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化服务与机会主义行为：以农机手作业服务为例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机会主义行为：以农机手作业服务为例作者：蔡键刘文勇来源：《改革》2019年第03期内容提要：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动力源，但是农业的自然属性容易导致社会化服务供给者作出损人利己的机會主义行为。

以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为例，对农机手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机理、一般策略难以奏效和次优策略选择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农机手存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契约、组织化是有效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理论策略：我国的小农经营状况和农机合作社自由退出属性使得通过契约和组织化来降低农机手机会主义行为的效果并不明显：现行条件下降低农机手机会主义行为的次优选择是引入中介组织，但必须降低由此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提高分工效率。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机会主义行为：农机合作社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3-0018-12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大创新。

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农民收人低下。

小规模作业的农民负担不起大机械的购置成本，因而通过自有机械来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是难以实现的。

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则是通过社会分工的方式，解决了“小农与大机械不匹配”的难题，这也正是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市场在我国快速形成的条件与背景。

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的加速发展，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成为现阶段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增产增收的主要动力之一。

然而，农业自然属性所导致的监督难题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是典型的委托代理作业模式，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机手是否会在作业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而故意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说农机手是否存有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实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多地少的国家更适合发展生物技术（土地替代型技术）。

然而，随着农业内部资源结构的调整，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经步入相对短缺阶段，因而应该推进机械技术的扩散，注重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同步发展。

对此，常崇信、王拴怀在20世纪80年代就创新性地提出，农机经营体制要向专业化经营发展，开展专业性、社会化服务，走农业机械服务外包道路。

许锦英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她认为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产业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王克芳和王德成则进一步结合我国人地资源条件提出，建设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机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方向之一。

进入21世纪。

我国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已经成为农户实现机械化作业的主要方式。

苑鹏、丁忠兵指出，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产业是农业生产内部分工、专业化的过程和结果，并且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产业发展能够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和农民增产、增收的基础上。

加速我国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对此。

任辉、杨印生、小池正之通过研究指出，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属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种类型，即农民把部分作业委托农机户（组织）用农业机械来承担，它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谓农业社会化服务，就是由社会上各类服务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

郭鸿鹏等则提出，“农机作业委托”一词可用以概括“农民按照一定的规则将自己应承担的农作业事宜部分或全部地委托给农机户或农机经营组织来完成”的社会现象。

在此基础上，杨印生和郭鸿鹏对农机委托作业的中介人作出了经济分析。

他们提出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涉及委托代理问题，可通过引进中介人来提高双方效率。

通过研究。

他们认为中介人应由农村比较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担任，而并非政府部门来担任。

可见，前人已对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的产生、现状及其意义等议题作了深入研究。

并意识到社会化服务在农业机械领域的引入，必然带来委托代理问题，农机手存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

然而，鲜有文献对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机理、策略选择等作出详尽分析。

据此，本文从产生机制、理论策略、次优策略选择机理等维度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

二、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一个理论框架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行为。

由传统经济理论可知。

代理者（服务供给者）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即由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事前“逆向选择”或事后“道德风险”，进而损害受托者（农民）的利益。

对此，须从理论上探讨：第一，农机作业服务提供者（以下称“农机手”）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理论概率）：第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策略及潜在问题。

（一）博弈分析：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为简化分析，首先探讨农民与农机手之间的简单博弈。

假设两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在农机作业服务提供过程中，农机手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采取“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二是采取“不偷懒”而提供较优服务的行为。

相应地，农民也有两种应对策略：一是对农机作业服务供给行为进行监督约束：二是不对农机作业服务供给行为进行监督约束。

1.农机手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及其理论概率对于农机手而言，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其提供服务过程中努力程度的体现。

用e表示农机手的努力程度。

其大小将对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是农民的收益（农机手越努力，农民的收益越高）：二是农机手提供服务的成本（农机手越努力，其成本越高）。

据此，可用如下表达式来说明这两种关系。

另外，不管最后博弈结果如何，只要农民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就必须付给农机手服务费用P。

当农民采取约束监督策略时，农民必须额外增加约束成本F：当农机手偷懒被农民发现时，农民可对其处以罚款D。

综上，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下页）所示。

对此，假设农民采取约束监督策略的概率为θ∈[0.1]，农机手采取“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为y∈[0.1]。

此时。

可通过计算参与者的预期收益来求得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第一，当农业机械服务提供者采取“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y为既定时。

农民的收益可表达为：由此可知，当农机手采取“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yF/D时，农民的最优策略是采取约束监督的行为：而当农机手采取“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y=F/D时。

农民采取约束监督或不约束监督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

第二，当农民采取约束监督行为的概率θ为既定时。

农机手的收益可表达为：由此可知，当农民采取约束监督行为的概率θ<（Y-Z）/D时，农机手的最优策略是采取“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当农民采取约束监督行为的概率θ>（Y-Z）/D时，农机手的最优策略是采取“不偷懒”的行为：而当农民采取约束监督行为的概率θ=（Y-Z）/D时，农机手采取“偷懒”或“不偷懒”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

2.农业特性导致较高的机会主义行为概率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产业，由此形成的农业特性将进一步提高农机手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原因有二：第一，农业产出的数量与质量是检验农机手服务质量的最佳标准，而农业的周期性将导致农机手完成服务与农业种植收获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

不利于农民进行监督。

第二。

农业的季节性导致农业产出并非受到单一要素的影响，而是多要素投入与自然条件的综合结果，这加大了农民的监督难度。

即农业特性使得农民面临较高的监督成本F，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概率y=F/D也将因此而提高。

综上，该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结果是：y=F/D，θ=（Y-Z）/D。

此结果表明，农民将以概率θ=（1.Z）/D对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过程实施约束监督;而农机手则是以概率y=F/D 实施“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该概率将受到农业周期性和季节性的影响而变得较高，即农机手有较大的可能性实施“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理论策略：契约和组织化1.理论策略一：契约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是常用的降低委托代理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

第一，契约目标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在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农机手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损害农民利益，对此可通过契约的方式来限制并激励农机手的行为，保证其行为既符合自身利益，又不损害农民利益。

当存在契约时，农民和农机手的收益可分别表达为：（三）现行条件下不同策略的潜在问题与次优策略选择1.我国的农业经营状况不利于契约的推行由前文分析可知，理论上有效解决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方法是通过契约给予农机手适当的激励。

进而保证农民与农机手有共同的最优解。

但是现实中符合激励条件的契约设计难以有效实现，原因是我国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

第一，农机手与小农签订契约，具有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因为每次签订契约都会产生时间成本、契约制作成本等交易费用。

在土地细碎化、户均耕地面积较小的条件下，农机手与每个农民都签订契约将产生高额交易费用，降低服务效益。

第二，契约中设计理论工资制度的难度较大。

我国大部分农民都是小规模作业，他们仅购买小规模的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复杂的工资制度对他们不利。

因此，小农向农机手购买服务，只会根据服务规模支付报酬（计件工资），不可能向其支付一定的固定工资后再根据服务规模支付报酬。

由此可见，对于小规模作业的我国农户而言，契约将产生较大的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制约社会分工形成社会化服务所带来的效率提升。

2.农机合作组织的属性将限制组织化策略的效果组织化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机手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其原因在于，通过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管理和惩处农机手。

换句话说，组织化能否有效降低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关键在于组织是否有完整的规章制度以及内部管理的严格程度。

只有当农机手所在组织有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并且组织能够对农机手进行严格的管理，方能真正降低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是现实中。

农机合作组织属于自发性的非营利性组织，农机手可以自由加入或者退出合作社，在这种体制下，合作社难以对农机手实施严格管理。

因为只要农机手觉得管理过于严格，就会退出合作社转而加入其他合作社。

3.次优策略选择：中介组织（中介人）的引入从博弈效果来看，中介人或者中介组织的引入与组织化一样，将有利于完善市场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更低的监督约束成本f、更高的赔偿D’和更高的被发现概率a，进而降低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概率。

并且。

中介人或者中介组织的引入，可避免农机合作组织的属性限制问题。

然而。

该策略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引入了第三方主体（中介人），将产生中介费、搜寻费等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因此。

在契约和组织化两个理论策略由于我国农业经营状况和农业合作组织属性而无法实施的前提条件下，中介人或者中介组织的引入将成为降低农机手机会主义行为的次优选择，但必须通过相应措施降低中介人引入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促进社会分工形成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进而实现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