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塔寺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名词解释
石窟艺术名词解释窟就是石窟，是指开凿在山崖上供佛教徒朝拜的洞穴。
卢舍那大佛：在石窟艺术中，一般说来，石窟寺的建造与雕塑，主要表现佛教教义和表达各种题材。
佛像有坐有立，有的为释迦牟尼或其他菩萨，也有释迦牟尼和十大弟子；还有供养人等等。
在雕刻风格上，可分为北魏石窟，如云冈石窟，有丰富的高浮雕；也有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较早的洞窟在平面布置上采用三个窟组合成一个前堂后室，空间明朗，显示了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新的美学观念。
北魏晚期的洞窟，则流行优美的平面三阶梯形，室外增加倚柱、角柱，墙面呈凹凸的火焰纹，形象雄浑厚重。
摩崖石刻：即山崖上的石刻、佛像，石刻也包括在山体中，只不过在峭壁上留下较小的佛像。
唐宋以前多出现在山林名胜之地，它和云冈石窟不同的是，并非纯粹为纪念性质，而是带有某些造型装饰的游览景观。
我们通常把山崖上的石刻称为“摩崖”。
摩崖石刻和云冈石窟的差别在于，云冈石窟造像强调整体效果，往往造成特殊的统一与完美的整体，但在设计时也没有忽视局部的精致与完美。
我们说这种手法的创作具有古典传统，在云冈石窟就有许多证明。
摩崖石刻因地处边远的山区，所以很难找到类似云冈石窟的作品。
至今在重庆长江三峡的白帝城、夔门和奉节天坑中尚有存在。
经文：石窟寺内刻于岩壁或巨石上的文字、图像。
经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经文按照自己所见或按照原有图像雕刻而成。
石窟里的经文内容多记述佛教故事和教义。
经文的开凿始于南北朝时期。
唐代是经文发展的兴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曾规定在全国州郡都建造一所梵经院，即翻译经文的机构。
当时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而中国佛教又依靠经文的翻译发扬光大。
目前遗存的石窟寺经文很少，经文碑上写的文字已多次出现错误，其书法作品保留至今也是非常珍贵的。
经文与书法同属佛教文化艺术，有着相同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我国佛教艺术研究有重要意义。
浅析敦煌石窟建筑
敦煌艺术是历代先人创意性的杰作。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莫高窟则具有图案艺术、飞天之美、古代建筑、彩塑艺术、佛教尊像绘画、佛陀生平与佛传艺术品的产生十个方面的艺术价值，我将着重分析古代建筑方面。
一、敦煌建筑的历史变迁1.1、敦煌建筑的起源：古人言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而莫高窟便是敦煌盛名的来源。
莫高窟是中国第一大石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簏的崖壁上，南北长约有1600米。
周围都是戈壁荒漠，反而进了莫高窟却是绿树成荫。
若说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那莫高窟便是敦煌的标志，亦是敦煌艺术的载体。
只要看到林立石窟，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全世界和中国佛教石窟寺庙之最。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
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
敦煌则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河西各地的佛门弟子多来此地研习。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
1.2、敦煌建筑的发展改变：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
这个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居乐业，佛教随之盛行。
北魏在莫高窟开凿洞窟13个。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后，将一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敦煌充边，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习俗。
在这种大势之下，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为一体，使敦煌石窟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特色。
隋文帝信奉佛教，曾多次下诏要求各州建造舍利塔。
诏命亦远至敦煌。
隋代虽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艺术风格。
藏族石刻艺术概述
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在 1359 年路过宗喀、凉州时，曾在以前萨班住过的朱必 第寺讲法。1360 年他到了大都后，又为元顺帝父子授金刚亥母灌顶，并传授方 便道，约在 1364 年启程返藏，途中曾在甘州附近建立了一个大寺，也有塑像的 记载。 噶玛派的影响和势力于此时又有显著扩大，它的代表人物黑帽系的活佛已 经成了中央在政治上需要注意的人物。到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时，永乐帝 赐名如来（藏语即得银协巴） ，并封大宝法王（1407 年） ，所受礼数高于明封格 鲁派的大慈法王、 萨迦派的大乘法王。由此确立了噶举黑帽系活佛宗教领袖的地 位，直至 16 世纪黄教取而代之。 11 世纪至 15 世纪间是噶举派与萨迦派交替地在河西流 行时期，15 世纪后成为革新教派格鲁派的天下。皇家对于藏传佛教的这种倡导 在河西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关这些传法活动至今可见的石刻造像遗迹有： 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 年）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仁宗乾祐七年 （1176 年） 《黑水河桥救碑》 、杂木寺岩刻。杂木寺位于古城乡八五村兰家庄， 原西夏人集居地，寺院在 1927 年地震后重修，68 年拆为林厂，72 年自然毁。据 村民回忆，原有一塔，塔底部、上部是圆形，高约 20 米。现只有残塔基，塔基 下保存有线刻造像。造像的面积约为 1.7 米（长）×1.5 米（宽） ，上下两排， 上排五座佛像，下排四座佛像，中间是相背的或相对的吻唇马，另在左边下部还 残存，二座造像看不清，右下有藏文刻字，上排佛皆无头光、背光，跏趺坐于莲 花上，座背有拏具；下排存四佛，有头光、背光，跏趺坐于莲花上，座后无拏具。 要提及的是，这里的拏具是四拏，与马蹄寺北寺第七窟之造像的靠背相同，宿白 先生认为“四擎组合不仅早于格鲁派流行之六拏，亦早于至正二年（1342 年） 创建之居庸关永明寺过街塔基门券雕饰之五拏，而同于大德十年（1306 年）松 江府僧录管主八为《碛砂藏》补雕扉画上之四拏。 ”因此，杂木寺的崖刻时代约 在西夏末与元初年。永登县连城镇显教寺、妙因寺、鲁土司衙也存有部分明代藏 传佛教内容的石刻，尤其以妙因寺多吉仓殿的砖刻为最精彩。另有炳灵寺 168 号外南侧西夏文岩刻，莫高窟下寺元至正八年（1348 年）建六体文真言碑等， 它们是研究西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十分宝贵的资料。 藏传佛教通过凉州这一桥梁，促进了汉藏、蒙藏之间的 文化互动。它向内地的进一步东传，使内地出现了十分优秀的藏传佛教石刻。 最东为辽宁阜新海棠山摩崖石刻造像。海塘山（现称海 棠山）密教造像是清代阜新地区第二大寺普安寺之遗存，据《阜新县志》载：建 寺年代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由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建设，造像始于乾 隆年间约 18 世纪 70～80 年代，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约 100 多年 的时间内逐渐完成的。 造像风格大至可分为四大类， 即一线刻； 二浮雕加阴线刻； 三浮雕；四高浮雕。③据当地老人说，当时还有双身像， “文革”时都毁掉了。 内地最北部以昌平居庸关过街塔基为代表。 过街塔始建 于元至正二年（1342 年） ，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 年） ，其上原有三塔，现已不 存。塔基门券壁面上雕刻有藏传佛教之内容，券顶是五曼荼罗，两侧斜面是十方 佛，十方佛之间是千佛，门券两壁正中雕《佛顶尊胜陀罗尼》和《佛顶放无垢光 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罗尼》经之约略，门券两壁的左右隅分别雕四大天王， 门券南北两券面各雕“六拏具” ，券面足部各雕交杵。④ 最南地区认为是杭州飞来峰元代石造像， 这批造像是保 存于内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造像。至元十三年（1276 年）正月， 元军入临安成，为了对这一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行思想上的控制，以
敦煌莫高窟艺术特点和价值
敦煌石窟的艺术特点和价值艺术根据其洞窟内壁画的题材内容、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壁画1、早期是敦煌的成长时期，壁画内容有、画，中国传统，和画像等，其中以画为主。
2、中期壁画是的极盛时代，包括随唐两上朝代。
壁画内容，故事画减少，一开始就是按照当时的来描绘的。
反映的生活更加广泛，而且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更加深刻，对主题的表现也更加明显3、。
晚期壁画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期，的画像，各族首领及其属集于一窟。
为艺术增添了不少光彩。
壁画题材简单，只有楼台亭阁、佛说法，天人围绕，莲花、水池、化生，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竟不知所画何以为名。
比较普遍采用的题材。
总结以上三个时期来看：奠高窟壁画从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古代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和成就，而这些成就总是在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观察研究了生活，以及进行辛勤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的。
艺术是建筑、彩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主题是彩塑。
彩塑艺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发。
早期洞窟形式．有禅窟，方形或长方形式和中心柱塔庙式等，早期的彩塑有三百多件。
体裁有(影塑)、、。
题材主要有、飞，题材主要有楣梁上的龙头、等，都是紧靠壁面捏塑的，形体比较扁平，题材主要是较大型的佛、菩萨、天王等，头部及身体体积比较饱满。
中期极盛期洞窟为方形佛殿式，一般都在正面大龛中列置以佛为中心的。
人物造型，一般头大，体壮，腿短，这是随代塑像在外型上的显特征。
由于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各方面的变化，以及本身的衰落，也一既不振了。
敦煌石窟形制石窟形制指石窟的建筑规制与风格。
关于敦煌石窟的形制及其造型，在相关传世文献及考古文献没有留下可资利用的直接说明，仅仅有如“大像窟”、“涅盘窟”之类以外形特征而命名的记载。
今人研究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同样采用了这一做法。
其分类大致如下：一、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窟又称中心方柱窟、中心柱窟、塔庙窟。
因窟之后半部有立地撑顶的柱子（其中有些柱为塔形）而得名。
中国古代的石窟艺术
中国古代的石窟艺术中国石窟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之一。
从早期北朝时期的龙门石窟到唐代的敦煌莫高窟，再到五代至元代的云岗石窟等，中国的石窟艺术呈现出了多样化的风格和主题，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在本文中，我们将深入探究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历史背景、制作工艺和艺术特点等方面，为读者展现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无限魅力。
一、历史背景石窟艺术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国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始于东汉末期，盛于5至13世纪的中国石窟艺术，是以佛教、道教、儒家等中国主要宗教教义为主题、以佛像为中心的多彩的岩洞艺术和壁画艺术。
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神秘感、宏伟感和高度的艺术性，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瑰宝之一。
二、制作工艺石窟艺术的制作工艺十分繁琐，一般分为选择绘画的位置、制图、刻画和上色等步骤。
在制图方面，石刻家一般先在石壁上刻出线条，然后逐步填充细节，最后上色。
这些技巧和工艺呈现出高超的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特点。
此外，石窟艺术中的佛像形态也千姿百态，有的昂首挺立、神态庄严，有的披散头发、面露微笑，将古代佛教的神秘和灵性艺术风格充分体现出来。
三、艺术特点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在造型上具有让人惊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早期的龙门石窟到后期的敦煌莫高窟，每个地方的石窟艺术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与此同时，石窟艺术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见证，它表现出了古代文化的繁华和辉煌，具有极强的文化性质和历史意义。
总之，中国石窟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奇迹和瑰宝，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是世界文化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窟艺术通过线条、色彩和造型等多种表现手法，表达出了佛教教义、文化传统和审美理念等多种文化元素，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底蕴和智慧。
通过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历史背景、制作工艺和艺术特点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到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和价值。
张掖文化遗产60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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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商贾重镇和咽喉要道，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命名张掖，甘州即甘肃省名“甘”字由来地。
说起张掖，马蹄寺就是张掖市的一张文化历史名片。
马蹄寺始建于北凉，由金塔寺、千佛洞、北寺（普光寺）、南寺（胜果寺）、上、中、下观音洞七处组成，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石窟群体。
石窟开凿年代暂无定论，石窟群保存着大量的壁画和彩塑等珍贵文物，文物年代包含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
其中金塔寺是典型的“凉州模式”石窟，壁画内容丰富，有千佛、菩萨、说法图、飞天、装饰纹图案等，人物多采用刚劲有力的铁线描法，塑像采用雕塑艺术中的悬塑手法，即接受了影塑的传统形式，又富有创造性和健全的想象力，用高度的表现技术，丰富的造型经验，将佛、菩萨、力士、弟子、飞天等塑造得栩栩如生，在石窟艺术中独具特色。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便是为守护马蹄寺石窟群而诞生的，这一年是1992年。
我所成立后，邀请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航测大队，对马蹄寺石窟群进行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测绘、水文、地质调查。
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考察，于1996年11月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掖市长城整体处在市境东北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荒漠区，总体沿河西走廊北侧合黎山脉分布，汉代长城壕堑构筑方式中，其中一种是经过陡坡地段削山成壕，明长城墙因地制宜、因河置塞的山险和水险，有劈山斩崖依山而就的山险墙，也有掘地堆垄的壕堑。
这种地形下进行调查任务非常艰难，在无法设置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徒手攀岩，只能靠经验和毅力。
论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
浅谈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内容提要：佛教是从印度传播而来的宗教，在没有范本借鉴的情况下，虽然他们尽量遵循着佛经的记载刻画，但艺术家耳濡目染的仍是希腊式的风土建筑、衣着以及传统的希腊人物造像，作品仍是希腊风格。
犍陀罗佛教艺术是结合印度佛教的内容与希腊、罗马的雕刻而产生。
出现佛陀的雕刻形象在公元二世纪前后。
佛陀多着通肩式大衣，大衣的褶纹起伏很大，立体感很强，衣纹从右上往左下倾斜。
左手总是习惯性地抓握着大衣的一角，可远窥古希腊人像雕刻的姿势。
云冈石窟中高鼻深目的形象，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端坐在双重莲瓣的八角形须弥座上，着通肩式大衣，两手残破”其衣纹和动作均与犍陀罗佛教形象相似。
造像兼有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多重性格。
同样的，敦煌莫高窟的西域风情，无不体现着这种多重性。
这种外来文化，在我们不曾统一的自由文化气氛中如鱼得水，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
由此就能看出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发展的演变过程和各朝各代各自鲜明的模式和风格。
石窟造像艺术，虽然产生于古印度，但真正把它推向社会、推上艺术顶峰的仍是中华民族。
关键词：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石窟造像犍陀罗秣菟罗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石窟的杰作，被誉为我国的三大石窟，它们是世界闻名的艺术瑰宝。
最先的石窟艺术始于印度，之后随着佛教的向东传播，佛教石窟艺术也自然而然的流传到了中国，石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一种精神的需要，即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而开设的一种宗教活动场所。
其表现形式为：佛教信徒为了实行其宗教活动，或为坐禅修行、或为供佛礼拜、或为弘扬佛法等，选择风光秀丽，山水相连僻静幽深的灵岩圣地，于山崖岩壁开洞窟，造佛像，行佛事，以祈福往生极乐世界。
石窟寺是石窟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国的石窟寺的开凿是随着佛教传布的方向亦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
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新疆，以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现存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始凿时间约在西晋后期（三世纪末）。
中原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武周山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452年）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年）之间。
石窟艺术名词解释
石窟艺术名词解释我国石窟艺术是指在岩崖上雕凿而成的石窟，在这里有的叫窟，有的叫堂，一般分为东、西两大区。
一九八三年发掘的敦煌莫高窟，就是一座洞窟建筑群，这些洞窟都分布在崖壁上，内部空间可容纳上万人。
敦煌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画更是独树一帜，成为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它对于研究中国的佛教史、雕塑史、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比较完整的洞窟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北凉晚期修建的敦煌莫高窟，后经历代修建，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形成如今的规模。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把莫高窟列为古迹加以保护。
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千二百多个石窟，分布在全国各地。
按照石窟开凿的时间早晚，可以分为四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公元三世纪到十六世纪；第二个时期是公元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第四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
大同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始凿于北魏和平初期（公元460年），先后用了一百五十四年才得以完成。
现存主要洞窟45个，计400多个小龛，大小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
其中“昙曜五窟”，气势恢弘，布局严谨，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云冈石窟是当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礼佛的产物，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由本土艺术家和信众创造的。
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示了公元五世纪佛教石窟艺术的杰出成就，显示了中国佛教艺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程，标志着中国石窟艺术的顶峰。
龙门石窟所刻的碑记中写道：“龙门多土窟，不治他山石。
”大意是说龙门石窟的石窟大多是用土夯筑而成，并非刻意雕凿而成。
历史记载，龙门石窟的营建曾经一度中断过，唐朝灭亡后，一场大火把所有的佛像都化为灰烬，但后来人们在废墟中重新发现了大量的佛教艺术珍品。
石窟考古学家杨富学认为：在中国的佛教石窟艺术中，龙门石窟是历史最悠久、地理位置最重要、造像题材最丰富、雕刻技法最精湛、影响最深远的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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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金塔寺石窟艺术
作者：吴开东
来源：《丝绸之路》2010年第04期
[摘要]甘肃张掖的金塔寺石窟艺术知者甚少。
实际上金塔寺石窟的开凿,要早于“中国四大石窟”。
也正是由于金塔寺石窟的开凿,才拉开了中国石窟规模化开凿的序幕。
金塔寺石窟艺术保留了源自印度石窟艺术的形式特征,但又不失其当时、当地多民族共处的社会生活原形,形成了时代特色鲜明的北凉石窟艺术:中心塔柱的窟型、秀骨清像的造像、高肉浮雕的壁饰。
尤其是金塔寺彩塑高肉浮雕飞天,凌空悬塑,若从天降,表现手法更是独一无二,被誉为“东方飞天之精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金塔寺;石窟艺术;造像风格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80-02
金塔寺石窟位于甘肃省肃南县大堵麻乡李家沟村西面的红砂岩崖壁上。
境内多为山地草原,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
由于这里气候温寒、四季分明,洞窟内塑像保存较为完好。
金塔寺东、西二窟开凿在距地60余米的红砂岩崖壁上,二窟并列,坐北朝南,有石阶依山而上,可直通窟内。
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雕塑史专业博士史岩先生,曾沿丝绸之路考察敦煌石窟,途经祁连山区时对马蹄寺石窟群进行了考察,发表了《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内的石窟群》一文,文中指出:“金塔寺和千佛洞的北朝窟中所见高肉雕的大型飞天、千佛、菩萨和莲花化生童子等,是富有创造性的,它又是接受了影塑的传统形式,更进一步的发展,它给人们的感动力是大大地超出于影塑,艺术家非有更健全的想象力、更高度的表现技术、更丰富的造型经验和大胆的构图设
计能力,是不能做到的。
”此二窟的塑像艺术风格异于甚至高于其他石窟,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前来实地考察研究。
1986年,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报》第4期发表的《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一文中,对金塔寺、天梯山、文殊山、北凉石塔等遗迹作了综合性分析和比较后认为:“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这三座塔庙窟的开凿,有可能出自北凉时期,或是北凉之后,这是沿袭了凉州佛教艺术系统而开凿的。
”
金塔寺石窟的洞窟类型比较单一,二窟均为中心塔柱窟,也叫塔庙窟。
主要用于礼拜、供养等宗教活动。
其形制特点是:在洞窟的中央矗立一方形柱体,将洞窟的顶部与地面连为一体;柱体的前方空间比较大,是洞窟的主室部分;柱体的另外三侧壁与洞窟的诸侧壁之间形成可以通行、右绕礼拜的甬道;内地中心柱窟,中心柱比较规整,多数在柱体的下部有一基座,柱体四壁凿出一列或数列佛龛;柱体四周之甬道,比较高敞,与洞窟高度相等。
东窟平面近方形,是一规模较大的中心柱窟,窟口朝南,因岩体崩塌,窟前半部已塌毁。
窟内中央凿中心塔柱,四面分三层分龛造像,窟内四壁不开龛,窟顶为覆斗顶盖平顶。
西窟平面近横长方形,中央凿方形塔柱,覆斗顶盖平顶。
前部坍塌,规模较东窟稍小。
中心柱四面亦分三层开龛造像,但不似东窟那么规则。
此二窟内中心柱上共有塑像200余身,窟内壁间有壁画200多平方米,柱高敞而挺拔,均呈方形,很规则,下部也设有基座。
不同于马蹄寺石窟群其他中心柱窟的是甬道高度与窟高相等;而其他洞窟一般甬道顶低于窟顶,并且形成券形的弧度。
这一特色比较接近新疆龟兹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说明当时佛教在由西向东传播过程中,遗留下的特色在石窟中仍有体现。
东窟宽9.70米,残深7.65米,高6.05米。
中心柱下层每面正中各开一高1.35米的宝珠龛楣圆拱形大龛,龛楣两侧各塑作反顾状的龙头。
每龛内各塑一佛,佛均结跏趺坐于莲台上,面庞丰腴,细眉大眼,鼻梁高耸且直通额际,嘴小唇薄,发式为磨光高肉髻。
龛外除背面各塑一弟子外,南、东、西面均塑高达2米的胁侍菩萨。
四面龛顶楣拱两侧各悬塑三至四身飞天,呈“U”字形,作相对凌空飞舞之势。
中层每面并排凿三个圆拱形浅龛,龛内均塑佛。
南、东、西三面龛外各塑一胁侍菩萨,北面三龛外塑千佛。
上层除中心柱西面为元代补塑的五佛外,其余几面均塑十佛、十菩萨。
满布于中心柱上的佛和菩萨形态逼真。
而上层的佛和菩萨,或低眉颔首,或翘首以待,或凭栏眺望,或虔诚恭立,个个生动活泼,极富生活情趣。
中心柱四面龛外各层空间壁画还塑有诸多形态各异、令人爱怜的小佛。
如中心柱四面下层龛外北侧的小佛,面带稚气,举臂伸腿,似乘风从天而降,情趣盎然。
其身着通肩大衣,阴刻衣纹简练流畅,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又如中心柱西面中层南侧的两尊半身菩萨,举臂向前,似在迎接前来礼佛的人们,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西窟规模略小于东窟。
窟内中心柱也分三层开龛造像,造像手法和风格与东窟无二,但所塑内容却不雷同。
下层每面正中凿圆拱形大龛,每龛内塑一佛,均结跏趺坐,龛外两侧各塑一菩萨。
中层南面龛内塑一佛,结跏趺坐,龛外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
北面龛内塑一交脚弥勒佛,龛外两侧各塑结跏趺坐四菩萨,西面龛内塑左舒相坐的思惟菩萨,龛外两侧亦各塑结跏趺坐的四菩萨。
上层每面塑千佛或菩萨。
两窟除中心柱塑像外,一窟顶和四壁均绘有内容为或一佛二菩萨说法、或千佛、或飞天的壁画。
东窟现存两层,西窟现存三层,所绘菩萨与飞天均高鼻深目,体高肩宽。
画法以朱色线条起稿,衣饰部分施以石绿、浅黄或纯白等色。
这种彩绘技法与莫高窟早期壁画无丝毫共同之处。
金塔寺石窟内的造像虽与敦煌275、259等窟内早期作品有不少类似之处,但无论佛或菩萨,金塔寺石窟内造像更具刚健气概,更加符合民族传统的审美与欣赏习惯。
造像的面相与服饰不同程度地受外来雕塑风格影响,造像题材多为一佛一菩萨,或一佛两菩萨,而没有其他地区早期造像中弥勒菩萨或释迦、多宝三佛并坐的说法像。
而像金塔寺东窟内中心柱北面下层的一佛两比丘,南面二层外侧的一佛一菩萨和一天王等,是别处早期造像中少有的题材,尤其是将一些佛说法图中赴会的菩萨、比丘等雕于佛龛的周围,更是早期造像中少见的手法。
另外,悬塑于中心柱下层龛顶楣拱两侧的飞天以及菩萨,莲花化生童子等,人物脸型丰圆,高鼻梁,嘴小唇薄,肩宽体壮,造
型饱满刚健。
佛像庄重安详。
菩萨裸上身,装饰华丽,形容俊美。
飞天形体肥胖,袒上身,下着裙,露足,装束与菩萨相同,身躯扭曲作“U”字形,略显古朴稚拙,虽不如北魏以来的飞天轻盈自如,灵动多变,却也真切感人。
像这种古拙的形象,在其他石窟中也未曾发现。
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中的飞天只有小型影塑,而金塔寺石窟中的飞天则采用的是大型高肉雕技法,这是北凉时期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
整窟造像的最大特征是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由这种手法表达出来的形象真实性,基本上能显示出纯粹的民族精神和面貌特征。
结构严整,统一和谐,富丽堂皇,以圆雕、高浮雕、影塑和彩绘相结合的手法,层次分明地塑造了众多的佛教人物形象,充分显示出5世纪前后中国早期石窟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
金塔寺的壁画内容较为丰富,有千佛、飞天、供养菩萨、本生说法图等内容。
边角空间填以装饰纹样、图案,色彩绚丽,烘托出一种富丽堂皇的佛国气象。
东窟四壁共有三层壁画,均系明代所绘,层次布局基本相同。
最外层满绘千佛,着右袒袈裟,墨线勾勒,共12排。
第二层满绘千佛,均着通肩袈裟,土红色的袈裟用墨线勾勒出衣纹,线条流畅而分明。
在第二层的千佛上隐约可看到被其覆盖的土红色栏界,即第三层的千佛栏界。
由此可知,第三层(最底层)也绘有千佛。
金塔寺西窟顶部左面平顶部分画两排飞天,每排7身(纵向),飞天均头朝窟口,形体较大,披巾繁多且飞扬,手托香炉,衣饰发式各异。
这组飞天以土红线起稿,偶尔也夹有石绿色(裙),动势各异,这是在此窟群发现的规模比较大的成组飞天。
西窟顶左披底层画两排供养菩萨,上排8身、下排11身,上排供养均斜披络腑,帔帛绕手肘而下垂;下拓供养均束发,着右袒袈裟,双手托举供品,很是生动。
石窟内所留壁画绘画线条简练道劲,施色淡雅明快,虽不及莫高窟系统,但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金塔寺石窟艺术从塑像到壁画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如佛像多面相丰圆,细眉大眼,鼻梁高耸且直通额际,嘴小唇薄,而佛像头上的肉髻,不是键陀罗式的多作卷曲状,表现出汉人头发平直的特点。
佛与弟子虽然具有高大雄健的体魄,却非简单模仿西域人的形体,体现了北方民族强悍的性格。
因此,对于佛教艺术最应具备的那种超人间的神化气氛,也就大为减弱。
世俗化的真实感超过了宗教性的神秘感,民族的典型形象和神态替代了印度教人物的形象和神态,这便形成了金塔寺石窟艺术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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