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_宋代士大夫的人格境界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代表了文化和知识的最高境界。
作为文人士大夫,他们不仅在学问上有着出类拔萃的造诣,同时还秉持着一系列传统美德。
这些美德不仅是他们个人修养的表现,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一、忠诚孝顺的家庭观念古代文人士大夫注重家庭观念,尊老爱幼,以孝道为核心。
他们努力维护家庭的团结和谐,尊敬长辈,照顾弱势群体,尽力为家族争光。
同时,文人士大夫抱有一种忠诚的情感,对封建朝廷和皇权具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以忠诚为己任,无私地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二、良好的品德修养作为士大夫,他们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以正直、诚实、宽容和谦虚为准则,并致力于修身养性。
他们注重礼仪,在人际交往中以礼待人,主张以德服人,以真诚待人,以宽容包容他人的不足之处。
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道德高尚是成为一个真正有德之士的基本要求,也是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
三、文学艺术的修养古代文人士大夫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并且是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社会精英。
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所造诣,还研究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以提升自我修养。
古代文人士大夫通过追求艺术美,不仅培养了自身的审美情趣,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四、高尚的道义追求文人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追求道义的高尚境界。
他们秉持仁政理念,在为官治国的过程中,以公正、执法和谐为原则,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他们倡导以德治国,认为道德修养是重要的领导素质,只有道德高尚的领导者,才能引领整个社会向更加光明正义的方向发展。
五、追求人生自由和自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美德还体现在他们的自由和自立精神上。
他们崇尚自由的思想和精神,主张独立思考,追求个人独立和人生的自由发展。
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注重个人修养和自我完善,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社会整体的和谐和稳定。
总之,古代文人士大夫以其独特的理念和传统美德,在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关于《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
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并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凸显了立功层面的价值追求。
“以天下为己任”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陶铸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4-0051-07在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宋代的士大夫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使华夏民族数千年伦理文化达致“造极”境地,而且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导民于善”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开启了士大夫内圣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追求。
王国维曾经有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汉唐、元明之所以不能与天水一朝在“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媲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唐、元明没有宋代那样的士大夫及其伦理精神。
宋代的士大夫所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砥砺并催逼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一、“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宋代道德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士大夫精神和伦理道德主体性的彰显。
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试图通过自己的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实践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建构理想化的政治伦理秩序,开出立于内圣基础上的外王事业。
士大夫精神[精华]
![士大夫精神[精华]](https://img.taocdn.com/s3/m/7ceb65ef0912a21615792965.png)
士大夫精神[精华]士大夫精神【概念】“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
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
《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
”《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
”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
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
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
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
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
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
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
"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
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
【杂论】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有教养、有德行的人;固穷:安守贫穷。
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
天地情怀 ,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
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它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
它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
还有这样几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此。
另有文天祥之流的忠烈之士,心忧天下,以节死国;更有秦桧这样的奸佞小人,实是儒学教育的败类。
【宋朝士大夫精神】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
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
“寻孔颜乐处”与宋词中的“和乐”境界

“ 孔颜乐处” 宋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境界 :
理学是一种道德本体论 , 即宣扬道德至上 , 因此 理学已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一种信仰 。然而与佛道
利、 道充身安的“ 圣贤气象” 作 为一种人生理想 , ; 则 是“ 浑然与物 同体 ” 和乐境 界 ” 的“ 。所 谓 “ 和乐” ,
张载云: 和乐 , “ 道之端乎。和则 可大, 乐则可久 , 天 生” 西天” 或“ 等彼岸世界的许诺 。因此如何建立起 地之性 久 大而 已矣。 [( 这 一 境界 不 同于 孟 子 ”2附 1 人们对道德的发 自内心的信仰 , 如何 使道德追求从 “ 养浩然之气” 的刚直勇猛 , 它具有以下三个 方面的 他律成为 自 律就成为宋代理学家必须 面对 的问题 , 特点 : ’ 这也是儒家与佛道相抗 衡 的关键 所在。而周敦颐 首先这是一种超然境界 , 周敦颐 曾云 : 君子 以 “ “ 寻孔颜乐处 ” 的意义就在 于打开 了如何将道德履 道充为贵 , 身安为富, 故常泰无不足 , 而铢视轩冕 , 尘 践与个体的人生追求和情感体验相结合 的法 门。 视金玉, 重 无 加 焉 尔。 [ ’ 学 家 们 宣 扬 的 其 ”’ 理 所谓“ 孔颜乐处”语 出于《 , 论语》 :
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共同的人格追求和人生理想。 比 如苏轼的密友 鲜于子骏 曾就“ L 孑 颜所乐何事 ” 问道
于程颐, 这说 明 , 寻孔颜乐处” “ 的人生命题 已不再
局限于少数道学 中人 , 进而成为宋代文人普遍关 注
的问题 。宋人多有对此理此境的描述 , : 如
足 下知 道之 明者 , 能 迭 于进 退 穷通 之 理 。 能 故
作者简介 : 王晓骊( 90一 ) 女 。 17 。 江苏苏州人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文学博 士 , 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7 3
宋朝士大夫独立精神: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

宋朝士大夫独立精神: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已故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迫害者的代表,他们是穷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代言人”宋朝的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类似,他们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百姓利益,敢于抵制上司的错误命令。
他们既不怕丢掉官职,也不怕遭到上司报复。
他们“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独立精神不逊于现代知识分子。
黄庭坚是苏轼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任德州德平镇(今属山东德州)监。
宋朝如果人口不足一个县的标准,又是人口聚集区,可以收税的行政区划叫“镇”。
监镇主要负责财政、治安管理工作。
有一天他的上司德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赵挺之发来公文,要在德平镇实行市易法。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其内容是商贩们以自己的财产做抵押,向国家赊购商品拿去卖,半年以后商贩再付货款,国家收取商贩们利息,半年利息10%,一年20%.。
看上去不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变味了,出现各种套路贷。
市易务(推行市易法的机构)垄断了大量生意,连梳子、瓜果、冰块这种小生意都不放过。
市易务收购商贩们的货物价格极低,卖出去的价格却极高。
商贩如果不和市易务交易,或者敢和市易务抢生意,就会坐牢。
一方面大量商贩破产,一方面抬高了物价,结果弄得市场萧条,民怨四起。
有些官吏为了迎合皇帝,捞取政绩,不顾实际情况强制推行市易法。
赵挺之就是这种人,只为了升官发财,管他平民百姓的死活。
作为下属的黄庭坚与之相反,他想到一旦实施市易法,平民百姓就会受苦。
于是他回复赵挺之说:“德平镇小民贫,没必要推行市易法,一旦执行你的命令,百姓们就会纷纷逃亡。
”赵挺之哪管这些,连着几次命令他推行市易法,都遭到黄庭坚拒绝。
黄庭坚顶着上司压力,就是不执行市易法,最后闹得朝廷也知道了这件事,赵挺之这才作罢。
黄庭坚的坚持起了作用,朝廷下令不允许在不符合条件的地方实施市易法。
周敦颐是《爱莲说》的作者,他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7年)年担任南安军(今属江西)司理参军(八品)。
_富贵于我如浮云_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

89“富贵于我如浮云”——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彭 波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 合川 401572)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固为人人企羡,尤其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
自先秦以降,士人就鄙视农工商所为,一意经营仕途。
在他们看来,经由读书进而出仕乃士人摆脱贫贱,享有富貴的唯一途径;从实现“治国平天下”宏伟志向角度,出仕亦是士人必然抉择。
为获取官爵,士人无所不用其极:先秦游士四处钻营,吴起杀妻求将,苏秦朝秦暮楚;“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1](3册卷934,P874);唐人则不以干谒为耻,终日奔走于公卿之门,连杜甫也不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经历。
而隐居山野,心怀魏阙的士人也屡见不鲜。
对他们而言,隐居并非真正目的,只是为出仕采用的迂回手段;且从隐居中还可获得正常仕进难以比及的声誉,为将来踏上仕途创造条件。
虽然六朝已有《北山移文》的讥刺,唐代又有“终南捷径”的嘲讽,但奔马进京应不求闻达科式的人物依旧层出不穷(参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
一边士人“待贾而沽”,另一边朝廷也用利禄相诱以网罗天下才俊。
而将读书与做官联在一起的科举,更好地适应了双方需求,一产生就成为士人出仕的主要渠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卷15杂记,P159)李世民凭借科举固然达到了笼络人才的目的;可怜天下士子为功名皓首穷经,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民办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03月第5卷 第1期Vol.5 No.1Mar. 2008 ・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07-06-15作者简介:彭波(1974—),重庆江津人,文学硕士,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讲师。
文章编号:08-206(2008)01-0089-06 摘 要:北宋有些士人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清高脱俗,视富贵如浮云,并成为北宋士人心中理想典范。
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和现实意义

浅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及其现实意义1.历史背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不乏荡气回肠的政治理想,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其一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宋代政治的鲜明特点和基本架构,北宋甚而有不杀大臣言事官长达三百余年[1],尽管统治者有处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赖于军权的拥立,因此他从执政之初就明白军人对政权的威胁不容小觑,因此他转而重视文臣,以维护宋代江山的稳固。
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优待文人的政治环境对士大夫群体展现了极大的信任,无疑促长了士大夫群体的“天下”情怀。
其二体现为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宋代帝王为了抑制“氏族”的形成,有意识地让大量寒门学子步入仕途,家境贫寒的学子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则出将入相,甚至位至显赫。
譬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一代名臣均出身微寒。
为了能够便于分析,我们先辨明士大夫与“天下”情怀的含义。
士大夫含义颇多,有指“将帅之佐属”,有指居官之人,有指“文人士族”,亦有指“内外在官之人”等等[2],据儒家提出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本文讨论士大夫时,取其文人士族之意。
天下情怀者,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
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
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
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
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
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
2.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表现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颇为积极。
纵观历史,宋代士大夫比专治强化时代下的明代官员要积极得多[1],“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3]”,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滋养宋代士大夫“天下”情怀的理想土壤,由于宋代君王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文人志士由以往的社会旁观者转而变为参与者,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得到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自然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苏轼与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精神

苏轼与古代⼠⼈儒道互补的⼈格精神(转)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的⽂化巨匠。
然⽽,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
终其⼀⽣,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派和守旧派,⼏次因诗⽂获罪,“乌台诗案”甚⾄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在⼀⽣中所经历的⼤喜⼤悲,绝⾮⼀般⼠⼈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常的苦乐⼈⽣⾯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
在其诗⽂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世哲学与佛⽼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
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世精神始终⼗分强劲。
苏轼在其中年政论⽂章中就曾⼀再阐发《易经》中“天⾏健,君⼦以⾃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变法的流弊⽽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顶撞,⼒⾔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世精神表露⽆遗。
1074年,⼊仕不久的苏轼在⾃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的宏⼤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陆初来俱少年。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舍其时,⾏藏在我,袖⼿何妨闲看!⾝长健,但优游卒岁,且⽃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马上寄⼦由》)词中抒发了⾃⼰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志,充满着对⾃⼰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信,并表达出⼀种对⾃主选择进退的⾃豪感。
⼀个才华横溢、英⽓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从儒家的⾼度责任感出发,对⼈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芒刺在肤肌。
平⽣五千卷,⼀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另⼀⽅⾯他⼜以古代豪杰⾃⽐,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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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门阀士族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消失殆尽,从宋代 开始中国的官僚基本上是由考上进士的人所构成的, 没有考上进士的人很难在官僚系统中出人头地。根 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两宋四百年的进士有55%是平 民出身的。这就说明,宋代以后平民与士大夫之间 的阶级流动性是相当大的,在世界史上可谓独一无 二。
4. 进士阶级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士大夫的主体,他 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门阀士族有极大的差距。门 阀士族强调家学,一个人只要说他是琅琊王氏或范 阳卢氏,就可以证明他是高人一等的;而进士阶级 则强调,个人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家世,而来自于个 人的学问、文学才能、政治才能和品德。我们从北 宋两大文人欧阳修和苏轼一生的言行都可以清楚的 看出这个特点。
又是粪便,又是腐尸,又是死鼠,各种各样的恶臭一起散 发,这时屋子里都是秽气。
这么多的气味加在一起,成了瘟疫,很少有人不染病的。 可是我以虚弱的身子在这样坏的环境中生活,到如今已经 两年了,却没有什么病。 这大概是因为有修养才会这样吧。然而怎么知道这修养是 什么呢?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心中的浩然之气。 它有七种气,我有一种气,用我的一种气可以敌过那七种 气,我担忧什么呢!况且博大刚正的,是天地之间的凛然正 气。因此写成这首《正气歌》。
(《戏答元珍》) 这是他贬谪夷陵令的作品。著名的《醉翁亭记》是 在他贬为滁州刺史所写的。
3. 提拔后进,培养人才
欧阳修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正如韩愈一般,总是 尽其所能的奖掖后进。唐宋八大家中属宋代的六家, 除他自己外,有三个人是他的门生(曾巩、苏轼、苏 辙),有两个人(苏洵与王安石)得到他的提拔或赞 扬,其他的例子就不用再多说。
有一道单扇门又低又小,一扇白木窗子又短又窄,地方又脏又 矮,又湿又暗。碰到这夏天,各种气味都汇聚在一起:
雨水从四面流进来,甚至漂起床、几,这时屋子里都是水气; 屋里的污泥因很少照到阳光,蒸熏恶臭,这时屋子里都是土气; 突然天晴暴热,四处的风道又被堵塞,这时屋子里都是日气; 有人在屋檐下烧柴火做饭,助长了炎热的肆虐,这时屋子里都 是火气; 仓库里储藏了很多腐烂的粮食,阵阵霉味逼人,这时屋子里都 是霉烂的米气;关在这里的人多,拥挤杂乱,到处散发着腥臊汗臭, 这时屋子里都是人气;
己身若以为是,决然行之,绝不退缩。这一点苏轼 也是和欧阳修完全一致的。
苏轼不幸遭逢新、旧党 争极为激烈的时代,因此, 他的挫折当然比欧阳修来 得大,贬谪时间比欧阳修 来得长,其磨难也比当时 的任何政治人物都来得重。
乌台诗案结束、谪居黄州后,他如此回复友人李常 的慰问:
某启。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 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 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 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 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 规谏,輙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 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 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提拔人才,是另一种形式的“聚其徒”,加上他的 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一代之“师”。
三、苏轼
1. 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
苏轼是欧阳修最著名的门生。关于苏轼在仕宦场中所 表现出来的节概,曾经是他的政敌的刘安世(朔党 领袖之一)晚年时曾如此评论: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 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 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佑则虽与老先生 (按,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附录:宋代文人最后的典型——文天祥 《正气歌》序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 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
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 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 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 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 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 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
庆历(1041─1048)新政失败时,欧阳修又因范仲 淹、杜衍、富弼相继罢职,上书切谏,而被贬为滁州 刺史。在他仕途的前半,他始终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主 张,受尽挫折,毫不后悔。
2. 固穷──处境虽困窘,仍积极乐观
贬夷陵令时,欧阳修在写信给同时被贬的友人尹洙时, 如此说道: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谢不避诛死, 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 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 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 他跟尹洙提起这事,不只与余靖(字安道)共勉, 实际上也希望尹洙如此。
日,作小诗题其后。 可见苏轼晚年的风范,在黄庭坚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轼死后,黄庭坚在一封信里说:
东坡先生遂捐馆舍,岂独贤士大夫悲痛不能已,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 堂,危言谠论,切于事理,岂复有之?然有自常州 来,云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 其胸中固无憾矣。
信中除了谈到苏轼的立朝大节外,还特别提及他的 安然而死。由此可见,苏轼面对贬谪的恶劣处境,以及 面对死亡的宁静,都对黄庭坚有所影响。
可见苏轼极有意识的效法欧阳修,当仁不让的自任 文章宗主,并期望后辈也能传承下去。这种精神,即 是韩愈《师说》“传道”事业的具体表现。
苏轼完成自己一生的方式,他最忠实的门生都了解 其意义──这为他们在一生“行道”的挫败中找到了 安身立命的典型。黄庭坚在苏轼死后读到苏轼的诗卷 时,写了一首小诗题在诗卷后面:
这样的苏轼,黄庭坚不论在生前,死后,都一直以 师礼侍之: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 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实相上下为问,则离 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哉?」
苏轼的“典型”,在黄庭坚临死前的两个形象中即 可找到回响:
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 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戍,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 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 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 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 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按,黄庭坚友人李资 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庭坚《题自 书卷后》)
《正气歌》最后八句: 顾此耿耿在, 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 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 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 古道照颜色。
死前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九讲
宋代士大夫的人格境界: 欧阳修与苏轼
重庆大学《大学国文》课程组
一、从门阀士族到新进士阶级
1.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的时代,主要的政治权力和 文化权力都掌握在门阀士族的手中。
2. 隋唐重新大一统后,皇权一直企图削弱门阀士族的 权力,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从寒门和庶族中选拔人 才。但由于门阀士族的政治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也 可以利用科举制度来提升他们子弟的竞争能力,所 以隋唐时代的科学制度还不能完全发挥从寒门与庶 族之中选拔人才的功能。隋唐可以说是门阀士族逐 渐没落,新进士阶级逐渐上升的过渡时期。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4. 苏轼与苏门弟子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荐,曾在《师友谈记》中记录 了苏轼的一些言谈,其中有云:
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 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 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 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苏轼的人格对苏门的 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苏轼 死后,他的门生和友人所 表现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党禁之后严酷的政治环 境下,他们的长期坚忍自 守,不失节操,都可以作 为例证。
参考书目
王水照、崔铭 著 《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参考书目
王水照 《苏轼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修订版
他自从读过残本韩愈文集,就一直推崇韩愈(见 《书旧本韩文后》),但他也了解韩愈人格上的缺点。 他以韩愈为楷模,并要求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这样 的人生目标,他是非常有意的去追求的。
欧阳修在贬谪期间极少写作穷愁不堪的作品。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同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借用苏轼形容自己文章的话,这样的一生真是“行 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既有庄子的随遇而安, 又坚持孔夫子之道。
黄庭坚自写此诗,有石刻真迹流传,题云: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在荆州承天寺观此诗卷,叹息弥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蹴, 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 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 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 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 卒。(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如此安然的面对极端恶劣的贬谪环境,充分显示他 对自我生命的自信,几乎就是苏轼的翻版。
谢谢
这就如欧阳修眨夷陵时,与余靖、尹洙相劝勉,但 语意更为严峻──大义凛然,直可为之生、为之死。
苏轼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 州、惠州、儋州。
功业表现在贬谪时,因为 这是他坚持守“道”的结果。 这样,个人一生的成败就不 系于“行道”的成功,而在 于“守道”、“传道”,并 确立了“道”的至高无上。
予欣然从之。步西城,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 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 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 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 大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