗偶句押韵语句凝练的特点使胡适年以来的白话诗创作于年月由亚东
诗人地标

主持人: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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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诗歌理论.中旬刊
胡适《尝试集》批评
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文学革
作为“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胡适1916年以来的白 话诗创作,于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以《尝试集》为题结集出
版。当这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于1 922年10月挟销售一万部的骄 人战绩印行第四版时,胡适也就在该版自序中理直气壮地宣布:
“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阿狄生、
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
意破坏原诗偶句押韵、语句凝练的特点,使得译诗具有明显的散 文化倾向。翻译、发表这首诗作时,胡适有关新诗的看法已渐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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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嗣诗歌理论.中旬刊

胡适《尝试集》

胡适《尝试集》

一胡适的新诗观念(一)新诗运动的基本理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胡适曾描述过这种弥漫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革命潮流”,指出:“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际。

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际言之,即谓之进化也。

”(见胡适《尝试集。

自序》中有关《札记》第十册1916年4月5日夜所记文字,《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出版)这也就是说,进化论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循序渐进的自然演化的角度说,是进化;从彻底变革的角度说,是革命。

《20世纪中国新诗史》,张新着。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8 胡适进行诗歌变革尝试的理念就深深收到进化论的革命潮流的影响。

-张新他说:早在1915-1916年间,“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

”(胡适:《尝试集。

自序》,曾以《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名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10月。

收入《尝试集》初版,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出版。

)胡适的新诗运动通过白话诗的不断尝试,最终彻底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实现了“诗体大解放”,最重要的原因是:胡适不仅把进化论融入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一新诗的基本理论之中,而且用以指导诗歌语言与文体的变革。

正如胡适所说:“我们若用历史进化论的眼光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字者,文学之器也。

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

倘数年之后,竞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代序一)胡适着,尝试集,外文出版社,2013.08,第1页“尝试成功自古无”,故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王伟迪13124157 理科基础班)摘要: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作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博学多才,在众多领域均有涉猎,获得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

同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本文首先介绍胡适的人生经历,然后说明胡适的学术成就,最后探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以及意义。

一:胡适简介胡适出生在安徽绩溪县,他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所以,对于胡适而言,父亲这一角色,是缺失的。

但是在胡适的记忆中,他仍然记得父亲教他写字。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文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决定赴京报国,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梦想,死在厦门。

他的母亲一直含辛茹苦的养育他。

胡适五岁开始在私塾里上学,学了九年的古文,为他后来的人生辉煌奠定了基础。

早年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的思想影响。

1904 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

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

后来赴美留学,在康乃尔大学学习。

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

1917 年胡适回归祖国,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二:胡适的学术成就(1)儒学成就: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 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

(2)哲学成就: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

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

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人物评价胡适

人物评价胡适

站在新旧时代的一代文宗——胡适胡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自由民主的倡议者、史学家、考证学家、外交官、公众人物等等。

这些角色,有的是他自觉有意为之的;有的是环境迫使他不能不尽的责任;有的则是半被动而心中却未尝不是乐意接受的。

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最初一位相知,他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和曲解,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过两次大型的“批胡高潮”,第一次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第二次是1954年11月开始的,它的触机便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不管近现代学者们对胡适先生有什么评价,但我对他是十分的敬仰和敬佩,对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等思想也是十分赞扬的。

第一次接触胡适先生,是在学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作为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运动,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的学者。

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发现他的思想不仅仅限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下面我就我的理解阐述一下胡适先生重要思想及我对其的感悟评价。

胡适先生“暴的大名”的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变革,胡适先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1929年10月,胡适先生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文中就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

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

”从上述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反对传统封建的思想,提倡解放思想,敢于批评的精神。

胡适先生之所以会受到那么多学者和文人的批判,是因为他们觉得胡适先生赞扬“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思想完全否定了传统孔子的儒家学说。

近代史人物评价论文胡适

近代史人物评价论文胡适

近代史人物评价论文胡适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文艺评论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和重要代表之一。

他以其深刻的思想、开拓性的眼光和辨识力,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适的思想非常前卫,他主张推动文化的现代化、开拓人类的精神境界,反对陈旧的观念和道德,提倡自由、民主和人格解放。

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念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此外,胡适还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文艺评论家,对于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有着极其崇高的追求,他的“文学为人类服务”的理念和批判视角,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主流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胡适倡导的自由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同时受到了一些反对和批评。

他对中国文化进行的批判,往往被人认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污蔑和抨击,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反感和斥责。

总的来说,胡适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思想家和文化评论家,他的思想与奋斗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中的里程碑。

胡适文学的历史意义

胡适文学的历史意义

胡适文学的历史意义在讨论传统文化时,新文化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新式有力武器,瞄准了古老高雅文化的堡垒。

发表高一涵预测1917年革命文章的那一期《新青年》,也同时刊出了胡适写给该刊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这最初的一击,不久就酿成一场对古代语言、文学以及社会和教育传统的全面、毫无保留的攻击。

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儒学并不是一种教义,新人通过效忠表白就可登堂入室;它毋宁是一门道德教育课程,目的在宣传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准则。

因而它也是一个精心设计、高度发展、持久存在的垄断社会和政治利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为掌握了基本文化技能的人所享用。

对这种靠垄断维持的体系的挑战——文言文、限制其作用的文学规范、体现儒家品味的审美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同时也是对构成儒家制度主要支柱之一的精英统治(社会和道德)原则的挑战。

没有任何东西能更形象地描述新文化知识分子打破传统对当代思想束缚的决心。

“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

”鲁迅在1927年写道,“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

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胡适这篇标题谦谨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陈述了这场准备就绪的运动的意义。

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与此相关的顽强的自我保护,是胡适个性中的固有特征。

对他奉行的价值观的坚定信心,对历史变革进步目标不动摇的乐观信念,使胡适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坚定信念的表达者,而且也成为一个个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赖的人。

在许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新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成功战胜早年逆境的青年,一个未受中国社会及政治崩溃精神打击的幸存者,新文化时代出现的明星之一,善于表达,富于创造,是新文化理想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

胡适生于上海,他父亲1891年12月被委任为上海一个小官吏。

但他童年却在远离这个中国最大商埠的故乡,皖南山区一个小村庄里度过,1895年他父亲死后,胡的母亲一直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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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斥“律诗真乃小道尔”,公开反对旧诗词的滥调套语和呆板生硬,反对用典对仗,主张废止格律,提倡用俗语俗字写今日社会的情状。

胡适所追求的,就是要在中国掀起一场“诗体的大解放”运动,而其目的就是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

”可以说,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文学由白话文的推广普及以及新诗的创作的风行而呈现出勃勃生机,胡适的文学主张基本实现了,可是胡适的目标不仅在此,在《新青年》上论及“新思潮的意义时”,胡适把文化革新分解为四个步骤:1.“研究问题”、2.“输入学理”、3.“整理国故”、4.“再造文明”。

他希望构建一个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机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开始,吸收西方科学理论以佐研究,在认真整理“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基础上,“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误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5最后才能创造一个建立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而又能兼收并蓄世界先进科学理论为我所用以完善自身的新文明。

这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中国文化设计的发展道路,也是他这期间最主要的学术成就。

胡适发表的《谈新诗》,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一篇新诗理论方面的文章。

文章肯定了当时新诗的成绩,肯定了“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的进步”,对新旧诗的比较、新诗的音节、新诗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正因为是"尝试",胡适的诗艺还不免幼稚,有明显的不足:一些作品还未脱旧诗的窠臼,甚至散发出"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缺乏想象力,浅入浅出,较少余香与回味;重理轻情,阐理有余而抒情不足;有些诗平铺直叙,节奏感不强,几近分行的散文。

胡适的"尝试"有勇,而创造无力,他的才情似不近诗,这就使他的新诗创作与他的诗论倡导不相平衡。

正是自由体诗歌形式的选择,新诗才葆有开放性的生命活力。

新诗在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的深层探索中,以敏锐的感觉和精深的思想进行了繁复的诗学表达,其探险性和开放性构成新诗的传统。

诗体的选择和诗学精神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新诗的现代性意识。

胡适的主张和他的贡献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注释着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实证主义的主张,虽然在现实施行过程中遇到了层层阻力,许多设计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实现,但他毕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有人评价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但是开创了一切。

”这话是公允的,中国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无不是胡适和他的同仁们辛勤开拓的结果。

他追求自由的表达思想,他渴望学术和民族的独立,他期待一个崭新的中国文明蓬勃而出。

胡适、郭沫若对传统的旧诗格式的打破,对现代新诗格局的开创,即破旧立新,开创了一代诗风。

(白话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胡适,中国新诗的第一人。

1917年2月在《新青年》率先发表《白话诗八首》,是最早尝试新诗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初期白话诗人。

1920年3月他的《尝试集》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

他的贡献在于对新诗的引导,开辟新路,率先进行了尝试,用白话入诗,力图打破传统旧诗格式。

缺点是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不高,属于半新半旧,过渡性的诗歌,没有彻底完成对旧诗的改造。

简答:初期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语言上以白话写诗将中国诗歌从文言语体中解放出来,赋予中国诗歌更多的载体;二是创立了自由诗、无韵诗、散文诗等多种诗歌形式,将中国诗歌从旧诗词固定的体式中解放出来,赋予新诗鲜活的生命力。

初期白话诗的主要不足是:缺乏情感和想象力,语言散文化,缺少诗歌应有的韵律美和节奏感。

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

他认为“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1[⑦]他看到了诗体特征与诗的表现功能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的诗体最适合表现精神的自由发展、丰富复杂的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这一见解是异常深刻的。

近代文学变革,包括“诗界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剥离了文学形式与文学表现功能的关系。

他们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以对旧的诗歌体式的认同,旧的风格的坚守为原则的。

结果是有了“新意境”,却没有产生新文学。

“五四”诗歌文体形式的转换,显示的正是“五四”文学革命变革传统文学现代性意义的新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体现了新诗对“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本质属性的率先把握。

胡适倡导的文体解放,到了郭沫若《女神》的出现,才有了第一次富有现代性意义的成果。

郭沫若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的选择与创造,开始赋予了中国诗歌超越陈腐、奔向现代的宏大气概与新锐品格,把中国诗歌带向了一个与外来现代思想和文化思潮呼应激荡的新时代。

可以说,“五四”诗歌革命的文体解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互为因果、互相推动,极大地开阔与提升了中国诗歌的思想境界与审美品格。

现代白话诗歌运动发动的文体革命是一次诗歌本体意义的质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几次文体演变。

它要彻底地突破音韵格律的束缚,而不是局部的突破与改造,要求的是实现形式自由化的全新的转换,以期适应现代人心灵的自由向度与精神的大解放。

白话新诗运动,也是西方19世纪下半叶(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中的自由诗派)与20世纪初期(英美意象派诗人兴起的自由诗革命)现代自由诗运动影响的结果。

这种影响不仅是诗歌革命的态度、内容,还包括诗歌语言、体式特征等。

可以说,中国的白话诗歌运动是这场世界性的、反传统的、现代自由化的诗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并且,胡适是把语言工具的革命作为诗歌革命的关键问题来认识的。

新诗运动实际上是以白话代文言的白话诗歌运动,另一方面则是自由体代格律体的文体革命,这两者互为因果,诗歌语言是与诗歌文体有着内在一致性的。

白话语体与自由文体融合构成现代白话诗体。

散文化诗潮带来的诗歌语言的芜杂、诗体形式的混乱、诗歌节奏的弱化,诗思的散漫等,都是我们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问题。

总体说来,胡适的诗体解放尝试大致采取了“反诗歌的散文化”与“反文言的白话化”两种方式。

“反诗歌的散文化”,即将文入诗,打破古典诗歌行文规范;“反文言的白话化”,即以当下鲜活的语言取代渐已僵死的陈言,使诗歌创作更能贴近普通民众尤其是日益变革的现实生活。

前者致力的打破古典规范,虽然还不能说是现代性自由意识的自觉,但无疑具有潜在的变革冲动,带有个性解放的萌芽;后者在身体力行白话入诗的过程中,则已开始有意识地彰显个人自由,其对“真正的白话”的重视,即是对个人生活本真状态的关注。

i[20]胡适后期《尝试集》中《关不住了》、《一颗星儿》、《威权》等14首被其自认为是“真正的白话诗”及其“成熟期”以后的许多诗作,虽然不过是早期“反诗歌的散文化”与“反文言的白话化”的延续并将之更好地统一起来而已,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文言规范、古典诗歌规范具有强大权势的情况下,其自由白话诗的创作特别是对真正的白话的提倡,无疑是对传统规范的重大挑战,因而亦吻合了时代需求变革的特征,具有了现代性,从而在诗体解放方面取得了实绩。

这种看来似不拘音节形式的诗体大解放,实则仍是对句式和音节等形式因素的重视,这就使其诗作在打破旧体诗藩篱实现诗体解放的同时,不自觉地又将诗体再次束缚起来,进入了另一层拘囿。

由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胡适坚决反对音律的限制,要实现诗体的大解放,主张有甚说甚,怎么说就怎么做;另一方面他又孜孜于音节的琐碎辨析和种种试验,处处苛求自然之音,殊不知这样一来的“自然”已非真正的“自然”,而是个人化的自然,人性的尊重和个人的张扬才是其要点,但当时的胡适显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当他仅仅在诗意和诗音层把“天籁”等同于“白话”时,其所谓的诗体解放,也就只能是半解放了。

胡适诗歌中表现的这些矛盾,一方面既是其没有能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将文学内容与形式矛盾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新诗发生期暧昧性的表现,表明了过渡时期的必然探索和矛盾状态。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自由白话诗虽然是旧诗规范之外的一种发明,从语言方式到阅读方式,都改变了传统诗歌的表意模式,并又受制于既定的诗歌阅读和接受习惯,但另一方面,它显然更是那个变革时代的产物,是“人”的重新发现和“人”的抗争的产物,而胡适或者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者是试图以自由主义或不争主义将之消融,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其更大的成就,从而将诗歌语言再次局限于形式上的音意层。

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 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

可以说, “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

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 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

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 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可以说,“诗体的大解放”正是胡适新诗理论的灵魂:“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

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这便是‘诗体的解放’”(注:胡适:《答朱经农》,见《胡适文存》卷一,第6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

在胡适看来,只要诗体解放了,新诗的其他问题诸如写作方法等便会相应解决。

如果说梁启超呼唤的“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在保留旧形式的前提下倡导内容的革新,因而是一种不彻底的文学改良的话,那么胡适的“诗体的大解放”的主张,则鲜明地表现了一种诗体革命的意识,即把诗歌形式的革新作为新诗建设的核心。

因为比较而言,诗歌的内容要更活泼一些,不断地在流动与变化之中,而诗歌的形式则要稳定得多,其历史的惰性要更大,对诗歌形式的改造,要比在旧形式中填充新的内容艰难得多。

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新派诗”和“诗界革命”的鼓吹者,以新的知识、学理、名词入诗,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应该改变旧诗的形式。

而胡适的“诗体的大解放”则是向旧诗的最顽固的堡垒开炮,是啃的最硬的骨头。

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的建立正是从诗体的解放开始的。

胡适的“诗体大解放”的思想在新诗诞生的初期之所以被当时的新诗人广泛接受,并成为新诗运动的指导纲领,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

作为形式范畴的诗体,尽管有其稳定性,但是也一直在缓慢的变化过程中。

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变革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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