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

方言与文化
方言与文化

方言的形成以甘肃方言的特点

我国众多的方言的形成,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这样说:

第一,古代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国家不是十分统一的,因而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人口的日益增加、国家经常有封建割据等等原因,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的语言,也就各自相对独立地演变着,不易获得变化的一致性。于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就使得各个地区的语言逐渐产生了差异,逐渐减少了共同性的因素,形成了各地区各有特点的方言。我国北方方言系统的各地方言,包括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和华东的一部分,大致就是这样造成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所迫而造成过多次的人口大迁移,也是方言形成的一个原因。例如东晋至隋唐、唐宋至宋、宋末至明初,我国中原一带的居民曾有三次向南大迁移,结果形成为现在分布于广东、江西等地的客家方言。“因为客家先民南迁后,定居在闭塞的山地,一方面保存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渗透,而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和保守思想,也增强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抵抗;客家住地不但形成了他们自己特殊的社会生活区域,保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礼俗,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统。”

第三,在人口大迁移的情况下,如果迁入外族居住区域,则必然发生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相互影响,以至同化,这也是造成方言特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例如两广地区是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但自从周秦以来,大批汉族人由北南下,逐渐造成了“喧宾夺主”的状况,在数量上超过了土著民族的人口,加上汉族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又比土著民族日益发达,历代统治者又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结果使土著民族日益汉化。当然,在民族同化和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汉族人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外族语言的影响。因而,“粤方言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以及民族杂居等原因,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许多古汉语中本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非汉语的因素,从而构成它的方言特征。”

甘肃方言从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北次方言。在生产生活中,各地又分化产生出了各自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方言区,分别是甘南地区方

言、临夏地区方言、天水张家川方言、河西地区方言、平凉地区方言、兰州地区方言。这些方言虽然都属于甘肃方言的范畴,但从各方言代表点的情况看,其内部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且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甘肃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在语音上的差异表现得最为突出。

语音上的差异

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即口语方面),甘肃方言也不例外,它在声母、韵母、音调三个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声母

甘肃方言的声母与普通话的声母有着较大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零声母字比普通话少。

普通话四呼中都有零声母字。尽管实际发音时,这些零声母音节开头常带有一定的摩擦,但这种摩擦音比较轻微,有时明显,有时不太明显,所以声母位置是个“虚位”。

甘肃方言将普通话的一部分零声母字读成了有辅音声母的字。大致情况如下:①不少地方将开口呼零声母字前加上了声母n或ng。例

如:“安”、“挨”、“傲”、“恩”、“欧”等字,在甘肃临夏、平凉、庆阳等地加上了n声母,而在定西、天水、武都等地则加上了ng 声母。还有其他特殊情况,如甘谷人读“爱”、“额”等字,前边加上g声母,兰州人在读“饿”字时加上了v(唇齿浊擦音)声母。②合口呼零声母字,

如“我”、“文”、“屋”、“歪”、“忘”、“翁”等字,几乎在甘肃所有地区都将音节开头的音读作唇齿浊擦音v。

2、舌尖鼻音与边音混读。

普通话中舌尖浊鼻音n与舌尖浊边音l,二者发音部位相同,都是舌尖与上齿龈形成阻碍,但发音方法有别。n是气流振动声带后从鼻腔流出,l是气流振动声带后从舌头两边流出。甘肃方言中这两个声母有混读现象。大体上分为两类情况:①全部混读。如兰州话中n、l是两个自由变体,“男、农、怒、牛”与“兰、龙、路、刘”两组的声母n和l随便读,不受条件限制,没有辨别意义的作用。②部分相混。如定西、天水等地,这两个声母在与齐齿呼韵母相拼合时,分而不混,

加“牛”、“刘”不相混;其他情况下相混。其中大都是将n声母字读作l声母字,如定西话、天水话等。也有将l声母字读作n声母字的情况,如武都话。

3、zh组声母读音比较特殊。

普通话以舌尖后音zh、ch、sh、 r为声母的字,在甘肃方言中的读音比较复杂。可以归为两大类。①甘肃不少地区,如定西、天水、武都、平凉、庆阳、酒泉等地,将—部分zh、ch、sh声母的开口呼韵母字,读作相应的z、c、s声母的字。如将“枝”、“抄”、“是”的声母分别读成z、c、s。但“知”、“超”、“世”等字的声母仍读作zh、ch、sh。②zh组的合口呼韵母字,在甘肃方言中读音纷杂而特殊。例如,“猪”、“出”、“书”、“如”这4个字的声母,在张掖话中分别读作g、k、f、v。在定西、天水、武都等地则把前三个字的声母分别读作舌叶音[t∫、t∫‘、∫]。

4、普通话j组声母的—部分字在甘肃方言中读作z组或g组声母字。

普通话舌面音声母j、q、x的出现是语音史上比较晚的事,它是从z、c、s和g、k、h两组中分化出来的。分化的条件是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的字。甘肃靖远、景泰等地z组声母尚未分化,“鸡”、“举”等字声母为z,“七”、“取”等字的声母为c,“洗”、“虚”等字的声母为s。兰州、天水、平凉等地亦没有g组声母演变分化的遗迹,

如“街”、“腔”、“鞋”三字的声母仍为g、k、h。

5、将—部分不送气音读作了送气音。

普通话塞音、塞擦音中有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对立:b—p d—tg—k j —q zh—ch z—c。甘肃天水、平凉、武都等地方音将—部分不送气音的字读作送气音字。例

如:“病”、“动”、“跪”、“净”、“赵”、“在”等字的声母分别读为送气音p、t、k、q、ch、c。

二、韵母

1、鼻音韵尾趋于简化和消失。

普通话的两套鼻音尾韵母,在甘肃话中大多分不清楚,混读为一套,甚至丢失鼻音韵尾,成为鼻化韵。

甘肃大多数地区是把后鼻尾韵读成前鼻尾韵。例如:兰州话把eng、

ing、ong、iong这几个后鼻尾韵混同于相应的前鼻尾韵,于

是“崩”和“奔”不分、“精”和“金”不分、“共”和“棍”不

分、“穷”和“群”不分。也有把前鼻尾韵读作后鼻尾韵的,例如:

武威话把an、ian、uan、üan、en、in、uen、ün这些前鼻尾韵读作

相应的后鼻尾韵,于

是,“班”和“帮”、“烟”和“秧”、“玩”和“王”、“跟”和“耕”、“今不分。 在甘肃方言中将“鼻尾音”发成“鼻化音”,也是一个带有普

遍性的问题。鼻尾音是指音节中的鼻音韵尾,它是跟在元音后边,它

前边的元音在发音的主要过程中,并不携带鼻音,只是在元音和韵尾

相接的时候才有一个短暂的带鼻音色彩的阶段。而鼻化音是在元音发

音的整个过程中,软腭都是下垂的,口腔、鼻腔同时有气流呼出。甘

肃话往往发鼻韵母时,整个元音鼻化,并丢失韵尾,即末尾口腔没有

闭塞阶段。例如:兰州话将ɑn、in、un、ün这组前鼻尾韵读作鼻化

韵[ε、iε、uε、yε],将ng、ing、ung这组后鼻尾韵读作鼻化韵[

、iɑ、uɑ]。

2、复韵母的舌位动程不足。

构成复韵母的复元音在发音过程中,舌位、唇形都有变化。这种舌位

的高低前后、唇形的圆展等滑动变化过程,就是“动程”。甘肃方音

复韵母大都舌位动程不足。有两种情况:—种是将复元音读作单元

音,没有动程,常常将复元音韵母读作单元音韵母。如部分地区

将“楼”、“谋”等字的韵母“ou”读作“u”,“多”、“落”等字

的韵母“uo”读作“e”。另一种情况是将韵腹舌位读得过高,整个复

韵母舌位高低起伏不大,动程明显不足。如,定西、天水一些地方

将“白”、“外”等字的韵母“i”、“ui”读作“ei”、“uei”。

3、将普通话的—部分圆唇音读作了不圆唇音。

甘肃话把普通话o韵母的字,全部读成了e韵母,例

如“播”、“馍”等字的韵母。o和e都是舌面后半高元音,区别在于o

是圆唇音,e是不圆唇音。

4、n、l声母后有uei韵母,而无ei韵母。

普通话声母n、l后有ei韵母,而没有uei韵母,而甘肃方言恰好相反,

n、l声母后有uei韵母无ei韵母。例

如:“雷”、“擂”、“泪”、“累”、“类”、“内”等字的韵母

都是uei。

5、“儿”、“耳”、“二”读音与普通话有别。

“儿”、“耳”、“二”等字在普通话中是零声母字,读卷舌元音er。这些字在甘肃方言中一般也是零声母字,但有些地区读音与普通话不同。例如,临夏地区读ei,定西、天水一些地区读

作“ê[ε]”。

论文—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语言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年版)的定义,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连在一起。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所运用的方法,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并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语

普通话与方言词语对照表

1、本材料供普通话水平测试第三项——选择、判断测试使用。 2、内容大致按词法和句法分类排列,词法在前,句法在后。量词、名词搭配表请参看另外一个文件。 3、本材料各语法类别下所列若干组句子,仅为举例性质,远非普通话与方言语法差异的全部,而且同一格式的句子(或词语)尽量不多举,测试命题时可按同格式替换、类推。 4、所列句子采用单一的选择题型,答案一般是普通话说法(题号右边标注*)放在前边,方言说法(题号后标“方”的)放在后边,命题时排列顺序应随机变动。 5、a≠b*,表示当a b两句表达的意思不同时,两句都是普通话的说法。a=b方,表示a b两句表达的意思相同时,b句是方言说法。 汉语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总的来说语音方面表现最突出,因此,在进行普通话教学和训练的过程中,首先抓住方言区语音上的难点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是词汇,这一部分要比语音上的差别小一些。相对前两者而言,普通话与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别显得小得多,不过,决不能因此而忽视语法上的差别。事实上,语法上的差别虽然小些,某些突出的现象却非格外留心不可。例如有些方言区的人学说普通话很容易就会说出“你走先”“我有看”“你讲少两句”一类的句子来。这些句子格式都不合乎普通话语法规范,直接影响表达效果。 这里说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指在测试中表现出来的地方普通话(指处于方言向普通话过渡中的一种“中介状态”)和标准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同是差异和问题,在语音和语法上的表现又有不同。语音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区上,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差别和问题,主要是带着不同口音的地方腔。而语法差异则不同,有时不同方言区之间会相互渗透一些方言的句式或表达习惯,几个不同方言区可能在在同样的语法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语法差异对比时,不以地区分类,而是按不同问题的类型进行分类。 方言中有一些句式,似乎和普通话一样,比如广西方言说“我不比他好”,意思是“我没有他好”。孤立地看,这句话没有语法错误,因为普通话中也有这样的句式。但是普通话中“我不比他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我没有他好”,二是“我和他一样”。广西话“我不比他好”只能表达前一层意思,如果要表达的是后一层意思,这种说法就错了。所以对于这一类句式,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判断出正误来。 一、词尾 普通话和各方言都有一些词尾,最常见的如“子、儿、头”等,但这些词尾用在什么词语里,普通话和方言不所不同。最常见的是“子”尾,但普通话说“虾”,不带“子”,江苏很多地方都说“虾子”。与此相反,普通话中的“袜子”,在吴方言大都说“袜”或“洋袜”。普通话的“鼻子”,吴方言说成“鼻头”。江淮方言中名词的“子”尾特别多,儿化普遍比普通话少,甚至完全没有儿化。普通话中的“明年、麦穗儿、豆角儿、鸡、蝴蝶、脸盆、嘴唇、脚底板儿、肚脐眼儿、裤头儿、面条儿”等,在江淮方言中说成“明年子、麦穗子、豆角子、鸡子、蝴蝶子、脸盆子、嘴唇子、脚底板子、肚脐眼子、裤头子、面条子”。“裤子”“帽子”,山西某些地区说成“帽的”“裤的”或“帽儿”“裤儿”,“狐狸”说成“狐的”“狐子”。山西方言还往往把儿化词语的“儿”尾去掉,前边的词语重叠。各方言区还有一些普通话中没有的词尾,如吴方言普遍有“厨房间、厕所间、客堂间”的说法,普通话都不带“间”字。南昌话中重叠副词的词尾“子”,相当于北京话的“儿”。总体上说,方言中的词尾比普通话用得多些。我们说普通话时,要多加注意,去掉这些词尾,或改用普通话的词尾。 a、腿变粗了。 b、腿子变粗了。(选对a* b方) a、我买了一顶帽子、一条裤子。 b、我买了一顶帽的、一条裤的。 c、我买了一顶帽儿、一条裤儿。(选对a* b c方) a、有一窝鸡都让狐狸吃了。 b、有一窝鸡都让狐的吃了。 c、有一窝鸡都让狐子给吃了。(选对a* b c方) a、灯丝儿又断了。 b、灯丝的又断了。 c、灯丝子又断的。(选对a* b c方) a、门上有一个眼儿。 b、门上有一个眼眼。(选对a* b方) a、把瓶子上的盖儿拧开。 b、把瓶瓶上的盖盖拧开。(选对a* b方) a、我捉住它的小腿,把它带回去。 b、我捉住它的小腿子,把它带回去。(选对a* b方) a、我就这样度过了童年。 b、我就这样子度过了童年。(选对a* b方) 二、这普通话中,指示代词“这”用来指代人和事物,表示“近指”,与“那”(远指)相对。在一些方言里常常没有“这”。 a、这支笔是谁的? b、支笔是谁的?(选对a* b方) a、这朵花真好看。 b、朵花真好看。(选对a* b方) a、这本书是我的。 b、本书是我的。(选对a* b方) 三、数量 福建等一些方言的称数法与普通话说法不大一样,有的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往往在数量上加以替代或省略。 a、他今年二十一岁。 b、他今年二一岁。(选对a* b方) a、我有一百一十八块钱。 b、我有百一八块钱。(选对a* b方) a、这大米有一千三百公斤 b、这大米有千三公斤。(选对a* b方) a、这座山有一千九百五十米高。 b、这座山有千九五米高。 c、这座山有一千九五为高。(选对a* b c方) a、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 b、距离考试还有月把天/月把日。(选对a* b方) a、我们写作业用了一个多月。 b、我们写作业用了一点半钟。 c、我们写作业用了点半钟。(选对a* b c方) a、他审阅了二百一十三个方案。 b、他审阅了二百十三个方案。(选对a* b方) 四、二与两 在普通话里,“两”一般只作基数词,“二”除了作基数词,还可以作序数词,但在一般量词如“层”的前面,“二”只能作序数词,“二层楼”是第二层楼的意思。“二”与“两”都作基数词的时候,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根据普通话的习惯,用法也有许多不同。一些方言的习惯说法也与普通话不一样。 a、二比二(竞赛比分)。 b、两比两。(选对a* b方) a、二比五。 b、两比五。(选对a* b方)

浅谈方言与其地域文化

浅谈方言与其地域文化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地域的多个文化特征,来揭示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关系。让我们感受地貌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生活。 【关键词】方言地域文化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 前言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正文 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我们都知道,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比如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方言口语: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语曰:“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外省各种移民民系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谓为“打乡谈”。例如“打帮帮腔”本指川戏高腔戏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后台专人紧接台前人物的唱腔或道白,以传达烘托句中人物的复杂感情活动和心理活动。“打吆喝”打招呼:是人们相遇时即兴的问话。在四川传统教育中特别包含了“要喊人”,开县人打招呼,开口闭口都是“你俩儿”,显得十分亲热。

扬州方言与扬州文化

扬州方言与扬州文化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绘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扬州方言属官话方言区的江淮官话(习惯上称为江淮话或江淮方言)。语言学界公认,扬州方言是江淮方言的代表。著名语言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鲍明炜先生在《南京方言的特点》(《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江苏教育出版社)中说:“本文讨论南京方言的特点,主要是语音特点,是放在江淮方言中说的,……江淮方言地跨苏皖鄂三省,人口7000万,是一个不小的方言区,全区分洪巢、泰通、黄孝三片。……洪巢片和江淮方言全区,以扬州话和合肥话为代表。合肥话的入声已简化为两个韵系八个韵母,扬州话尚有五个韵系十三个韵母;中古咸山两摄(舒声韵),合肥话现为三个韵系五个韵母,扬州话为三个韵系六个韵母。两相比较,扬州话更具有代表性。……从历史上看,南京话是有重要地位的,它从属于江淮方言,但因地理人口环境不同,与这个方言的中心扬州话始终保持一江之隔的距离。” 正因为扬州方言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历来为国内外语言学家所重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在全国选择包括北京在内的二十个方言点,调查了语音和词汇,编纂了出版了

《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这二十个点中代表江淮方言的是扬州和合肥,代表吴语的是苏州和温州;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先生的《现代汉语方言》这两本专著,在谈及江淮官话时,都少不了用到扬州话的例子;1990年,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主持编纂了被列为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这部词典分两部分,全国四十二个方言点的分卷本和综合本,这四十二个点中属于江淮话的有扬州和南京。 汉语方言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研究汉语语言史,研究汉语音韵都少不了方言的材料,上世纪初,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出于研究汉语古音的需要,详细研究了全国范围内的三十个方言点,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这三十个点中属于江淮话的有扬州和南京。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中论及语言发展的规律时也多次举用了扬州话的例子。 扬州方言与民俗

浅谈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

浅谈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 普通话是一张名片,一张好的名片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作为一种语言它不仅是社交工具,也是一种文化载体。然而在普通话大力推广大的主流之下,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又不时传来“保护方言”、“保卫方言”的口号声。在一场争论后,勿庸置疑,开展普通话应是一项长期而深入的工作。 一、为什么要学说普通话,并从幼儿抓起 (一)幼儿期是学习语言、形成口语的关键时期。孩子好模仿,敢讲敢说,喜欢与人交往,如若幼儿学语言的最佳年龄期受到了方言的影响,形成方言语音、语感的原型定式,很难矫正。我们大班一幼儿中班之前跟随爷爷奶奶在胶东地区长大,入园后,他与大家很难交流,因为胶东口音与普通话的差别很大,所以他不愿说话,性格也变得内向起来,经过近一年半的普通话练习,个别发音还是胶东方言语调。可见,方言影响了幼儿的语言学习和情感交流。 (二)学说普通话有利于识字和阅读,为孩子入学后掌握书面语言、理解字义打下基础。普通话学习中形成良好的语感,也有利于今后的外语学习。幼儿期的口语训练会让他们掌握一批词汇,对字的音、形、意形成统一联系认识,促进辨音能力形成,

有利于孩子的自主学习。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哈佛女孩”“剑桥男孩”“天才少年”无一不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自主阅读了大量图书,从早期教育看,不说普通话的孩子一开始就失败了! (三)防止语音上出现根本性的错误,避免口语交流中产生误会 一次,老师组织小朋友讲述父母的生活习惯,明明说妈妈最喜欢吃“老醋白菜”,旁边一小朋友惊讶的站起来说我妈妈也爱吃“老醋白菜”,明明反驳我说的是“老cu(厨)白菜”…可是明明确实把“厨”念成“醋”了。据了解明明的妈妈老家在内蒙,其方言习惯就是除了三声之外的一声和二声的语调都接近四声,加上读音又不准便如此了。明明的父亲普通话相对标准一些,让明明能分辨出他人的读音是否正确,但自己却发音不准,像这种现象更难矫正。 二、分析方言对幼儿普通话学习影响之大的原因 为什么方言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方言是一种情绪。许多从小在方言区长大的家长认为“它”能最真、最切地表达情感。加之很多家长担心自己的语法和

普通话与方言的区别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通俗叫法,是现代汉民族用来交际的语言。在台湾称之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之为华语,在中国大陆称之为普通话。以北方方言做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语言规范而成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方言就是各个地方的地方语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它不是同普通话并列的独立语言,而是同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汉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方言分歧,给人民交往带来不便,因此需要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普通话。 ”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 方言,是某一地区的人们的语言,具有地域性是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人口较多,比较复杂,所以讲不通的方言分区处理分析。按照现代通俗的分发,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 方言起源于部落语和部族语,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方言的形成是不发达地域之间缺少沟通的结果。现在,越是不发达的地区,方言的种类往往越多。世界大约有3500种语言,非洲就有1140种。 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情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方言能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又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方言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 但普通话毕竟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高于方言。普通话的音素更为齐全,且用四声调配,节奏感、音乐性强,普通话的词汇和习语空前丰富,更富于表达功能。如果用普通话和方言分别唱歌,或朗诵散文、诗歌,或宣读****声明,感染力与效果就明显有别。 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 你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也会这样说吗 括号外是方言说法,括号内为普通话说法。 1.给本书我。(给我一本书) 我给一个苹果他。(我给他一个苹果) 提示:普通话中,动词后面带双宾语时,指人的宾语在前,指物的宾语在后面。一些方言有时(当动词表示“给予”的意义时)双宾语的语序与普通话相反。 2.别客气,你走先。(别客气,你先走) 你讲少两句。(你少说两句) 认识多一些人。(多认识一些人)

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的家乡——海安。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的方言是江淮官话泰如片—— 江淮官话通泰片,又称泰如片,为即通泰方言圈所使用的地方话,为下江官话(也称江淮官话)的一个亚区。如泰话流行于江苏省的泰兴、如皋、海陵、高港、姜堰、崇川、港闸、通州、兴化、海安、如东、扬中、东台、大丰等县市(区)以及常州沿江的孟河、春江,江都东部,盐都南部,江阴利港沿江,张家港段山沿江,高邮东南角,覆盖了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级市沿江地区。江淮官话如泰片分布在江苏中部核心地区,其地理位置是东面大海,南临长江,北望淮河,西接扬州,以江淮官话泰如片为母语的总人口约1200万。 一、海安方言的历史文化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历史悠久,是南通江海文化的源头。南莫境内青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海安县西部地区就有人类居住。 春秋《左传》记载的“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中的“郧”,即是今天海安的立发桥。吴侯会卫侯、宋皇瑗于海安立发,说明当时海安已成为吴国与中原诸国密切交往的要冲之地。而海安人的语言从那时起就既受吴语的影响,又受中原华夏文化的灌输。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开始东移,楚语对江淮地区的语言影响就更大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繁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士民纷纷避乱南迁,江淮和江南地区受到中原汉语的冲击,以致江淮之间逐步演变为江淮方言,甚至扩大到南京、镇江一带。再后来,南京先后多次成为全国的都城,其语言在北方洛阳人南迁南京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类似洛阳话的通语,即后来的官话。到了明代,南京又成为帝王京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话就因之取得官话的地位。而江淮地区与南京紧密相连,因此江淮方言也就受官话的影响而形成上江官话与下江官话。海安地处长江之尾,在江淮方言区扬淮片、南京片、通泰片中隶属通泰片。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1978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海安方言归入江淮方言泰如片;1998年出版的《江苏省志·方言志》把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通泰片。不管怎么说,海安

浅谈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浅谈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方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 方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人之间通过方言的交流也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方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通用的,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形成的同时也在这个地域内形成了文化。方言和这个地域内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的。 英国的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的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总体上来说语言反映着民族文化,而方言则反映着地域文化。由此可见,方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使用相同或者相似方言的人们,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风俗习惯,在心理、情感、思维、气质、行为等方面也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方言也说明他们的文化环境上的某种差异。从各地方言中同名异物或者同物异名的现象,我们能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方言词汇的差异有时候能体现文化发展在时代上的差异。汉语方言的读音,也会影响到地方民俗文化的形成。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

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也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 由现实生活的例子和语言文化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方言离不开文化,方言和同一地域内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长期的共存中共同发展,相互影响。透过方言可以研究一地域的文化,通过文化也可以更好的研究本地的方言。

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

“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3 分类:我的阅读 2006.9.1 00:34 作者:ittho | 评论:0 | 阅读:323 “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四) 复旦大学游汝杰 第五节底层语言、上层语言和傍层语言 一、关于底层语言理论 底层语言理论(Substratum theory)认为在一种上层语言里有可能残留底层语言的成分;底层语言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对上层语言产生影响;上层语言的演变与底层语言的影响有关;如果一个地区的语言被另一种语言所替代,那么前者就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底层。所谓底层语言(Substratum)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竞争的结果,战胜的语言所吸收的战败的语言成分。战胜的语言即是上层语言,战败的语言即是底层语言。 语言底层须有民族底层作为前提。外来民族在征服土著民族或移居到土著民族的住地的时候,同时带来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语言如果在文化、经济或使用人口上占优势,那么就可能成为上层语言。土著民族不得不放弃土著语言,改而使用新的语言。他们在使用新的语言的时候,一方面受到原有的语言习惯的制约和影响,造成有规律的错误;另一方面有时候在新的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多是词汇),就保留原来语言中那些有用的成分。这些有规律的错误和保留下来的有用的成分,即是底层语言成分的两大源流。底层语言成分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但是以词汇为最常见。 底层语言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借用现象。底层成分和一般的所谓借 词(loan word)都是指从一种语言渗透到另一种语言的成分。但是借词的产生不必以底层民族作为前提;底层成分的渗透更深入、更隐秘、更不易觉察;底层成分 可以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 底层语言理论最初是由意大利语言学家雅科夫布列兹托尔夫(J H Bresdoff 1790-1841)奠定的,其代表作是“Om aarsagerne til spiogenes forandringer”(1821),法译本名“Des causes des changements Linguistiques”(1933,哥本哈根)。而后意大利语言学家阿思科里在1881年的著作里,具体运用底层影响的概念来说明语音演变。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 导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语言起到桥梁的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国的国情具有特殊性,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交通、通信的发展,各地区的人民交流日益密切,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操各种方言的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造成了诸多不便。推广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的要求应

运而生。我国的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而且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第二条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五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通用语言文字法总则》) 推广普通话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更加方便,促进经济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其次,推广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国民语言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再次,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推行了统一的、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

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语言方言意义语言习得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它必然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影响。语言这种文化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其现今的空间分布也是过去扩散、变化和发展的结果。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年版)的定义,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 一关于“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自本世纪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都在努力地想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给文化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然而,迄今为止仍没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据克罗门(Kroeber)和克勒克洪(Kluckhohn)在1963年出版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书中的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就有150个之多。可见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所存在的差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普遍都依照奥斯华尔特(Oswalt,1970)的“大写字母的文化”和“小写字母的文化”这一区分来理解“文化”这一概念。也就是说,人们一般都将“文化”的概念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服饰、日用器具等。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前者指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如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等;后者则指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相互关系等。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扬弃和更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其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在受到别人的赞扬时,根据操英语民族的文化,被赞扬的人应表示接受,以表明自己认为对方的赞扬是诚心诚意的或所赞扬的事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受到别人赞扬时,通常要表示受之有愧,做得很不够等等,而一般不能直接地接受赞扬,否则就意味着有骄傲自满情绪或缺乏教养。

普通话与方言常见语法差异对照表

普通话与方言常见语法差异对照表 说明 1、本材料供普通话水平测试第三项——选择、判断测试使用。 2、内容大致按词法和句法分类排列,词法在前,句法在后。量词、名词搭配表请参看另外一个文件。 3、本材料各语法类别下所列若干组句子,仅为举例性质,远非普通话与方言语法差异的全部,而且同一格式的句子(或词语)尽量不多举,测试命题时可按同格式替换、类推。 4、所列句子采用单一的选择题型,答案一般是普通话说法(题号右边标注*)放在前边,方言说法(题号后标“方”的)放在后边,命题时排列顺序应随机变动。 5、a≠b*,表示当a b两句表达的意思不同时,两句都是普通话的说法。a=b方,表示a b 两句表达的意思相同时,b句是方言说法。 汉语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总的来说语音方面表现最突出,因此,在进行普通话教学和训练的过程中,首先抓住方言区语音上的难点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是词汇,这一部分要比语音上的差别小一些。相对前两者而言,普通话与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别显得小得多,不过,决不能因此而忽视语法上的差别。事实上,语法上的差别虽然小些,某些突出的现象却非格外留心不可。例如有些方言区的人学说普通话很容易就会说出“你走先”“我有看”“你讲少两句”一类的句子来。这些句子格式都不合乎普通话语法规范,直接影响表达效果。 这里说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指在测试中表现出来的地方普通话(指处于方言向普通话过渡中的一种“中介状态”)和标准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同是差异和问题,在语音和语法上的表现又有不同。语音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区上,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差别和问题,主要是带着不同口音的地方腔。而语法差异则不同,有时不同方言区之间会相互渗透一些方言的句式或表达习惯,几个不同方言区可能在在同样的语法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语法差异对比时,不以地区分类,而是按不同问题的类型进行分类。

浅谈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

浅谈闽南方言文化 据记载,大约1500年以前(甚至可能比记载的时间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华夏民族为了躲避战乱,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等地辗转到福建,此后再迁至闽南,因为很完整地保留了唐、魏及五代十国等时代的古代中原河洛音,故称河洛语。闽南语又可称为“福佬话”,闽南方言的早期代表是泉州话,但随着现在厦门经济和影响力的提升,已经让位给厦门话。但不得不说的是,泉州话的影响力仍然很大,闽南早期梨园戏仍是以泉州话为标准音。 不懂闽南语和闽南文化的外地人以及国外朋友可能会疑惑台湾话和闽南话是不是一样呢,毕竟听起来会有不同。这里主要的区别是音调的变化。台湾话发源于福建省闽南地区的闽南方言。但是,台湾经过西班牙、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本来的方言基础上会增加很多外来语,以此跟原来的闽南话就会有差异。比如,香港人讲的粤语与广东人说的粤语,听起来就感觉会有明显差别。 粤语有自己特别的“粤语歌”。闽南语也有自己擅长的“闽南语歌”。虽然大部分闽南语歌大众可能并不熟悉。但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爱拼才会赢》,想必大众一定会很熟悉。这首1988年叶启田用闽南语所唱,1988年,正逢台湾经济低迷,台湾许多人因为面临失业的危机而倍感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首歌的歌词极具时代特色,它鼓励人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都要勇敢前行的乐观态度。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已经成为20世纪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此歌曲词曲结合的特色,歌曲音乐旋律及结构的特点,以及歌曲的思想、精神内涵,认为其不仅代表了台湾闽南语歌曲柔媚、亲切的风格特色,而且传播和弘扬了中华民族闽南文化和民族精神,突出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在台湾闽南语歌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首短小、典型而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结构思维的闽南语励志歌曲代表作。 闽南方言的使用范围之广泛是大众为之惊讶的。从地理范围来看,闽南文化以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和台湾省为核心区,包括广东、海南的一些区域,以及浙江、广西、江西、江苏等省区的一些分散的讲闽南方言的县、镇、村,此外,香港、澳门也有近200万人使用闽南方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闽南文化区域。这些讲闽南方言的区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闽南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海洋开拓性。闽南地区大都地处沿海,由内陆延伸至海洋,兼有农林业和渔盐业之利,能沟通内陆,拓展海外,陆海相连,面对大海,闽南方言区的民众,在文化上往往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勇于创造,这是海洋精神的体现。闽南人地处陆海相连的区域,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拓精神,闽南商业文化富有市场观念,敢于冒险开拓,追求效益,讲求效率,注重实效,这哺育和成就了一代代的闽南杰出商人。 语言是文化的决定因素,对人类思维起制约作用。方言则是划分我国戏剧文化圈的决定因素。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划分,首先依据的便是方言。运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戏曲、歌剧和用闽南方言对话的话剧,都按照这一标准划进这一戏剧文化圈。所包含的剧种主要有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四平戏,闽南方言话剧与歌剧及偶戏,比如,布袋戏,提线木偶戏、皮影戏等等。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成为戏曲“活化石”的“梨园戏”。梨园戏以其雍容典雅的音韵唱腔、曼妙多姿的舞步手势,深受当地民众乃至海外侨胞的喜爱。其唱腔源于晋唐古乐,一字多腔,唱词多为长短句形式,曲韵属古中州韵,用泉州话演唱。语言声调分七声,即除去声外,平、上、入三声分阴、阳。男女同腔同调,本嗓发声。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梨园戏历经岁月千年洗礼、洗尽铅华后仍如钻石般璀璨夺目,在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文化圈中依然具有不可撼动的位置。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1、试举出现代汉语普通话(或某方言)实例,从语音、词语和语法方面分析有关语言实例中所表现的文化影响,讨论文化与语言学习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语文教学建议 语言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共生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工具,同时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有了语言,人类才创造出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进化的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 所谓“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语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马显彬《中国没有“国语”——重谈“普通话”名称的规范》P61。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区域,为某一地区的人民大众所掌握、使用”(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P4。)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从语音、词语和语法方面都有体现。首先从语音方面:我国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各个区域有这自己

特有的方言,这些特有的方言都是个区域的人长期生活长期在特定环境下所特有的语言,在语音方面,现代汉语普通话中“n”和“l”的区分很明显,但是在陕西话中这两个拼音所发出的语音是相同的。“奶奶”被称之为“濑濑”,原因在于陕西方言中没有“奶奶”这个称呼,当地,父亲的母亲被称之为“婆”,并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奶奶的发音,因此,当地的文化影响到了语音的形成,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实例,陕西话中“qian”和”tian”的发音也是相同的,就是因为长时间的语言习惯致使操着当地方言的人们无法区分这些语音,拼音文字受语音的制约极大,一个词的发音稍有变化拼写方式也就会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就促使其他词语的生成,例如陕西话中为了避免“qian”与“tian”的区分,“田”称之为“地”,宁夏人一般说:“在田里干活呢!”,而陕西人说:“在地里干活呢!”。任何语言的发音、言语都是先于它的文字的发明而被长期使用,在正常生活中语音比书面文字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语言又是人类特有的,语汇的丰富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关于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的掌握。因此语音对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在词语方面也表现密切。由于中国的历史漫长悠久,汉语词语的文化沉积尤为显得浓厚,大量词语本身就直接反应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许多词语意义烙上了深深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词语的形式结构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词语的产生,形成和消亡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来词语融入汉语词汇时,往往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总之,中国文化对汉语词语的影响,或者说汉语词

语言、方言与文化

语言、方言与文化 语言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系统,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由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约定俗成的语音符号根据语法规则按照语用需要构造而成的复杂的开放性层级系统。 文化是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 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制度文化(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心理文化(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等。 语言与文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制度文化层次。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系统符号,言语作品记录文化,言语系统本身反映文化发展。文化通过语言巩固保存下来,并通过语言传播开去。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现代语言学术语中,方言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地域变体,二是社会变体。一般意义上至语言的地域变体。 方言与语言是特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语言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存在于个别中。方言是现实的,具体的,是语言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承载。 普通话也是语言的变体,是日常生活中具体使用的语言变体,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语言,只是它对方言起示范作用。 现代汉语的共同语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汉语方言的分布: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由之路,分类的依据是共同性和差异性;语言分区有其复杂性,必然伴随着地理区域的划分,而地理区域又包含了各种历史的、行政的、文化的、族群的复杂因素,因而方言分类不可能是纯粹的语言学分类,只能称为方言分区。 早期的汉语方言分区:1896年由穆麟德提出的四大分区为粤语、闽语、吴语、官话;1990年张炳麟的《訄书》将方言分为10区;1922年《中国语言区域分化图》将方言分为5大区:官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早期的分区均无说明所依据的语音标准,属于感性认识。 直至1935年,王力在《中国音韵学》中提出了一组语音标准,将方言分作5大区,官话音系、吴音系、闽音系、粤音系、客家话。并对各大音系的语音特征作了描述。 后来的七大方言分区又增加了湘方言和赣方言。发展到一九八几年时,李荣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又提出十大方言分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晋语、徽语和平语。现当代对晋语的独立分区有很大的争议。 山西方言的早期研究,早在1910年时,瑞典学者高本汉对山西的七个点(大同、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凤台——今长治、平阳——今临汾)做了调查,并著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还在书中的《方音字汇》中列出当时的字音。

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张力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专科调查报告《往事依依》教学设计 姓名:张力 学号:1161001407729 指导教师: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1春 学校:咸阳分校

浅析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 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 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的方言可以基本上相互理解,有的差别极大,好像是另一种语言,北京人听不懂广东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伏在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低于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语言方言语言习得意义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年版)的定义,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连在一起。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所运用的方法,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并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语言学习者的纵贯研究及实验方法,并着重研究音位、语法、词汇及交际能力的发展。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语言习得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学习和掌握语言。换句话说,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实际上可以视为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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