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差异看跨文化语用原则

从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差异看跨文化语用原则
[摘要] 礼貌原则是中西方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文着力介绍了以利奇为代表的西方礼貌原则，并介绍了汉语的礼貌原则，由此探讨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合作原则可以看成是跨文化语用的最高原则。

[关键词] 礼貌原则；差异；跨文化语用；合作原则
跨文化语用学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而且发展得很快的一个新的语用学分支。

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在语言教学、文化对比研究以及跨文化言语交际中被普遍认可。

其中，礼貌原则的研究是近几十年来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跨文化语用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利奇的礼貌原则
英语著名语言学家利奇为了弥补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的不足而提出了礼貌原则。

利奇认为，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虽可解释话语意义与言外之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人们既要遵守合作原则又要违背合作原则的语言现象，所以利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他的会话交际礼貌原则。

他的礼貌原则分为六个准则：（1）策略准则（得体准则）；（2）慷慨准则；（3）赞扬准则；（4）谦虚准则；（5）赞同准则；（6）同情准则。

利奇的礼貌原则是以英语国家文化或西方文化为背景提出来的，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和质疑。

维特根斯坦（1991）在评价言语行为理论时曾说塞尔等人的会话逻辑理论都认为美国白人的说话方式代表了人类一般的说话方式。

他的这一评价其实也同样适用于礼貌原则。

利奇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他的《语用学原则》一书中说：“本章对这一论题未论述的另一方面是与人际修辞有关的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类型研究。

至今我们对不同文化间在这一方面的了解是带有趣闻轶事性质的，比如有这样的观察：有的东方文化国家（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比西方国家更强调‘谦虚准则’，英语国家则更强调‘得体准则’和‘讽刺准则’。

”由此看出，利奇并未对东方文化进行过详细考察，那么他由西方文化背景得出的礼貌原则对其他文化的适应性是值得怀疑的。

利奇的谦虚准则与中国人的谦虚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某些场合下，中国式的“谦虚”会给西方人带来不快甚至威胁。

如清朝时，李鸿章出访美国，曾在美国餐馆设宴，席上对客人说“今天承蒙各位光临，非常荣幸，我们备有粗肴，没有什么可口东西，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大家包涵……”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这一讲话的译文，餐馆老板大为恼火，说李鸿章污蔑了他餐馆的名声。

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礼貌原则造成的。

二、汉语的礼貌原则
由此可见，利奇的礼貌原则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指导汉语的言语交际活动。

所以，顾曰国（1992）考察了汉语文化的礼貌现象并提出了
一套适应于汉文化交际的礼貌原则。

顾曰国认为中国现代的礼貌导源于中国古代的“礼”，“礼”是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行为法则，现代的“礼貌”虽然不同于古代的“礼”，但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他将制约现代中国人的言语行为规范，称之为“礼貌准则”。

具体内容如下：
1.贬己尊人准则。

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点是“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该准则指称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称谓听者或与听者有关联的事物时要“举”，要“尊”。

2.称呼准则。

中国人视见面打招呼为礼貌，而打招呼就得有合适的称呼语。

汉语称呼语比较复杂，主要可归纳为职务名称、职称名称、职业名称、礼貌标记词、人名和亲属语。

称呼准则即用适切的称呼语主动与对方打招呼。

3.文雅准则。

礼貌语言显示说话人有教养，有教养即精神境界达到了较高的层次。

文雅准则即选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婉言，少用直言。

4.求同准则。

它指说、听者在诸多方面力求和谐一致，尽量满足对方的欲望。

5.德、言、行准则。

该准则指在言辞上，尽量夸大给自己的好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和英语的礼貌原则一样，汉语的礼貌原则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

三、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差异
不难看出，顾曰国的礼貌原则和利奇的礼貌原则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先来谈谈两者的相同之处。

利奇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相当于顾先生的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或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在会话表达上尽量夸大得到的好处或尽量说小自己的代价。

利奇的赞扬准则和赞同准则与顾曰国先生的求同准则有相似之处，即通过增加双方的一致性来满足对方的欲望。

利奇的谦虚准则相当于顾先生的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不以贬己来抬别人，只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

英汉文化中的礼貌原则也有诸多不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文化里人们遵循的会话交流原则和礼貌原则不尽相同。

例如，西方国家的人们在“质量准则”和“礼貌准则”发生冲突时，往往遵循“质量准则”而不是“礼貌准则”。

而在中国，人们采取的方式则往往相反。

其次，英汉礼貌原则语用的不同点还表现在贬己尊人准则上。

贬己尊人准则可以说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

在西方文化里没有贬低自己抬高别人的现象，而中国人在听到赞美之词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一番，以示自谦。

第三，汉语的称呼准则有它独特之处。

英语国家的人见面时打招呼也用称呼语，但并不复杂。

而汉语中的称呼语系统比西方的称呼语要复杂得多。

四、跨文化语用学的语用原则
中西方的礼貌原则都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彼此都留有各自不同文化的烙印。

顾曰国先生（1992）说“礼貌和语用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又说语用准则“是一种进入言语行为的文化准则”。

钱冠连先生（1997）也强调汉语语用学是汉语“人文网络言语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西方的礼貌原则都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来使用。

这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用失误。

那么如何消解语用失误给交际带来的不良影响呢？或者说跨文化交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语用原则呢？南方的易强先生（2002）提出了文化认同原则，认为无论是语言方面的失误还是社交语用方面的失误，都是因为交际双方没有取得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不仅维持自己的文化，以使自己的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应认同他人的文化，使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断融合，共同发展。

我们很赞同这一观点，中国古人讲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当今，各国想共赢共发展，就必须本着合作的大原则，不断增加彼此的文化认同感。

钱冠连先生在探讨汉语文化语用学时认为原则问题应该“是美的、简单的”，这一观点与中国人传统的看法是非常契合的。

因此，对于跨文化语用学来说，如果非要寻求一条原则出来，我们认为那应该是合作原则。

这一合作原则不完全等同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会话理论，它是一条大的原则，或者说更像是一个前提，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从友好合作的愿望出发，在合作原则这一大原则的指导下，增强彼此的文化认同，从而尽可能地消解由语用失误造成的不良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外国人进入一个小商店想买东西，一个店员非常热情地问“What do you want？”这个老外先是一怔，但看到店员热情的微笑，然后礼貌地用不流利的汉语说“我买鞋油”。

很显然，在这一例子里，店员存在着语用失误，他应该选用间接的言语形式如“Can I help you？等。

虽然如此，言语交际还是成功的。

当然跨文化交际不会都这样简单，我们也并不由此而不强调语用的研究和避免因文化因素带来的交际失败的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会使跨文化交际更得体、更和谐、更有效。

但问题是在倡导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如何概括出一条有的放矢的原则并不容易，而这一原则应该是简单的。

这让我们想起乔姆斯基，他在探讨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的进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方案，以致最后彻底抛弃他最初的想法，推出最简方案。

乔氏最终的结论表明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往往是简单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合作原则视为跨文化语用学的最高原则。

虽然有些简单，但却具有强大的概括力和包容力。

【参考文献】
[1]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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