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不影响布坎南理论对中国的解释

东方早报/2013年/1月/15日/第007版纪念詹姆斯・M.布坎南国情不影响布坎南理论对中国的解释《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王国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93岁高龄，今日不幸仙逝。

悲痛之余，全文发出本作者对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分析文章，以略表沉痛之悼念。

”北京时间1月10日7：50，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早早地发出了一条微博。

他是微博上较早公开悼念布坎南的学者。

冯兴元并非仅是一个普通的布坎南拥护者，他还直接参与了布坎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布坎南经典《宪政经济学》中译本便是由冯兴元统校的。

冯兴元表示，布坎南对他影响最深的便是宪政经济学，“把政治和经济打通了，两张皮变成了一张皮。

”虽然布坎南自己曾对其理论在美国之外的国家的适用性表现出不自信，但是冯兴元认为，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表明，布坎南思想为一些寻找中国治理药方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宝贵的逻辑与思路。

“虽然国情不一样，但并不影响他的理论在中国做一些修正后的解释。

”冯兴元说。

人格不会分裂上海经济评论：你统校了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一书，布坎南思想体系中对你影响最深的理论是什么？冯兴元：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宪政经济学，对规则的经济学分析。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集中在政府与经济运作的规则、制度与秩序。

宪政经济学里的“宪政”只是翻译当中的约定俗成，它的原文直接对应的是中文的“宪”字，指的是基本规则、“规则的规则”、“宪法”、“宪政”、“宪则”、“立宪”、“宪制”等等。

一般经济学是讲资源的稀缺和配置，研究布坎南讲的“规则下的选择”，一般不关注选择环境的规则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则是以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

宪政经济学相当于高版本的公共选择理论，它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对规则的选择。

比如大家对一场球赛的规则达成一致，就是一种“对规则选择”，或者说“立宪选择”。

按照既定的规则去比赛，就是“规则下的选择”，或者说“后立宪选择”。

1986年布坎南拿诺奖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演讲，里面除了讲公共选择理论的来源，跟维克塞尔的关系，经济人的假设，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把政治当作交换来看的观点之外，他重点强调的还是“宪”，也就是基本规则、“宪则”、“宪法”和“宪制”。

他这个“宪”字的含义，在布坎南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那本书里面已经做了定义了。

他获奖演讲的题目就是“经济政策的宪制”。

在演讲中，他强调“辖制政策的宪制本身，而非政策本身成为改革的重要对象”。

他认为，现行的宪制，结构或者规则需要得到严格的审查，要关注这些规则是否产生自参与真正立宪会议的人员的同意。

布坎南眼里是没有真正的集合概念或集体概念的，党、国家、组织等等都是代名词，是为了方便人们表述，背后的具体的个人跟个人的互动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认为，既然是具体的人，那么人都有自利取向，所以需要规则约束。

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自利取向，所以对政府也要有规则约束。

宪政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怎么样限制政府的权力，对政府权力进行规则约束。

不过布坎南一般不涉及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

上海经济评论：从世界范围内看，布坎南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治理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冯兴元：在公共选择理论出来之前，政治跟经济是两层皮，是不搭界的。

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的时候把人作为“经济人”，假设人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

但是看政治的时候，就不用这个范式了。

但是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是不妥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任志强，很牛。

在公共选择理论出来之前，作为企业家，任总在经济学家眼里是“经济人”。

但是任总他可能弃商从政，去当总统，经济学家马上认为他是“利他取向的”。

等于经济学家的眼里，任总是人格分裂症患者。

但实际上，任总还是任总，他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行为是一致的，他是不会有突变的。

布坎南把这个给打通了，把两张皮变成了一张皮。

而他的意蕴在于，他并不是说人只有自利取向，人是复杂的，人有时候也有利他取向，他不否认这个。

但是他的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选择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最有利于我们制定好的规则。

知道经济人会怎么行为的时候，我们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制定一套规则。

这种人能够约束住，那么不管什么人就都能约束住了。

这个政策意义非常大。

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政治家。

比如塔洛克提到的“寻租”这个词，美国所有政治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很多官员也知道这个词。

这就是公共选择学说的影响。

原来大家倾向于财政理论学家马斯格雷夫的观点，预设甚至认定政府是“仁慈性政府”，是搞“仁政”的，但是公共选择学派把这个观点打破了：政府基本上由很强的自利取向的官员组成，这些官员的自利性一面，决定了政府也有自利性一面。

通过对政府权力实行规则约束，才能使得政府的产出表现出“仁慈”的特点。

有这些规则约束，官员们只要最好地依法履职，就既能最好地“为人民服务”，也能最好地实现“自利”。

很多官员，包括民众，可能对公共选择学派有不满，因为他们的理论太看扁人，看扁政府官员，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些政策意蕴和规则确实是有用的，所以影响力比较大。

上海经济评论：你对他哪些观点是存疑的，觉得尚有商榷余地的？冯兴元：基本上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宪政主义者，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

他的研究范式是新古典的。

不是说他的方法有问题，我们可以用演化经济学的方式把他的研究动态化，他是一种新古典的静态的范式。

但是如果从进化论、演化论角度来看的话，他的一些分析范式可以做一些发展。

但只是一种补充跟扩展，不是反对。

中国正需布坎南上海经济评论：布坎南在中国的知名度比较高，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比较广。

但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布坎南在日本的知名度并不高，他的思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高速增长期传入日本，但并没有获得多大的瞩目，直至今天也是如此。

这是为什么？冯兴元：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权力比较集中的一个国家。

在中国的体制下，有些人受到压抑，个人不能为自己做决策，你不是自己的主人，别人是你的主人。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需要寻找一种规则，宪政规则。

这样，布坎南和哈耶克的思想就比较深得人心。

虽然不是说他们的药方就一定是好的，但是他们反对过度干预、反对集权的这种逻辑，为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欢迎。

在日本没有多大影响是因为，日本本身已经实现宪政了。

上海经济评论：布坎南的思想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表现在什么方面？冯兴元：对布坎南理论研究较早的是中国社科院唐寿宁。

唐寿宁比较注重于介绍宪政经济学、立宪和后立宪层面的区分。

立宪层面就是规则制定的层面，在规则之间选择的层面。

换句话说就是改革，改革就是选择新的规则。

后立宪阶段就是在规则已经选定或者规则没变化的情况下，在既定规则下选择怎么操作的阶段。

这里的立宪不仅指涉政治领域，还关涉经济、社会等所有人类活动领域。

过去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进入立宪阶段。

我们处于过去所定规则的后立宪阶段。

重新改变规则的真正的改革没去做。

经济改革，目前只是在现有规则下修修补补。

但是这里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现在需要真正的改革。

我们现在对新一届领导人期望很高。

宪法要实施，要反腐败，这些都提出来了，还提出要实现中国梦，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需要每个公民从现在更多讲诚信、谈正义、明是非开始。

现在我们对中国进入立宪阶段期望非常高。

所以布坎南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他不只是对理论界的影响，对整个国家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很多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宪政经济学”是什么，但“宪政”这种用词有符号作用，会令人神往。

有些学者受到他的影响后，推进改革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

这些学者进而能够影响他能接触到的官员。

一些学问较好的官员也会去阅读宪政经济学的有关文献，直接受到他的影响。

比如《规则的理由》就比较容易读得懂。

这样，这些被布坎南影响的中国精英了解到立宪和后立宪阶段的区别之后，他就会推动新的立宪，而不是一直停滞在后立宪阶段，或只就规则进行修修补补，实际上不搞真正的改革。

有这种“要对规则做出新的选择”观点的人不一定学了布坎南的理论，但是学了布坎南理论的人就会更加清楚地知道要这么去推，改革不能尽是修修补补。

上海经济评论：一些消息称，布坎南曾说过他自己的理论不适合中国。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说？冯兴元：布坎南只是说，他始终有些担心他的那些东西，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当普适，但也许就其在美国环境中的应用而言大多是非常本地化的，这使得他的著作在美国社会限度以外基本上无足轻重。

汪丁丁教授1998年对布坎南的专访取经，为我们捎回了布坎南对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建言：“关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至关重要的是把这些改革置于对法律与制度框架的必要性的理解之上，在这一框架内，人们能够履行各自在市场中的职能。

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法律，关于以老实的态度进行交易的传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这些东西，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可言。

”这些建言几近只言片语，但是难能可贵。

可谓语重心长，耐人寻味。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不存在公共选择。

其实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中国也有公共选择，但不是通过选举来实现的。

虽然国情不一样，但不影响布坎南的理论在中国做一些修正后的解释。

布坎南的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批评王绍刚跟胡鞍钢的观点。

他们在1992年写国家能力报告的时候，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是自利取向的，而中央政府是利他取向的，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央财政占比降低的话，会产生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解体。

但是这个结论的预设就是错误的，认为中央政府是性善的。

而我们刚才的分析是，任总在经济领域是自利取向的，当了官还是自利取向的。

所以不可能是任总当地方官员是自利取向，当了中央官员就是利他取向了，这就是人格分裂症了。

自由更根本上海经济评论：布坎南说他对议会制民主是存疑的。

在他的论述里，宪政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补丁。

民主与宪政的组合是不是就完美了？冯兴元：民主本身有限权的作用，但是民主制度会滥用投票权，比如可能导致“多数暴政”。

这时候说明权力还需要再制约。

宪政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还是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宪政民主需要立足于维护个人自由基础上。

所以，宪政自由更为根本。

哈耶克强调“法律下的自由”原则。

布坎南也对此认同。

其背后就是对宪政自由的认同。

真正的宪政民主必然体现为宪政自由。

但是限制权力是为了使权力得不到滥用，却不代表政府就可以高效运转。

专制的政府是两方面都可能高效运转，做坏事可以高效地做坏事，做好事也可以高效地做好事。

如果是极权的话，他的政策一般来说是无效的，有效只能是小概率事件。

你想，一刀切的政策，一刀切下去，在全国都正好能适用的，肯定概率很小。

所以宪政民主不是没有痛苦，但只需要民众忍受最小的痛苦，此乃小恶。

宪政民主可以防止大恶。

上海经济评论：你在你的微博上透露，胡舒立在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将进入宪政经济学家唱主角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