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金融政策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金融政策“金融”一词产生于近代，但明朝中叶之后我国就已出现比较广泛的金融活动，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更是经历了动荡与混乱、统一与发展的历程。

回顾与总结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国家金融政策及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实施正确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国近现代史上金融发展进程的历史从明末到1949年这段时期，我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落日辉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以及前赴后继的民族抗争，中国金融也经历了重大波折与艰难发展。

旧式金融机构由盛而衰。

钱铺和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

钱铺产生于明代，在清代成为当时的主要金融机构，但因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未能发展成真正的银行。

票号产生于明末，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在鸦片战争后发展到极盛，但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败并最终消亡。

外商银行在华特权由小渐大，但最终被取缔。

由于清政府的软弱与退让，外商银行于1845年进入中国，逐渐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垄断外汇，控制中国金融与财政。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在华银行的势力出现新变化，美国在华银行发展迅速。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特权被彻底取缔。

中国现代银行业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辛亥革命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步实现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而民族资本金融业却趋于衰落。

在外部挤压、内部争夺以及阶级斗争以至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现代银行业始终在曲折中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由无到有，并最终掌握了全国金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金融机构始创于1924年，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壮大。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成立，在边解放、边接管、边建行和边办业务的过程中使中国金融从混乱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稳定。

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国家金融政策及其成效自明末到1949年，我国经历了明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以及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政府等几个阶段。

不同阶段、不同政权在金融问题上持有的立场不同、采取的政策不同，政策的成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明、清政府的重本轻末政策、“觅商汇兑”政策、封建压榨政策明清政府长期实行重本轻末政策，提倡和奖励农业劳动者，抑制和贱视工商业者，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实现向“农工商皆本”的转变。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战争原因清政府开始实施“觅商汇兑”政策，请票号汇兑京饷、协饷，要求票号为各省借垫京饷、协饷，为清政府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

此外，还长期实行封建压榨政策，动辄就要票号捐输报效，不时地禁止官款汇兑，一遇倒账首先考虑外国银行及大清银行的利益，对票号“落井下石”。

总的来讲，重本轻末政策及封建压榨政策，严重制约了钱铺、票号的健康发展；“觅商汇兑”政策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票号的资本实力、放贷规模、经营地域及业务范围，同时又使票号过分倚重与政府有关的金融业务、轻视商业金融业务，逐渐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清政府倒台后很快衰败下来。

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自1845年外商银行进入中国后，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入侵一直采取退让政策。

19世纪70年代后，出于军事、政治以及兴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对外商银行转而实行退让加依附政策，向外商银行乞求贷款。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外商银行都把对华贷款作为抢夺势力范围的手段。

北洋政府时期，不同军阀依附不同的外商银行，将外商银行贷款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

南京政府成立后，尽管对外商银行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退让加依附政策总体上没有变动。

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首先，使外商银行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通过对钱庄的渗入控制中国金融，使国内传统金融业成为外商银行的附庸；其次，外商银行对新生的民族银行业进行抵制与打压，延缓了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通过不断制造金融恐慌，最终掌握了中国金融的领导权；再次，外商银行通过向地方政治势力贷款，收买与扶植军阀势力，使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与混乱。

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实行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使其自身陷入被外商银行压榨与要挟的困境之中，同时也使其逐渐意识到应该创立自己的银行，终于在1897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国首家商业银行。

此后，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晚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比如，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及其业务经营等问题上，给予民族商业银行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也实施了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较少干预民族银行业，民族银行业自主性增强，形成华资银行同外商银行、传统钱庄“三足鼎立”之势。

此外，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在发展商办银行的同时，都很重视发展官办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但都主要出于财政需要的考虑，使其成为主要为政府财政服务的金融工具，这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积累了巨大的危机。

从政策成效上看，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一股同外商银行竞争的新生力量；官办银行的产生，客观上减少了政府对外商银行的依附程度；民族银行业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批懂专业、熟悉国际业务、掌握英语的银行管理人才。

南京政府的金融垄断政策、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政策以及法币政策南京政府成立后，实行金融垄断政策，建立和发展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

同时，还对商办银行采取压制政策，把许多全国性及地区性商办银行、地方性官办银行逐步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

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商办银行的监督和检查，限制新商办银行的设立。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布新的《银行法》，但仅适用于商办银行，且管制过于严格。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所发之钞票为法币，实行通货贬值政策，扩大纸币发行量，继而又使其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最终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法币的崩溃；后又发行金圆券，但很快也崩溃了。

从政策成效上看，金融垄断政策极大地强化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势力；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则严重削弱了民族资本金融业，导致其走向衰落；法币政策虽然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金融危机，但由于把发行纸币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手段，使法币丧失了货币的基本功能，大量资金纷纷逃往香港地区或国外，加速了南京政府的灭亡。

革命根据地政府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以及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政府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制止和打击高利贷行为，鼓励节约，发展生产与社会经济，改进人民生活，冲破敌人封锁。

实行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财政困难，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始终坚持按照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合理确定货币发行量。

在金融管理方面，一直执行严格的管理政策，主要体现在严格对私营银钱业、外汇、金银的管理以及打击投机等方面。

从政策成效上看，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避免了走退让与依附政策所带来的民族悲剧；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了良好、负责的人民政府形象；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充分发挥了私营银钱业的积极性，避免了其消极作用。

而将外商银行控制在人民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并最终彻底取缔其在华特权，则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几点经验教训从我国近现代史上看，国家金融政策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金融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

健全、强大的金融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而扭曲、弱小的金融无力为国家政权提供保障。

明清政府无力对抗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严重扭曲金融业的发展，最终都加速了政权的垮台。

革命根据地政府实行正确的金融政策，为最终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进的经济思想是推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国现代金融业的每一点进步都以解放思想与树立先进理念为前提。

好的金融政策更是源于好的经济思想，并对经济发展与金融运行具有重要作用。

由“重本轻末”转变为“农工商皆本”促生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实业兴国”口号的提出推动了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与壮大；独立自主、审慎严格的经济管理思想，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随着全国革命取得胜利，最终统一、掌握了全国金融。

独立自主是发展本国金融与制定金融政策的根本原则。

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对民族银行的压榨与剥削政策，严重阻碍了旧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

而革命根据地政府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使革命根据地政府的金融与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经济支持。

国家要有足够实力控制本国金融。

国家要有足够实力控制本国金融，能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并不单单源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更重要的则来自政府的正确领导、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与外资金融资本进行有效的合作与竞争等所形成的合力。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外国金融资本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协调好金融与财政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晚清及北洋政府都把银行视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工具，南京政府则把发行纸币当作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工具，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而革命根据地政府实行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放在首位，将财政需要放在次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了财政、金融两种政策的合力。

正确处理官办与民办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1897年后，中国现代金融业可划分为官方资本与民商资本两大类，官办金融机构与民办金融机构、官商与民商的关系处理得当，可促进金融业、经济乃至政治的健康发展。

否则，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实际上，民商在金融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及作用，在没有民商的情况下，官商也不可能健康发展。

不论是在业务经营方面，还是在职能范围方面，都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国家既要推动与扶持官商的发展，也要给民商一定的发展机会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