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幸福悖论)
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家和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关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
社会幸福感作为一种更综合的指标，旨在衡量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知和满意程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将探讨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首先，经济增长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享受更多的生活福利，从而提高其幸福感。
例如，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教育资源，使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因此，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然而，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对社会幸福感产生挑战。
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崩溃和自然资源枯竭。
这些问题进一步对人们的健康和生活环境构成威胁，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
其次，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平等现象也可能对社会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当财富和资源被少数人垄断时，社会的分化和对立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失望感也会增加。
这种不平等和不满意可能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幸福感。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转化为社会幸福感。
虽然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幸福感更多的是由内心的平衡和满足感构成。
因此，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价值取向的失衡，使社会陷入物质主义的泥潭。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应当将经济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相结合，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感的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社会的综合进步。
首先，政府应制定和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其次，政府应注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减少贫富差距，提高市民的福利水平。
同时，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文化活动等方面，提高人们对福利的享受。
此外，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应该被鼓励和支持，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包容性发展。
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关系
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关系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讨论幸福感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关键，而其他人则认为金钱并不是决定人们幸福与否的唯一因素。
那么，究竟幸福感和经济状况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是一个主观的衡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幸福感的来源可能存在差异。
对于一些人来说，经济状况的改善确实可以提升其幸福感。
一份高薪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舒适的居住环境以及充实的生活都能够让人感到满足和幸福。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将财富作为评判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经济状况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尽管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可能会削弱个人的幸福感。
贪婪和追求无休止的财务目标可能导致人们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幸福源泉，例如人际关系、健康和精神成长。
因此，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状况，还要考虑到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除了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之外，社会因素也对幸福感产生着重要影响。
社会的经济状况以及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当经济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时，社会的幸福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可能会提高更多人的幸福感。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感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还与个人的心理状况息息相关。
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让人更加容易感到幸福。
即使面对经济困境，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他或她仍然可以拥有高度的幸福感。
因此，人们应当注重培养自己的心理健康，以实现更持久的幸福感。
综上所述，幸福感与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并不能简单地得出财富即幸福的结论。
经济实力的提高可能为个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但追求物质财富并不是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
除了经济条件之外，个人的心理状态、社会环境以及对人际关系的重视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的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的关系研究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之一。
然而，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追求越来越高，一个重要问题浮出水面：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经济增长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的收入，这给人们带来了更好的物质条件。
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购买住房、汽车和其他消费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这种物质改善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感，因为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幸福的唯一因素。
除了物质层面的满足，人们也渴望更高的精神层面的幸福感。
而这种幸福感往往与社会关系、社区认同和个人成就等因素有关。
尽管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人际关系的弱化和社会凝聚力减少的趋势。
长时间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节奏可能让人们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情感支持，从而负面影响了幸福感。
此外，经济增长常常伴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恶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过度追求高消费和高排放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问题。
环境问题对人类的幸福感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无法从破坏的自然环境中获得乐趣和满足。
尽管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它的可持续性却受到了质疑。
幸福指数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它旨在评估一个社会或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虽然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幸福指数，但一些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通过多个指标，如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等，对不同国家的幸福程度进行排名和比较。
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非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越多越好”。
在收入水平得到满足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
相反，一些研究发现，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然而，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中，经济增长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幸福感仍然至关重要。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阅读答案
为什么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这个“幸福悖论”值得我们反思。
以下是为你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阅读材料“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
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
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
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
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
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
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
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
幸福悖论的质疑与新解
幸福悖论的质疑与新解【摘要】本文尝试以男性收入、平均时薪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个指标增长缓慢甚至有下降，和幸福感的变化曲线相似。
使用这两个指标较真实地反映了物质财富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幸福；收入；悖论；伊斯特林；财富伊斯特林悖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而伊斯特林悖论在美国也一直重复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但调查表明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提高。
研究人员从各个角度包括用心理学解释了，为什么收入超过一个临界点后人们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幸福的提高；比如一种解释是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
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者服务所能获得的满足程度，欲望则是一种缺乏的感觉和求得满足的欲望。
当效用给定时，欲望值越大，幸福值越小，所以即使效用是一样的，幸福感也因人而异。
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加可以抵消分子效用的增长，其结果就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程度的增加。
另一种解释是，收入的增长确实使美国人更幸福了，但是离婚率的上升和社交性的下降抵消了收入增长带来的幸福。
一、1972～2005年美国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对于幸福的测量，最典型的是美国民意研究中心每年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幸福的问题：“总的说来，你觉得最近：a.非常幸福（very happy）；b.相当幸福（pretty pappy）；c.不很幸福（not very happy）。
”调查者事先并没有给出幸福的确切定义，而是将这个定义让渡给了调查对象，由调查对象自己来确定幸福的标准和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这种调查虽然仍具有主观性，但结果却是客观的。
并不涉及到“幸福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到调查者预设的价值判断；对于财富的测量就是人均gdp。
专题：“幸福悖论”研究
三、对幸福悖论的解释
（二）心理适应理论 相对收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幸福悖论，但它也 有不足之处。根据相对收入理论，人们幸福的提 高主要来自于高收入带来的炫耀性消费，但是经 济社会不仅生产“地位性商品”，还在大量生产 不具有炫耀性特征的“非地位性商品”，那么长 期中“非地位性商品”的增长为什么没有增进人 们的幸福？要回答这一点仅仅依靠相对收入理论 是不够的，还要用到心理学中的适应理论。
三、对幸福悖论的解释
（一）相对收入理论 相对收入理论有时也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 认为，人们会把社会中的其他人看作是参考群 （reference group），把参考群的平均收入称 为参考收入（reference income），人们自己的 收入与参考收入之比称为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相对收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决定人 们幸福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相对收入，而不是以购 买力衡量的绝对收入（absolute income）。
五、政策建议
（二）更多地实施累进的消费税和所得税 第一，外部性理论。 第二，资源浪费理论。 第三，收入不平等理论。
二、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可见，一国内的横截面研究与跨国比较研究都表 明，收入能够促进幸福水平的提高，但是收入越 高，其对幸福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小。这一结论与 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是一致的，即总效用会随收入 的增加而增加，同时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但是对幸福与收入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却令人困 惑：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并不能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 提高，也就是说，收入与幸福在长期中是不相关 的。这一幸福悖论的提出对主流经济学的上述假 设形成了挑战，同时也激起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 兴趣。
三、对幸悖论的解释
幸福悖论成因探析
幸福悖论成因探析作者：刘云袁旗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23期摘要幸福悖论成因主要是未能正确理解幸福的内涵及其来源,进而片面地认为幸福水平由穷富决定的。
本文指出探析幸福悖论成因,有利于个体创造和获得幸福,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幸福悖论伊斯特林个体创造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74-03一、何为幸福悖论和幸福幸福悖论也称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又叫伊斯特林反论、伊斯特林逆论或“幸福—收入之谜”。
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首次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探析幸福悖论成因,首先要理解何为幸福。
关于什么是幸福,古汉语字词典很少解释,专门研究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对幸福的定义也不一致,而且从一些伦理学和心理学著作包括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幸福悖论中,也多把幸福和快乐几乎作为相同概念使用,不仅如此,即使有对幸福作定义的,也多是描述性的,即对一个人处于幸福状态的外在表现。
通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么解释幸福的:一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二是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
①不过从内容看幸福的很大一部分构成是没有争议的,就像和谐的友情、美好的婚姻和极高的社会参与感,对于幸福的大部分分歧主要来自于对财富的理解。
本人认为,幸福就是主体需要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满足后表现出的真实而又稳定的情绪。
这个概念强调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幸福是主体的切身感受。
也就是当主体的某种需要获得满足时的切身感受,它是主体的一种自我体会,非他人能越俎代庖,同时指出幸福为人类所特有的情绪感受。
第二,幸福来源于主体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而满足。
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进行活动的原动力,而且这种需要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既包括身体的,也包括心理的。
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指数
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指数人们常常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繁荣的标志，因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等。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只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功和幸福程度呢？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确实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但它并不能全面衡量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例如，一个国家的GDP可能持续增长，但同时也可能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加剧、社会问题增多等问题。
这些问题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单纯以经济增长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功是不够的。
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指标，即社会幸福指数（Social Well-being Index），它包括了许多与人们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社会公正、环境友好等。
相较于GDP，社会幸福指数更具综合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一个社会的状况。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将社会幸福指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以丹麦为例，虽然该国的GDP并不是全球最高的，但根据国际机构发布的数据，丹麦始终是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得益于丹麦政府注重提供全民福利、保障社会公正和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等因素。
那么，如何提高社会幸福指数呢？首先，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通过投资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综合能力，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能够提高社会幸福指数。
其次，关注社会公正是提升社会幸福指数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个公正的社会，能够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减少贫富差距，消除社会的不公正现象。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生活更加美好。
另外，保障人民的健康也是增加社会幸福指数的关键。
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权益，减少因疾病和疾病负担而带来的痛苦。
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建立起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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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
-----------基于幸福悖论的探讨
摘要：幸福悖论又称伊斯特林逆论，认为财富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的增加便无法继续提高幸福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会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
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概括为个人的特征和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
针对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提出合理收入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措施。
关键字：幸福悖论幸福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一、引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国民收入的新研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财富增长不成比例。
研究人员指出，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大幅提高。
总而言之，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
对于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有对幸福感的单一认识，认为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高，富国国民幸福感强于穷国国民观念，产生了幸福悖论的理念。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阐述衡量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并对此简要提出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
二、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说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存在。
下面我们将会对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做出分析说明。
（1）经济的增长
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社会中所有人幸福的加总即为社会的总体幸福，道德、立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就是尽量增进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的总体幸福。
但是感受的快乐和痛苦是难以量化衡量，因此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旧新福利经济学以及建基其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用效用或福利来衡量个人幸福，效用来自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最终决定于收入的多少，社会的总福利可以通过国民总收入，即现在得到政府和大多数人们广泛看重的GDP来进行衡量。
从此，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不可捉摸、难以衡量的主观幸福就被实实在在的、可以准确衡量的客观收入或财富所取代。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和普遍富裕的时代，批评家们喜欢谈论所谓的“财富悖论”，他们说大众追求物质财富往好处说是徒劳的，可能性更大的结果是让人更加不幸福。
那些对经济增长持怀疑观点的人说追求物质财富简直就像患了疾病一样，他们说发达国家得了“富贵病”或者“奢侈病”。
虽然经济的增长并不是衡量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否定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而财富增长怀疑论者好像忘了富裕生活即便不一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也是带来巨大好处的事实。
经济的增长给国民带来了稳定的生活，不必再忍受建国初期饥寒
交迫的痛苦，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就业的压力，而且研究数据也显示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而持久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 随着收入的增加, 多数国家的国民幸福感都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贫穷国家里, 幸福水平有显著的提升,只是富裕国家里幸福的增加则轻微一些(Hagerty& Veenhoven, 2003; Veenhoven & Hagerty, 2006)。
（2）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包含着受心理因素、价值观、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
针对心理的攀比相对理论而言，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
国内近期的一项经济学研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中国居民的人均ＧＤＰ有很大幅度的增加，然而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居民生活满意度从１９９０年的大约７．３下降为２００７年的６．８，幸福感水平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０．６８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７７。
（曹大宇,《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２００９）
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时, 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相关的人,例如同事、同学、邻居等进行对比, 举收入为例, 这就是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的心理过程。
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 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
尤其是当收入水平较高的时候, 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Sweeney, & McFarlin, 2004; Mentzakisa & Morob,2009)。
人们对生活环境中的变化最初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但是不久他们会逐渐习惯, 适应新的生活情境, 致使其又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 这样就好比站在一个“快乐踏水车”上(Diener, Lucas,
&Scollon, 2006)。
伴随社会比较和适应两个心理过程而产生的是人们不断上升的收入欲望(incomeaspirations)。
一方面, 人们通过收入的比较来获得自己的相对地位, 而且人们倾向于向上比较,所以收入欲望往往高于实际达到的水平; 另一方面, 人们对增加的收入会产生适应, 收入的增长最初会给人们带来额外的快乐, 但这种快乐通常只是短暂的, 当人们适应了这种收入水平以后,又会产生更高的收入欲望。
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使得人们总是为更高的欲望而努力奋斗(Stutzer,2004; Binswanger, 2006)。
但是, 欲望太高不会使人幸福, 因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
研究发现, 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Solberg et al., 2002; Stutzer, 2004;Bjørnskov, Gupta, & Pedersen, 2008; Brown et al.,2009; McBride, 2010)。
如果保持收入欲望不变而增加实际收入, 那么人们的幸福感就会提高。
但实际情况是, 收入欲望也会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Easterlin, 2001; Stutzer, 2004)。
对于穷人来说，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富人对比在实践上是绝对有道理的。
因为有钱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好的技术，更高质量的健康水平，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模糊了解能够得到的东西。
当然羡慕有钱人拥有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不健康的嫉妒心理，相反，人们不满意自己的命运的事实可以被看作寻求改变的健康动机，人类对自己命运不满意的倾向还有积极的一面，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3）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
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
传统经济学通过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来推测人们的效用和福利，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在可以选择商品A的时候却选择了B，就意味着B给他带来的快乐要大于A。
然而，由于在现实中人们对于绝大多数宏观制度安排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通过选择来推断的效用及其蕴含的幸福就必然比较狭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
多数收益流向最富有阶层，弱势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没有得到重视，研究指出人们似乎天生对富人充满愤恨，甚至在自身生活条件得到绝对改善之后仍旧如此。
对于社会不公平，服务机制不完善，弱势群体的保护不足的现象也是导致国民幸福感不高的主要原因。
三、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及小结
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提高幸福感的标准，因此应该多途径去改变。
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加强合理收入的分配调整政策和宏观调控，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做到过程公正，结果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提高国民的幸福感。
毕竟做到让人民更加幸福和快乐，才是政府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李静，郭永玉（2011）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李静, 郭永玉. (2010).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心理科学进展Vol. 18, No. 7, 1073–1080
李静, 郭永玉. (2008).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 心理研究, 1(1), 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