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厌战心理路径探析
宋朝的民众抗争与社会运动
宋朝的民众抗争与社会运动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期间涌现出了许多社会运动和民众抗争的事件。
这些运动和抗争，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还推动了社会变革和进步。
本文将从农民起义、宗教运动和士人抗议等角度，探讨宋朝的民众抗争与社会运动。
一、农民起义宋朝时期，农民起义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运动形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发生在9世纪末，起义军由农民组成，以反抗官府的压迫和贪官污吏的剥削为目标。
这场起义的规模庞大，对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黄巢起义的爆发，受到了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刻影响。
在宋朝时期，农民们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得农村经济状况变得困难。
此外，政府对土地的严格管理和限制导致了农民土地的流失和兼并，加剧了贫富差距。
这些问题的积累最终引发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促使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二、宗教运动宋朝时期，宗教运动也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
佛教和道教在宋朝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广大民众寻求精神慰藉和对抗社会不公的途径。
一方面，佛教教义强调慈悲和解脱，在社会动荡和农民压迫下，吸引了大批信徒加入到佛教团体中。
这些信徒通过信仰佛教来寻求超脱尘世的心灵安慰，也借此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另一方面，道教强调个体修行和自我提升，通过信仰道教，民众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社会环境。
道教运动也成为一种对宋朝社会体制的反思和抗议。
三、士人抗议在宋朝社会，士人阶层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们通过文学、诗词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并通过抗议行动对社会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岳飞抗金”。
岳飞是宋朝著名的将领和爱国诗人，他在北方抵抗金朝侵略时展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
他的抗金活动不仅体现了士人的担当精神，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侵略者的抵制和坚持。
此外，宋朝的士人还通过文人官员的身份，利用权力渠道发表文章和上书状，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抗议和规劝。
他们用文字歌颂正直和公义，批评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失职，为民众利益发声。
基于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
基于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士人阶层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对于政治、文化、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了解宋代士人的心态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代士人的心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一、功利思想的存在尽管宋代士人崇尚文化、道德，但是功利思想也深植于他们的内心。
这种功利思想主要来源于考试制度的存在。
在这个时期，科举制度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而科举制度的存在又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
因此，宋代士人不得不追求功名利禄，以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二、文化自傲的态度宋代士人自认为文化高度发达，文化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自认为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代表，对于外来文化持有保守的态度。
这种文化自傲的态度在宋代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限制了文化的发展。
三、隐逸情结的存在宋代士人有着隐逸情结，即不愿意融入社会，而是宁愿隐居山林，领悟人生。
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科举制度和功利思想的存在使得士人生活在一种竞争和压力中，不断地为达到目的而奋斗；二是因为政治的不稳定，士人在政治上感到不安全，因此选择隐遁。
四、对于现实的批判意识宋代士人对于现实社会持有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比如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
这种批判意识在宋代文学中得以充分表现，对于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士人的心态是多方面的，既有功利思想的存在，也有对于文化的自傲，同时也存在着隐逸情结和对于现实的批判。
这种复杂的心态影响着宋代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值得人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宋代士大夫主流心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５５３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ｔｔｏ ｐｏｅｍ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ｓｙｕ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第２２卷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０１．２２ 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０
宋代士大夫主流心态
——以宋代家训诗为中心的考察
许南海；程永奎；蔡静
（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六盘水５５３００１）
摘要：宋代家训诗，折射出宋代士大夫的心理倾向和价值观念，是他们的观念、心态的真实反映。通过对宋代家诩诗 的考察。窥探有宋一代士大夫的主流心态，有助于人们对他们的ｉＫｉｅ，。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主流心态；家训诗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５５Ｘ（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３—０４
ＤＯｈｌ０．３９６９０．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０５５Ｘ．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４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ｔｔｏ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ＸＵ Ｎａｎ—ｈａｌ：Ｃ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ｋｕｉ；ＣＡＩ Ｊｉｎｇ
中国传统“厌讼”的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厌讼”的心理分析在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厌讼”心理根深蒂固。
民众对诉讼的维权利用率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显现出一种不合理的比例。
究其根源，这种心理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其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乡土社会”的社会背景，“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统治者的“息讼”手段，等等。
这些历史的积淀，久而久之让“厌讼”心理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
虽有时代变迁，但民众的“厌讼”心理始终存在。
诉讼观念“厌讼”心理无讼息讼在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之中，无论是在缺乏司法制度的古代，还是在相对完善的今天，“厌讼”心理一直拥有它的一席之地。
“打官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像是一场瘟疫一样，惟恐避之不及。
有的人是认为“打官司”就是在“扬家丑”；有的人认为“打官司”就是自找麻烦，宁肯抱着“吃亏是福”的心态，也不愿意和别人对簿公堂。
这种心理的存在并不是某一时期突发形成的，而是历史久而久之的沉淀。
一、中国古代所存在的诉讼观念在中国古代最早关于诉讼的记载是在西周时期，那时人们在观念上已经能够根据案件的不同特性，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进行区分。
凡民事案件，一般称为“讼”，刑事案件则称为“狱”。
郑玄解释说：“讼，谓以财货相告者。
”《吕氏春秋》的解释更加简洁：“争财曰讼。
”既然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关于争讼的记载，那么民众对待这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积极参与维护权利？还是敬而远之，退避三舍？根据法律史学家对古代中国的法律观念的考察，古代社会之中“厌讼”现象广泛存在，百姓心中也普遍存在着“厌讼”的心理。
有民间谚语为证：“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须经县又经州，纵然费尽千般计，赢得猫来输去牛。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劝诫众人要忍耐，否则得不偿失，不要争讼。
山东曲阜孔庙碑刻“忍颂歌”，生动形象得描述了司法腐败，百姓怨声载道。
谚语、诗歌百姓生活的总结，也真实揭露了古代民众的“厌讼”心理。
百姓如此，身份高贵的士大夫之族如何？元朝学者吴亮汇集历代名人有关“忍”的言论和历史上隐忍谦让宽恕的人物的故事汇编成《忍经》一书。
宋词与宋代士大夫心理
宋代士人心理与词的内在契合徐辉摘要：士人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他们的心理对文学有着决定作用。
宋代士人的心理转向契合了宋词的特质：宋代士人偏重内心关怀，词则长于情绪抒写；宋代士人有无法言说的内心愁绪，词则婉转曲折、伤感缠绵。
另外词虽为艳科，宋人却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阔达胸境。
由此宋代士人将其真情实感倾注于词中，成就了一代文学。
关键词：内在契合宋士人心理词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人阶层，他们进为官、退为民；拥有文化知识是他们的标志。
作为知识阶层，他们在文化学术上经常处于主体地位，是精神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构建者，因而他们的心理倾向对文学走向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就宋代来说，其士人心理具有独特之处，因而会与新的文学形式——词相互契合，造就一代文学之盛。
一宋代士人内心关怀与词的情绪抒写士人的亦官亦民身份，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造成了士人人格的二元性，他们似乎可以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但他们又不得不选一条路：或为官，或为民。
为官，则意味着一种关心世事、锐意进取、积极入世的生活，同时不得不放弃自我内心享受；为民，则可享受心游天地的超世至情，获得心灵自由，却须牺牲知识给予的经世济民之力。
从先秦时，士人就被这“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悖论所困扰，从而派生出儒与道这两家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分执士人理念之一端，传承久远。
由于儒家似乎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儒家相对来说处于主流地位。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宋代士人开辟了一条亦官亦隐的新路子，他们的“最高境界，不再于仕还是隐，山林还是庙堂，而在于一颗心，有了一颗最高的彻悟的心，仕就是隐，没有这种彻悟，隐犹如仕”。
①宋代士人不再进行艰难的二难选择，而是将二元对立的人格整和为二重人格，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在朝堂之上，他们忧国忧民，尽着人臣之责；在庭院书房，他们吟诗作画，陶冶性情；在酒宴桌上，他们饮酒作乐，甚至有些放浪形骸。
浅析宋朝外战积弱因素
咸阳师范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毕业论文（设计）历史1002 蔡晶1005014233浅析宋朝外战积弱因素摘要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一统时期，经济较为发达，文化发展也比较快，但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却没有唐朝和宋朝那样成功。
且在长期的斗争中总是屈辱求和，处于被动地位。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宋朝自身来说：对权力的高度掌控导致了军事竞争力的下降；军事上存在诸多弊端：如传统的军事指挥和防御策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逃兵大量出现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社会上重文抑武的风气蔓延，使得武将失去保家卫国的信心。
除此之外，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游牧民族战争方式的特别，也是导致了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被动的原因之一。
关键字：宋朝；外战；积弱；因素I浅析宋朝外战积弱因素AbstractSong dynasty is a unified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economy is relatively developed, cultural development also is faster，But in dealing with ethnic relations is not practical as successful as the song dynasty。
And always humiliation for peace in the long struggle, in a passive position。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caused this situation，As for the song dynasty itself:To the height of the power control leads to a decline in military competitiveness;The military has many disadvantages: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command and defense strategy,The army of the for-profit business，A spate of deserters, etc，These are greatly weakened the army battle effectiveness;Differences on social wu culture spread Make slow blow to lose confidence.in addition to this，Around the minority regime according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 nomadic war way,Also lead to the passive one of the reasons in the song dynasty in foreign wars.Keywords：The song dynasty；Foreign wars；weak；factorsII咸阳师范学院2014届本科毕业毕业论文（设计）目录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内容提要】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关键词】宋代;科举制度;社会心态;志怪小说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
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
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
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
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
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
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
［1］（卷11）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
宋代士大夫主流心态——以宋代家训诗为中心的考察
Ｄ ｎ ｓｙ Ｓ ｈ ｌ ｒ ｅ ｐ ｐ ｏ ｌ ｎ ｔ ｅｒｕ ｄ ｒｔ ｎ ｉ ｇ ｙ ａ ｔ ｃ ｏａ ， ｌ ｅ ｐ ｅ ｏ ｉ ｎ ｅ ｓａ ｄ ｎ ． ｈ ｈ Ｋｅ ｒ ｓ Ｓ ｎ ｎ ｓｙ ｓ ｈ ｌｒ ｂ ｒ ａ ｃ ａ； ｉ ｓｒ ａ ｍｅ ｔ ｌ ｙｆ ｍｉ ｔ ｙ ｗｏ ｄ ： ｏ ｇ Ｄｙ ａ ｔ ； ｏ ａ － ｕ ｅ ｕ ｒ ｔ ｃ ｍａ ｎ ｔｅ ｍ ｎ ａ ｉ ； ｔ ａ ｌ ｍｏ ｔ ｙ
许 南 海 ； 永 奎 ； 静 程 蔡
（ 盘水 师范 学 院 历史 系 ； 六 贵州 六 盘水 ５ ３ ０ ） ５ ０ １
摘 要： 宋代 家训 诗 ， 射 出 宋代 士 大夫 的 心 理 倾 向 和 价值 观 念 ， 他 们 的 观 念 、 态 的 真 实反 映 。 通 过 对 宋 代 家训 诗 折 是 心
的 考 察 。 探 有 宋一 代 士 大夫 的 主 流 心 态 ， 助 ｆＡ ￣ 时 他 们 的认 识 。 窥 有 －．
关键 词 ： 宋代 ； 大 夫 ； 流 心 态 ； 士 主 家训 诗
中 图分 类 号 ： ２ Ｇ１ ２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 编号 ： ６ １ ０ ５ ２ １ ） ５ ０ １ — ４ １ ７ — ５ Ｘ（ ０ ０ ０ — ０ ３ ０
、
读 书观
“ 与士 大夫 共 治天 下 ” ，是 宋 朝 的基 本 国 策 。 为 实 现这 一 目标 ， 宋王 朝 采取 了优 礼 士 大夫 的政
策 和诱 导 型科 举 制度 。 以地 位 、 禄 和 荣 誉 诱 导 厚
知 识 分子 出仕 干禄 。如宋 太 祖 多 次强 调 “ 相 须 宰 用读 书人 ”］ 【 １ 。在两 宋 ， 书人 一旦 登 科便 可做 官 ， 读 且 俸 禄 优厚 “ 其 给 赐 优 裕 ， 人仕 者 不 复 以 身 唯 故 家 为虑 ” ２ 这种 高 官厚 禄 利益 驱 动 下 。 书 进 。【 ］ 在 读 仕蔚 然 成风 ，人 人 尊 孔孟 。 家 诵诗 书 ”１ 成 一 “ 家 ［ ３ 形 股 强大 的社 会 心理趋 向 ， 以致 “ 朝 朱 紫 贵 。 是 满 尽 读书人 ”】 ［ ４ 。 拥 有 文 化 资 源 的 士 大 夫 为 晚 辈 预 留 了 大量 的 经籍 ， 如苏 轼 “ 使 五 车 书 ， 使 九 子读 ” ， 长 要 嘲 一 些 士 大夫 之 家 甚 至 校对 好 书 籍 “ 校 六 经 留汝 点 读 ” 希望后 代能 勤读 圣贤 书 。士 大夫 如此崇 尚读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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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就针对朝廷藏书不足的问题说道：“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试图在经史典籍中寻觅治国经验的想法；端拱初，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
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②于是儒家重视秩序、提倡仁政、关注民生以及怀柔四夷等等的认识，纵然不免有被狭隘利用的目的，却成为推动治国理念转向的有力旗号。
淳化四年（９９３），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前代教训，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指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次讨伐辽东，人不堪命，隋炀帝全军覆灭，唐太宗也无功而返。
因此认为：“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
”宋太宗当即表示赞同意见：“炀帝昏暗，诚不足语。
唐太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
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
”又对以往的伐辽战争表达了追悔之意③。
这都说明放弃汉唐文武并重理念，调整树立崇文抑武理念的努力，已逐渐开花结果，成为宋太宗君臣的共识。
，宋太宗甚至还有意做出尚文的表率，“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④宋真宗与宰相王旦谈及议和问题：“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
”王旦当即劝说道：“止戈为武。
佳兵者，不祥之器。
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
先帝时，颇已厌兵。
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
”宋真宗深以为然⑤宋仁宗即位伊始，有官员建言：“国之外患在边圉，然御之之术，不过羁縻勿绝而已。
内患则不然，系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
”⑥显然，历经宋太宗、真宗两朝确立的治国理念已获得统治阶层的共识，内部稳定与建设是施政关注的要害，边防则不过属于次要问题，即使因此产生不利的后果，也在所不惜。
北宋中后期，当政者基本维持以往的治国理念和处理内外关系的路线，并视其为祖宗之法⑦宋朝统治者除了太祖、太宗经历了五代的风云，还在国家政策某些方面还在延续文武并重的路线，知道武力对国家统一完整的重要性。
太宗之后的继承者储君们大都养在深宫，没有经历倒戈铁马的岁月，起而代之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为皇帝们创立的经筵制度就是培养皇帝的仁政、修身以及君德，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体现。
儒家讲究仁政，提倡文治建设，教育储君们要效法三代时期的王道，远离霸道。
这些继承者们身体力行的行为对国家的方针政策起到不小的作用，他们延续了祖宗家法，重视内部稳定的政治建设，边防则是次要，达到内修政事，自远人归，自致安静。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雍熙元年正月壬戌”，第５７１页②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９１３７页③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第９１４７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第７５８－７５９页。
④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九六“论曰”，第９８８１页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第１６７２页⑥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七《邵亢传》，第１０３３６页⑦宋朝祖宗之法历经发展，其说法和做法又不尽相同，但无疑对宋代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宋代被学者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本位文化建设时期。
①这种民族本位文化意识可上溯至唐代韩愈“道统论”的提出，他在《原道》一文中对“中国”文化的内容作了一个总结: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② 从中可知，“中国”文化就是指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价值系统。
韩愈认为这一系统有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承脉络，即“道统”。
但孔孟之后“道统”失传，儒学受到佛、道等文化的冲击。
韩愈呼吁排除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恢复儒学正宗。
春秋以来区分“夷夏”和判定何谓“中国”的主要标准本来就在于文化。
宋儒对“中国”文化的升华主要是增加其理论性及哲学性。
北宋初期学者柳开认为“杨墨、老佛犹戎狄蛮夷也，国治而道不明，杨墨、老佛固侵乱也。
”“吾犹战也，斯有勇焉，先将举其力而毙其杨墨、老佛”。
③由于统治者提倡儒学治国，儒学大行其道，宋儒们在本位立场上排斥佛、道，强调自己文化的正统。
欧阳修主张采用修儒学“礼义之本”的办法，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消除佛学思想赖以盛行的文化基础，他作《本论》一文云: “礼义者，胜佛之本也”，“莫若修其本以胜之”。
④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欧阳修提出的具体措施便是革新科举和兴建学校。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对儒学经典的关注程度。
二程则把儒学“礼义”的内涵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程颐说: 唐初“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
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 ⑤所谓“中国”文化之本的“礼义”，指的就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等儒家价值体系。
佛教弃绝现世人生，自然置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于不顾。
二程将这些儒家价值系统提到“道”的层面，以此排击佛学: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
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
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远矣。
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非天地之全也。
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
⑥①傅乐成: 《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年，第380 页②韩愈: 《原道》，《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2665页③柳开: 《河东先生集》卷一一《送陈昭华序》，《四部丛刊本》④欧阳修: 《居士集》，《欧阳修全集》，卷一七《本论中》，中华书局，2001，第290 页⑤程颢、程颐: 《二程集》，中华书局， 2004，第236页、⑥程颢、程颐: 《二程集》，中华书局， 2004，第73—74页。
宋儒们为了显示儒学治国的优越性，陈来先生指出“以同方式论证了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
”。
宋明理学共有的特性之一便在于: “以不同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
”①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统治者们提倡以文治国，广开科举，大量取士，依据四书五经儒家经典为蓝本。
从而离不开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从而将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基本体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档次。
这种意识反映到国家观念上来，便是进一步强化了前代以“礼义”等文化标准来定义“中国”的倾向。
石介以地理及文化差异来定义“中国”与“四夷”的区别: “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
” ②刘敞则以礼乐文化作为定义“中国”的唯一标准: “能自藩饰以礼乐者，则谓之中国; 不能自藩饰以礼乐，上慢下暴者，则外之中国。
内外之别，不在远近，而在贤不肖，苟贤矣，虽居四海，谓之中国可也; 苟不肖矣，虽处河洛，谓非中国可也。
” ③二程也指出: “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
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
中国而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
”④ 由上可知，文化标准是北宋“中国”观的核心。
宋人通过提升“中国”文化的内涵来强调本朝“中国”身份的优越性，希望以文化、道义上的优势德服列邦。
北宋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对付夷狄的根本方法在于勤修内政。
李觏云: 所谓夷夏，“以德刑政事为差耳。
德勉刑中，政修事举，虽夷曰夏可也。
反是则谓之夏，可乎? 愚儒之咤则曰彼夷我夏，而不曰内自修。
内自修则德刑政事四者备，当而后曰夏胜夷可矣。
” ⑤孙觉也主张以“纲纪人伦，惠养万物”，“自治为先”以胜夷狄⑥，宋学者们正是以自我“中国”来强化自身正统地位。
北宋拥有“天下之中”的中原，在澶渊之盟体制下与辽维持了百余年的平等友好关系，其“中国”身份并未受到颠覆性的挑战，这或许是北宋学者能在“中国”观和正统论等问题上呈现出一种超越“夷夏”族群意识的原因。
①陈来: 《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1 页。
②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中国论》，中华书局， 1984、第116 页③刘敞: 《春秋意林》卷上，《中华再造善本》④程颢、程颐: 《二程集》，中华书局， 2004，第43页⑤李觏: 《李觏集》卷二二《敌患》，中华书局，1981 年，第242 页⑥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1536唐进士名额少,每年的进士、明经两科合格取录的没有超过一百人,但应试的举子在两、三千人左右,进士科录取的更少,而且还须经吏部考试后才能授官。
所以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官僚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极小。
宋代录取量非常大,进士科取录三等,每年取三、四百人。
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
大批文彦学士通过科举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追求。
宋人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
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①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 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者占55. 12 %。
②这说明中小地主及平民出身的中下层士大夫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
士大夫各个阶层的利益同王朝的利益紧密相连,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赵宋王朝是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连年的军阀混战,武夫拥兵割据也使得文化失序,伦理道德沦丧。
所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其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 所以,宋代士大夫首先面对整饬封建伦常的历史任务,以便重建社会意识形态秩序,他们依靠光大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规范,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
因而,从“立德”的人生价值观出发,宋代士大夫在为学、为政的过程中,十分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强调以理统情,自我节制。
如范仲淹极力倡导廉洁之德,主张“洁白而有德义,官师之规也。
”(《范文正公集·清白堂记》) 欧阳修指出,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守义不迁,做到“势力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新五代史·一行传》) 。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都能以严格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重操守、崇道义、尚廉直、讲忠心,表现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期通过个人的道德完善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①诸葛忆兵. 宋代宰辅制度研究[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54.②陈植锷. 北宋文化史述论[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