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_班固著史宗旨比异_王萍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司马迁简介_写作技巧
司马迁简介司马迁，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司马迁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他撰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后世尊称他称为史迁、太史公。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
司马迁、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
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
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
当地名胜古迹很多。
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
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一生只写了《史记》，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
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念"假"] 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
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为“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高中语文 4.12《苏武传》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素材 新人教版必修4
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分别所著的《史记》和《汉书》在二十四史中有“双璧”之称。
司马迁与班固所经历的年代有180年之差，论及两人的异同地，恐怕是小同大异。
在此仅从时代背景、家世背景，著书目的，著书立场及史学观点五大方面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这里所说的时代背景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内容。
见从政治上而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武帝的大一统政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强盛，虽然对外战争频繁，但国内总体是太平盛世。
而班固所处时代背景与之大体相同，历经光武又凡三代太平皇帝，汉室中兴渐趋于稳定阶段，正值国内安享太平之际。
所以和平安定的时代背景是首要的共同之处。
但两者又大有不同，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是西汉中叶，此时汉朝历经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汉武一朝达到极盛但而后渐显衰落之兆，司马迁著史就是在鼎盛趋于衰退之际。
再看班固，王莽之乱后汉室新建，光武一朝呈现中兴之治，班固著史正是从中兴趋于安定这一背景开始，与司马迁著史背景相差甚远。
再论文化背景上，西汉前期信奉黄老，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学正统观地位，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封建思想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下。
反观班固时代，儒学正统观已深植于封建统治的土壤中，大的时代背景的差异，必然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和班固治史的异同二，家世背景：司马迁与班固同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都是当时最有名史官，父辈优秀的治史基因都遗传给了下一代－司马迁和班固，他俩从儿时就得到父辈的谆谆教导，以及史学的熏陶，并都得到当时大儒的点拨，这足以使他俩为后来的著史打下了深厚的功低！这是相同的一点，再说不同的，是大大的不同，就家世地位的高低和显赫来说，司马迁更显得寒酸，其父谈只是个史官，迁也是袭其父职，做的最高的官也只是中书令，家底并不殷实，朝中更无人，以致于无钱赎命只得接受腐刑。
而班固，家世显赫，其父彪乃先朝元老，资格甚老，其弟超更是经营西域有功，深得朝廷宠幸，而自身又依附于掌朝的窦氏家族，也深得皇帝宠幸，可谓是八面玲珑，与司马迁的穷酸形成鲜明对比！三，著书目的：司马迁和班固著书的初衷都是继承父志，完成其父未完之事，司马谈欲著一通史，其子司马迁子承父愿，著《史记》；班固父班彪本作《续后史记》，而未完已卒，班固在《续后史记》基础上作《汉书》。
后汉书《班固传》译文赏析
后汉书《班固传》译文赏析班固传【题解】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杰出的史学家，所撰《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开创了史学着作新例。
后世论史书，必举《史记》、《汉书》，论史学家一定会提及班固、司马迁。
本篇传记详细地叙述了班固修《汉书》的曲折经历，全面反应了班固的生平事迹。
此外，班固还擅长辞赋，以《两都赋》闻名于世。
汉章帝之时，曾在白虎观召集博士儒生讨论五经异同，班固据此编成《白虎通义》，其书为我国重要的经史典籍。
值得注意的是，范晔在此传记中，对同行的赞赏是极有限度的。
【原文】固字孟坚。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1]而已。
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閤[2]，延英雄。
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
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
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着述意，而郡亦上其书。
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3]，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曲校秘书。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
帝乃复使终成前所着书。
【注释】[1]举大义：了解文章的主旨思想。
[2]开东閤（hé）：打开东向的小门。
比喻爱才。
[3]除：免去旧官，拜授新职。
兰台令史：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
【译文】班固，字孟坚，九岁的时候就会写文章，背诵诗赋。
长大后，便广泛研读群书，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术观点，无不加以深入探讨。
班固的学问并不是一个固定老师的单一学派，不在分章析句上下功夫，只是了解文章的主旨思想而已。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复习纲要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复习纲要填空：㈠汉代散文史传散文，《史记》（西汉司马迁）《汉书》（东汉班固）政论散文，《过秦论》《陈政事疏》（西汉贾谊），《论贵粟梳》（西汉晁错），《新语》（西汉陆贾）。
东汉政论散文：包括王充《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王符《潜夫论》愤世嫉俗之作，对当代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
仲长统《昌言》碑文游记：蔡邕《郭有道碑》《陈太丘碑》马第伯《封禅仪记》（现今见到的最早游记）。
书信体散文：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仁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抒情散文，叙事说理散文）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王充，王符，仲长统。
㈡汉赋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骚体赋，高祖初到汉武帝初，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第二，汉大赋，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答客难》王褒《洞萧赋》杨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第三，抒情小赋，东汉中叶以后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东汉辞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东汉）述行赋：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东汉）抒情小赋：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西汉）扬雄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他的《蜀都赋》是后世京都赋之先声。
司马迁生平：壮岁漫游；泣受父命；李陵之祸；发愤著书《史记》体例：纪传体通史，十二本纪（帝王史），十表（诸侯史），八书（专门史），三十世家（贵族史），七十列传（人物传记，最有文学价值）共130篇。
其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是：本纪，世家，列传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体例：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反映在对《史记》的整体安排上。按照“五德终 ０６９ 始”， 秦只能占一德， 但秦却分列为两纪； 而项羽 根本没资格列入“五德”的次序， 可他却被列入 本纪。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 年表》等， 其对五帝、夏、商、周等均未按“五德终 学 始”所规定的“五行”递嬗的模式组织排列。班 报 固宣扬历史循环论及皇权神授说。在《律历志》 二
一、相同点
（ 一） 都做过挣脱天命神学历史观的努力 １、对天人关系的认识 司马迁的认识论， 有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 配人事的一面。如《天官书》历述秦汉时期天人 感应的事例， 最后还概括地指出， 人间发生的 事， “未有不”先由天象将天意显示出来， 接着人 间就相应发生反映天意的事件。在这里， 司马迁 陷入了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圈子。但是， 司马迁的认识论， 还有怀疑天命， 以至不相信天 命的一面。如《天官书》： “幽厉以往， 尚矣。所见 天变， 皆国殊窟穴， 家占物怪， 以合时应， 其文图 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 纪异而说不 书。”这就是说， 占卜吉凶之书不可取法， 所以孔 子编次“六经”的时候， 只记载了异常的自然现 象， 那些占验天人感应的解说都弃而不载。这表 明， 司马迁对天人感应之说绝非坚信不疑。而且
新之义”。〔１〕（ 百官公卿表序） 如在《陈胜项籍列传》中，
今之变的基本方法。他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起因、
他采用贾谊《过秦论》中所言， 指出秦二世而亡 经过、结果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 从而找出历
是“仁义不施， 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诸侯王表 史发展的原因和去向。班固提出研究历史要“究
序》中， 他把秦亡归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 外亡 其始终强弱之变”， 〔１〕（ 诸侯王表序） “列其行事， 以传
把折中历史机遇称为天时， “天时”这个词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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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且强调,“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
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
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辞难知”,却又“其实易行”(《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
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其自幼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
司马迁曾向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表示,要矢志继承父业,撰成通史著作,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
对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的司马迁来说,由于他父亲的职业和修养关系,也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自幼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
16岁入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且“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时儒所钦佩(《后汉书・班固传》)。
班氏一家,在西汉二百余年间,先是边地豪富,后来成了儒学世家。
班固出身于官僚地主兼外戚家庭,与东汉皇室关系密切,而且他“家有赐书,内足于财”,这与“后世中衰”的司马迁家世有很大不同。
其父班彪是《汉书》的最初写作者,又是著名的《王命论》的作者。
西汉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各种割据势力也乘机而起,刘秀称帝之时依然是“天下云扰”。
为给东汉皇朝寻找理论依据,班彪“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汉书・叙传》)。
他在《王命论》中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通篇都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经学思想。
如同《论六家要旨》之于司马迁,《王命论》也极大地影响了班固的学术思想和史学生涯。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并进一步发挥了汉承尧祚的思想。
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撰集为《白虎通》。
成于班固父子的《王命论》和《白虎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根得力支柱。
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宗旨上的不同。
二司马迁和班固都曾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著史宗旨。
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表述了自己撰述《史记》的旨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班固也在《汉书・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
”二人提出的著史宗旨,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根据二人的表述,这种异同大体表现在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三个方面。
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的态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了士大夫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生活在这一氛围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史载司马迁曾以董仲舒为师,深谙今文经学理论,并熟悉天人感应之说,因而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还是吸收了不少儒家经学思想。
关于古代帝王,他沿袭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如谓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五帝本纪》)。
在论证秦朝统一时,他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六国年表序》)此外,刘邦母亲梦与龙交而生邦(《高祖本纪》);汉朝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序》)所有这些,意在说明刘邦得天下,是天的意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谓的天,除了上述神灵之天的含义外,更主要的还是指支配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盲目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司马迁进一步探索了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他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予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在司马迁看来,凭信陵君个人的力量,不管他有何等的王佐之才,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天。
司马迁对孔子颇为尊崇,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甚至对儒家的某些学说提出了异议。
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却大唱反调,质问那些品行不端、做尽坏事的人,为什么能富贵利达、安富尊容地度过一生;而那些正道直行,具有奇才异能之士,为什么却遭苦受难终身?并对天道有知的观念提出疑义:“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不同意天道可以干预人事的说法,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道”并不能最终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决定历史变化的原因取决于人性,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项羽本纪》描写项羽失败时,自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司马迁则批评他“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而指出其失败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
在述及蒙恬之死时,司马迁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
这与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是相左的,说明司马迁虽然尊崇孔子,精通儒学,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大异其趣。
受黄老思想和《荀子》的影响,司马迁认为人性的内容就是趋利避害,争权夺利。
在《报任安书》中,他提到“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对儒家所谓父子恩情出自天性的说法,司马迁也表示了怀疑:“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
……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卫康叔世家》)“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扁鹊仓公列传》)“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汲郑亦云,悲乎!”(《汲郑列传》引翟公话)从天而降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饱尝了世态炎凉,认识事物更为深刻:“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 者?”(《报任安书》)从中我们亦可感受到一种异常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以一史学家,本注重天道问题。
他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尽管他没有彻底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继承了道家的思想因素。
道家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否定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他曾经说过:“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能)求之也,天道自然。
”(王充《论衡・命禄》引)又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悲士不遇赋》)体现了老庄顺应自然的人生观。
较之汉儒拘牵于谶纬灾异感应之说,司马迁应该说更为高明一些。
我们再来看班固。
前引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尊显汉室,构建刘汉皇朝承自天授的体系,是班固著史的宗旨。
班固生活的时期,正值东汉国势鼎盛,现实政治需要“宣扬汉德”,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巩固当朝政权,这也是时代向史家提出的重要课题。
班固不满足于《史记》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见《太平御览》卷六○三引佚名《后汉书》),又不满意当时的学术风气,认为“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知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后汉书・班固传》)。
所以,他将“究汉德之所由”作为著述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乃有《汉书》之著。
班固的天人思想折射出的尊汉精神是贯穿全书的。
他在班彪《王命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出一个刘汉皇朝出自天授的系统。
《典引》说:“太极之原,两仪始分……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这就建构起刘汉皇朝来自神授的理论体系。
班固宣汉的理论源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