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走私贸易研究成果之探讨

明朝嘉靖年間海禁政策與走私貿易研究成果之探討一、前言明代的海洋政策比起從前，總是被人詬病，因為從明太祖訂下海禁政策，不允許私人對外貿易以來，被認為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一大挫折，官方貿易也只能透過朝貢體制，嚴格控制。

因為張士誠、方國珍的海上勢力未滅、倭寇的侵擾、胡惟庸的叛變，種種的因素才讓明太祖頒布海洋禁令，不過中國海岸線過長，雖然政府有心將對外貿易控制在官方手上，但沿海居民並不是一紙禁令就可禁絕，他們靠海維生，挺而走險從事走私貿易，加上明朝中期以後，國內手工業發達，除了國內的市場，亞洲各地也成為中國的貿易地，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東來尋求中國的產品，在在都助長了走私貿易，沿海豪紳也加入成為窩主，其中勢力大者更擁有數艘艦隊，比起今日的航運業，有過之而無不及，透過他們，中國與世界貿易體系連成一氣。

官方的朝貢貿易從太祖開始，成祖達到高峰，鄭和下西洋招攬許多南洋國家入中國朝貢，高峰時更有一日接見一千二百人的盛況1。

不過朝貢貿易厚彼薄此的原則，對國家經濟而言是一項頗為沉重的負擔，加上皇帝並無經營的興趣、對朝貢國的規定過於嚴格等因素，仁、宣宗以後隨著私人走私貿易的興盛，朝貢貿易逐漸沒落。

世宗時又發生葡萄牙艦隊的入侵及日本爭貢事件，使得海禁政策趨於嚴謹，「片板不許下海」2，沒想到走私愈來愈盛，許多海寇嚴重騷擾沿海居民，開通派官員認為海寇都是海商所來，希望國家開禁，「市通則倭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越嚴而寇越盛。

」3，況且開通後的稅收可大大增加財政收入，在經濟的考量下與保守派官員爭論，結果是嚴禁派的大臣朱紈成為這場爭論下的犧牲者，不過海禁依然未解，直到穆宗時開通派官員才獲得一小步的勝利：政府有限度的開放海禁，但私人船隻必須透過引票才能出航，顯示明朝自始至終都掌握著海上貿易的控制權。

上述是對明朝的海禁政策作一簡單的介紹，學者研究的資料也相當的豐富，但當中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雖然也有不同的解釋試圖還原歷史真相，因此本文將這些解釋作整理，試著透過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而了解當代的海禁政策與走私貿易。

二、明代海禁政策的研究回顧明代海禁的緣由最初是因為倭寇問題產生，屬於中日關係的範籌，因此許多日本學者都有深入的看法4，至於台灣學者，早期有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5，強調嘉靖年間1參見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頁49。

2明史卷朱紈傳所謂：「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下海。

」表示明初就有海禁的規定，但從曹永和〈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收入所著《中國海洋史論文集》，2000）、鄭樑生〈明朝海禁與日本的關係〉（《漢學研究》1卷1期）的文章都說明，明初的海禁並未嚴格實施，至嘉靖年間發生葡萄牙及日本貢使事件才使海禁趨向嚴厲。

3謝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

轉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東華師範大學，1987。

頁317。

4關於日本學者對於倭寇及海禁問題的探討，可參閱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2，頁3-5。

5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台北：台大文史叢刊之二十，1966。

陳先生另有〈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私販貿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36本・上冊，頁375-418）的論文，當作本書的補充資料。

海禁趨嚴，早期走私貿易與沿海勢家勾結，和中央政策形成對立，朱紈便是對立下的犧牲者，持相同看法有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6，透過士紳林希元，強調沿海士紳利用特權包庇走私的嚴重情形；還有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7提到這種對立是因為海上走私商人、陸上走私商人、政府從業人員三種力量無法再維持均勢而產生的。

潘敏德在〈明代中期以後中國沿海的海盜活動〉8中提到海盜活動是與政治和經濟因素相關，政治腐敗導致衛所武備廢弛；經濟原因是海禁政策造成，兩者中以經濟因素最重要，潘氏更認為不應稱為海盜而是海上的冒險投機者，所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他們反而值得讚賞。

鄭永常認為日人及葡萄牙人帶入大量白銀使得走私貿易不論人數或規模都不斷擴大，而且這種貿易活動是合理的，因政府不願正視（貿易）才引起糾紛（劫掠），朱紈事件說明貿易糾紛沒有停息，只有將貿易活動正常化才能解決問題9。

對於這一時期的海盜活動兩人所持的看法相似，認為走私貿易的重點應放在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鄭樑生以朱紈兩次上奏世宗強調海防鬆弛，尋求中央支持打擊海寇，認為朱紈的失敗除了手段嚴急外，還因紈為江蘇人，與閩南士紳派系傾軋有關。

10中國大陸方面特別是廈門大學出身的學者，將明代海禁政策下的走私貿易歸為私人海上貿易，並認為有助於資本主義的萌芽，所以有從經濟為著眼點來看海禁政策，如張維華在《明代海外貿易簡論》11書中就極力推崇這種貿易不僅帶動國內手工業發達、商業進展，甚至也為皇宮貴族帶來奢華的享受。

另外林仁川不僅讚許海商（而不將他們稱之為海盜）對明代商業的助益，而且批判明朝乃至清代的保守海外政策扼殺了蓬勃的海上貿易。

12其他如陳學文13、李金民14採不同的看法，兩位都認為此時的海禁政策與政治不良及倭亂有關，並且倭亂並不能反應國內資本主義的萌芽（只能說各地零星出現，但並非一定要海外的市場），陳氏將王直等人定位為民族的敗類，是日本海盜的幫凶，禦倭戰爭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封建領主與海盜掠奪的戰爭；李氏以為王直的出現是因海禁的逼迫，這些海寇商人集團只不過激化日本倭寇的入侵，因此將戚繼光、俞大猷等人比喻作民族英雄。

以上大陸學者將嘉靖年間的倭寇問題若不是著眼在經濟問題上，就不然則歸於民族與民族的對抗上，充滿著民族情緒。

西方漢學家對於嘉靖時期的走私與海禁的看法，本文以《劍橋中國明代史》15為範例，書中將王直、徐海等人劃分為商人集團，從商人的立場期望明朝政府能夠開放海禁，因不被明政府接受才轉而騷擾百姓，所以西方學者的觀點也是從經濟的立場來看海禁政策。

對於朱紈事件，則歸納於籍貫差異，彈劾朱紈的官吏是寧波人，後來的抗倭官吏胡宗憲是安徽人（與6林麗月〈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師大歷史學報8期，1980，頁91-111。

7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

頁71-95。

8潘敏德〈明代中期以後中國沿海的海盜活動〉，《史鐸》15期，1978。

頁。

110-140。

9鄭永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台北：稻鄉，2004。

頁161-183。

10鄭樑生〈明朝海禁與日本的關係〉，《漢學研究》1卷1期，1983。

頁152-156。

11張維華《明代海外貿易簡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1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東華師範大學，1987。

13陳學文〈明代的海禁與倭寇〉，收入所著《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台灣：稻禾，1991。

14李金民《明代海外貿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15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王直同），趙文華是寧波人，他們都不贊成海禁，顯示中央與東南地方出身的官吏間，面對海上對外政策的立場上，有一段很大的落差。

回顧嘉靖年間的走私與海禁政策，以下提出幾個問題作探討：（一）嘉靖大「倭」寇嘉靖大倭寇，指的是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入寇浙江開始的大規模作亂，16明初的海盜，包括元末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黨、沿海海商轉盜或原本就是海賊，以及日本因動亂產生的大批饑民及武士，17在中國參與大規模劫掠行動，這批日本人統稱為倭寇18，終明之世，文獻中都有關倭寇的記載19，如果從倭亂的起因著手，嘉靖年間的倭亂與洪武年間有明顯的差異20，Frederick W. Mote和Denis Twitchett提出嘉靖的倭亂是因日本民間貿易的投入作為解釋，當朝貢貿易行不通時，就尋求海盜手段。

21吳大昕以為葡萄牙人來華貿易受阻，轉而前往產銀的日本，不但建立遠東的貿易體制，也帶來了想要獲取銀的中國海商，逐漸中國商人與日本結合，最後共同產生倭亂。

倭寇是否都是日本人？這個看法近年來已被推翻，至少嘉靖大倭亂時期，學者都承認大部份與走私貿易的海盜相關，但為何海盜要冒用「倭」寇之名？大致有兩點原因：一是漢人假倭之名，乘機危亂，作為逃避刑責及掩護。

22一方面可以擾亂官府的追查，另一方面百姓聞「倭」色變，可趁機搶劫。

二是官府是非不分，有意造成。

23明朝殺倭及殺漢人海盜得到的獎賞不同，相差數倍，因此有將領為得戰功而冒名，或是是非不分，顛倒罪功，賞罰互易的情形。

那麼到底漢人涉入的程度如何，以下則成為討論的重點：林仁川從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等禦倭名將留下的資料分析，比對倭寇首領的身份，指出嘉靖大倭寇主要組成份子以中國沿海居民為主，中國海盜佔支配地位，日本海盜只是參與行動。

和永樂時期的倭亂比較，當時侵略地點為山東、遼東一帶，符合日本南下中國的位置，但嘉靖的寇亂卻以東南沿海為主，經對照有很大的不同作為兩者間差異的佐證，另外再舉出日本的應仁之亂距嘉靖中期已長達八十年，倭亂的確是國內的動亂不安激起日本人向外劫掠，但嘉靖年間日本國內已無太大變動，更說明此時的「倭」亂全是中國海盜主導，化名日本身份以逃避官兵追捕。

2416本文的分期採取吳大昕的看法：倭亂的入侵，分前、中、後三期，前期是明朝洪武年間至嘉靖前（十四世紀中至十五世紀中葉）的侵擾中國、中期指的就是嘉靖大倭寇、後期是隆慶以後的寇亂。

參閱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2，頁1。

其他學者如李金明，將明代分為前期海禁與後期海禁，前期從洪武至嘉靖年間，後期從隆慶年間至明末，因此本文所探討的倭亂則被劃分在前期，參閱李金民《明代海外貿易史》。

張維華也分前期與後期，前期從洪武至正德，即十四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初期，後期從正德末年至明朝滅亡，約十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前五十年代，本文的時間背景反而被放在後期，參閱張維華《明代海外貿易簡論》，頁81-88。

17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頁1-12。

18「倭寇」的名稱由來，最早是朝鮮因日本農民及武士的侵略而定名，後來被中國沿用。

19例如明朝實錄，歷代各皇帝均有倭寇擾民的記錄。

20雖然在明朝史料如《實錄》等終明之世，均用「倭寇」來稱之，但實際上前期、中期與後期不論產生的背景、組成份子都有不同，因此應分別討論，本文只針對中期「倭寇」論之。

21《劍橋中國明代史》，頁533。

22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頁161；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頁56-58；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頁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