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主张--《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储安平(1909-1966)，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原载《观察》1946年创刊号一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
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
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
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
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
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
是非不明，正气不张。
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
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
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
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
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
敞开通向智慧之门--《人与世界》(广西大学人文)
敞开通向智慧之门舒马赫(?-1977)，英籍德国人，学者。
本文节选自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笑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题目为编者所加。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
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
—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
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
”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
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
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
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
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
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
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
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与设备：——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适合于小规模应用；——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
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
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
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
地方国家消亡论--《人与世界》(广西大学人文)
地方国家消亡论汤因比池田大作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
池田大作(1928- )，本佛教学者。
本文选自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本文有删节。
池田国家威信在丧失，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值得注意的倾向。
特别是在国家形态高度完备的所谓发达国家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但是国家这一概念，如博士所说是对古代集团力量崇拜的复活，近世以来很不容易才明确起来的。
对人类来说，不能否认国家是有用的，但不是不可缺少的，也不是什么尊严的东西。
倒可以说，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对人类有害的一面更大些。
汤因比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的主要宗教。
比起任何其他宗教来有更多的人虔诚地信奉这种宗教。
这种信仰遍及全球，今天大约有140个正式的地方主权国家。
每个国家都被奉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圣权力，以前地方主权国家，无论在理念上或实际上都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但像您所说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地方民族国家的崇拜思想减退了。
池田这是因为什么呢?我想第一是经济文化以及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国际交流频繁起来了。
这些活动越出了国家权力干预的领域。
人们感到国家的存在反而会妨碍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的自由。
第二是今天被认为是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时代。
这种战争的规模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处理得了的。
我想这是国家权威低落的重要原因。
就是说，在国际纠纷中超级大国有着强有力的发言权。
但是超级大国也不是具有一切职能的。
因此，就不能不依赖集体防卫体制等同盟形式。
然而在这种集体防卫体制中，也始终是持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掌握着主导权，中小国家尽管大胆发言，也总是被忽视的。
换句话说，以前单独进行战争是国家的特权。
今天由于核武器的令人恐怖的破坏性，任何国家都难于单独进行战争了。
汤因比我也认为您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是今天历来被神化了的地方国家权威跌落的主要原因。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1930- )，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选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有删节。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
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
……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第475页)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
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
例如邹容①《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
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
宋恕②《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
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
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一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
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
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
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
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人与世界》(广西大学人文)
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哈维尔(1936- )捷克作家，现任捷克总统。
本文为作者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张钰译。
有删节。
译者的话：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先生1999年4月29日在渥太华对加拿大国会两院议员的演说已发表一周年了。
这篇演说对北约军事干涉行动的高度评价，至今仍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所陈述的新世纪价值观，被概括为「人权高于主权」，已成为当代世界人权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笔者将全文译出以资参考，也表纪念之意。
捷克不过是欧洲一小国，其前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共和国的「文明离婚」，创造了当代文明的两项世界纪录；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权民主运动领袖和前联邦总统，哈维尔先生在其中的影响和贡献之大举世周知。
更难能可贵的却是他能始终坚持「人的价值高于国家」的理念，这即使在「人权斗士」出身的国家领导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比起那些一有权就变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伪君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捷克人民和哈维尔先生的榜样，应该使目前陷入「统独之争」尤其是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各方人士深刻反省。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没有直接提及「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命题，并非笔者的漏译或误译，因为最接近的提法本就只是「人（的）权（利）高于国（家）权（利）」（Human rights rank above the rights of states）和「（人的）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Human liberties constitue a value higher than State sovereignty）；至于这些命题之间的是否有差异，读者可自作判断。
此外，「国家」一词在原文中基本都是state(s)，只有极个别的特殊部位原为nation或country（译文中将注明），有心者自可体会原作者的用意。
笔者中、英文功力有限，译文只能以「信」为主，力求通「达」，却很难兼顾其「雅」，因此恐怕无法再现原作的文采及风格，实在抱歉。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源--《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杜亚泉(1873-1993)，中国现代学者。
本文选自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编《杜亚泉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吾国人素乏国家思想。
自寰海交通，备受列强强烈之刺激，此思想乃稍稍发生。
自民国成立，人民得参预政治之权利，此思想乃愈就发达。
比年国内优秀，既呼号奔走，敝精神捐生命于国事之一途。
其次则从事社会事业，直接间接以谋国家之福利。
即普通人民，对于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亦渐觉悟。
前年救国储金会，发起未及数月，竟能得多数之响应，集巨大之金额。
即此以观，则吾国人爱国观念，已不似从前之淡泊矣。
然而默察国内现状，尚有未许乐观者、国人虽悟个人主义之不足以立国，渐知注重于国家，顾个人与国家间，仍不免有种种之冲突，非公私混杂，则意见纷歧。
其假国家名义以营个人私利者无论已，即能以国家为职志，而或义始利终，未能贯彻其宗旨，跋前嚏（不要口）后，动为环象所推移。
年来政界之泯棼，社会之俶扰，多缘于此；究厥原因，则国家与个人，未尝区分界域之故也，论者每谓国家为全体，个人为分子，分子当消纳于全体之中，个人当从属于国家之内，决无界域之可以区画；上云诸弊，乃由于个人主义，未尽蠲除，吾人不知爱国则已，既以国家为前提，则宜牺牲个人，以附属于国家，不能使国家与个人，立于对待之境地也。
不知个人虽为国家分子，其个人地位，依然存在，未尝消灭，而欲剥除其一切之权利，阻遏其应有之生计，使受支配于国家，势必不可。
虽谓全体之安危，即分子之安危，国家之利害，即个人之利害，国家苟臻强盛，个人之福利，自在其中；然国家所谋者，乃多数个人之利害，若其少数，讵能一一顾及?且个人之地位，各有不同，国家之施措，有此认为利而彼认为害者；则此少数之个人，及认为有害之各个人，其对于国事，不肯牺牲一己以利全体，亦固其所。
是谓举国家即可包括个人，个人无复有自谋之余地，亦非通论。
虽或激于爱国义愤，容有抛弃其个人主义之一时，然勉强而非自然，决难永久持续。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灏(1937- )，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本文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引子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20年才响亮起来的。
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
今天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
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作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
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
我今天要谈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
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100年以前．1895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年至1920年初)。
在这以前，中国自从19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
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
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20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
知识分子的责任--《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哈维尔(1936— )，捷克作家，曾任捷克总统。
本文选自“思想的境界”网站，黄灿然译。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
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
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
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
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
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
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
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持续不断地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
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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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领导者之一。
本文选自《胡适文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
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①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
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
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
”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
凡是社会上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
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
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
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
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②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
论。
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的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
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
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
—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
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
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
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
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
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
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负担不起。
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
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
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
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
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
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十一，五，十三
提议人职业
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医学博士
陶知行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原载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又载1922年5月15日《晨报》，又载1922年5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①“基尔特”为英语“行会”的音译，“基尔特社会主义”又译作“行会社会主义”，是英国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
②袁世凯死后，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政客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