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中文体论思想的比较分析92

刘勰在《附会》里说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他提出了端正文之体制的五个主要方面：情志、事义、辞采、宫商以及具体的辞藻。他将前四者比喻成人体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将“情志”比作“神明”，即一个人的精神，是人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决定人正常生存的首要部分，可见在刘勰眼中“情志”之重要。这也是他对曹丕、陆机思想的超越之处。
二、《文赋》中的文体论思想及其继承与超越
仔细阅读《文赋》，不难发现，陆机在继承、发展曹丕的文体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体论体系：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在这里还可以看出，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诗赋欲丽”观点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在强调了诗与赋的美学特征的同时，也是各自以“缘情”、“体物”为基础的。这也是与他的中心观点“意物相称，文辞逮意”相联系的。
从陆机的《文赋》开始，文体被古代文论家们分得越来越细致，划分标准也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这是文体论的一个新的发展。
首先，是在探究方法上，与他们相比，刘勰的探究方法更加科学、系统与细致：他对每种文体的起源及历史发展状况、名称含义特点、此种文体的风格特点、代表作品、创作要领和方法，都做了深刻的、全面的、精到的论述。
其次，在具体论述上，他不仅对不同文体的特点归纳得更多更具体，他甚至将不同文体又往下细分到不同类别来探求其特点。如：在《明诗》中，他将诗细化到四言与五言来加以分析，他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倜傥，则清丽居宗。”
中国的文体形成时代非常早，就现存出土文献看，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不少成熟文体了。但作为文章学的文体论出现却非常晚，真正系统、成熟的文体论的出现，大概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吴承学教授和李冠兰研究员认为：从早期文体学史特殊性的实际出发，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并不是文体理论上的自觉，而是在观念上区别文体与运用文体的自觉。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几个文学理论作品的阅读，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体论思想体系。本文尝试通过对《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三个中国古代杰出文学理论作品的对比分析，来粗略陈述文体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梗概，及三个作品在阐述这一问题时的相互继承与超越。
尤为突出的是，刘勰提出了“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在这里，刘勰明确指出了“情”与“辞”两者互相依存，不可缺少。这既包括了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丽”也包括了陆机《文赋》中“意物相称，文辞逮意”的“意，物，文”，他将这些都统一在一起。并且刘勰更加强调“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作家要懂得体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情与物不可分开，以辞叙物必先体情。
一、《典论·论文》中的文体论思想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文非一体”，他把文章分为“四科八种”：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通才能备其体。”
曹丕所说的“文”，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共计八种体裁。他还首次提出了“文”的“本”、“末”问题即各种不同形式，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文”既有不同特征，又有共同本质。这表明在当时文已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主张奏章和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与赋体应该华美。这便是“末异”。他分出不同的文体，并且概括出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大的突破。尤其是“诗赋欲丽”的观点，一反前人强调诗赋的教化作用而否定其美学特征的陈旧观念，如先秦时期将诗看作是社会服务的工具，两汉更是强化这种观点而使诗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合理化、理论化。而在这里曹丕则是肯定了诗赋的形式美。这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是分不开的。文体论也走向了自觉时代。
三、《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思想及其继承与超越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是他进行文体研究的方法，因此他的文体研究是做的非常细致的，他的文体论思想也是非常精深全面的。
据统计，《文心雕龙》涉及了大约三十四种文体（包括诗、乐府、赋、讼、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等等），刘勰从《明诗》到《书记》篇共计二十篇对这三十四种文体进行了研究，探求了它们各自的文体风格和语言特点。但实际上其中还附带论及许多有关文体，比方说杂文中包含了对问、七、连珠三类，《书记》一篇又论及多种支流共计二十四种。所以刘勰划分的文体数量远远超过了曹丕和陆机。这是刘勰对文体论的一大发展，也是魏晋以来文体思想系统化的一大飞跃。并且，他对不同文体风格和特点的探究比曹丕和陆机要更加深入和仔细。
《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中文体论思想的比较分析
文体的问题很复杂，文体到底分为哪几种？针对这个问题，很多古代文论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这三个杰出的文学理论作品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谈到了文体论思想，这三个作品中关于文体论的部分相互继承又互相超越，向我们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论思想的发展过程。
他将文体分为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和“说”十类，相比曹丕，他将文体划分得更加细致。他加入了“碑”、“箴”、“颂”、“说”四个类别，并将曹丕的“书论”整合为“论”，“奏议”归纳为“奏”，将四科八种发展到了十类。而“碑”用来刻记功德，务必文质相当；“箴”用来讽谏得失，特点是抑扬顿挫，文理清壮；“颂”用来歌功颂德，特点是从容舒缓，繁彩华彰；“说”用来论辨说理，特点是奇诡诱人，辞彩有光。值得一提的是，他划分不同文体的标准不再仅仅是独立地考虑语言风格，而且是讲究“意物相称，文辞逮意”。这在“碑披文以相质”中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文体同语言应当一致，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应该统一。陆机是立足于这一点才提出“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审美要求”这一观点。这是陆机的独到之处，也是他超越曹丕《典论·论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