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与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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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不过的浪浪山”_《中国奇谭》的价值认同与传播策略

“翻不过的浪浪山”_《中国奇谭》的价值认同与传播策略

“翻不过的浪浪山”_《中国奇谭》的价值认同与传播策略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

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数不清的神话听说和奇幻故事,它们以丰富的艺术形式传承至今。

而《中国奇谭》作为一部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叙述奇幻故事的电影,无疑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将从《中国奇谭》的价值认同及其传播策略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起首,我们来探讨《中国奇谭》所传递的价值认同。

作为一部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中国奇谭》以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为背景,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文化体验。

这种价值认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尊重传统文化。

《中国奇谭》通过将传统神话故事搬上大银幕,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珍视。

这种尊重不仅体此刻故事情节的继承,更体此刻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表现和还原。

通过电影这一媒介,让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加深人们对这一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第二,宏扬正能量。

《中国奇谭》以奇幻的故事情节和奇特的表达方式,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奇特魅力。

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以及他们所体现的公理、英勇和和善的品质,引导观众向上向善,体验到了情感上的满足。

这种正能量的传递,激励着观众不息追求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

第三,文化自信。

《中国奇谭》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增强了现代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在全球化的今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和奇特的精神审美。

《中国奇谭》在形象、故事、场景等方面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彰显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自信,使观众更加自豪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

其次,我们来探讨《中国奇谭》的传播策略。

该电影的传播策略主要体此刻以下几个方面:起首,选择适合的媒介平台。

《中国奇谭》的宣扬和传播主要通过电影院、电视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

通过电影院的宣扬,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眼球;通过电视的播放,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该电影;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让观众进行乐观互动和口碑传播。

其次,制定差异化的市场策略。

新中国形象的重塑与阐释:中国电影在英国的放映与评价(1951-1958)

新中国形象的重塑与阐释:中国电影在英国的放映与评价(1951-1958)

552024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曾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

”[1]尽管认识到文化交流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此时,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主要对象依然以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主,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也多聚焦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往。

但仍然可以看到,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往并未切断,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尤其伴随着新中国电影行业的迅速恢复,电影逐渐成为承载和传播新中国形象的主要载体,《白毛女》(王滨/水华,1951)、《中华女儿》(凌子风/翟强,1949)等一系列电影也随着中英两国文化交往的深入,于1951年至1954年期间在英国各地广为放映;在同一时期,随着英国电影行业的发展,中国香港电影也逐渐在英国商业院线崭露头角,作为第一部在英国上映的商业电影,《清宫秘史》(朱石鳞,1948)为英国民众提供了一种另类视角,让其在娱乐与休闲中看到别样的“东方”;而《孽海花》(袁仰安/胡小峰,1953)、《梁山伯与祝英台》(桑弧/黄沙,1954)、《鸡毛信》(石挥,1954)等影片在英国艺术节上的展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英中友谊协会的中国电影展映作为首批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英国于1950年1月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国家关系。

在此背景之下,英中友谊协会于1950年后在伦敦完成注册,仅仅一年就吸纳了近2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会员,并且拥有80余个来自工会、合作社、政治团体与文化团体代表。

[2]1951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下,英中友谊协会派出11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城市持续走访3个月,通过此次访问,英中友谊协会引进故事片《中华女儿》(The Daughters of China )、《白毛女》(The White Haired Girl ),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1951)、《解放了的中国》(LiberatedChina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1950)和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苏联动画电影《黄鹤的故事》(The YellowStork )(列夫·阿塔马诺夫,1950)等。

华语电影跨域交流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华语电影跨域交流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华语电影跨域交流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一、华语电影在跨域交流中的地位华语电影,指以汉语为主要表达语言的电影作品,是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地区制作的电影作品。

华语电影以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

尤其在亚洲地区,华语电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票房和口碑,成为了该地区最为活跃的电影市场之一。

在跨域交流的过程中,华语电影通过电影节、国际演艺活动、外国市场的引进等方式,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中国内地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市场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香港导演李安的电影作品更是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大奖,为华语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和认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身份认同在跨域交流中的重要性文化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

在跨域交流过程中,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融合时,每个个体都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文化环境。

而电影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其呈现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也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文化身份认同对于华语电影在跨域交流中的影响至关重要。

三、华语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呈现1. 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华语电影通常会从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寻找切入点,探讨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认同和纠葛。

例如《大话西游》中对传统神话故事的重新解读,以及《活着》中对传统家族观念与现代个人价值观念的对立,都是通过电影的形式来呈现和探讨文化认同的问题。

2. 文化地域差异的挖掘华语电影在跨域交流中,还会通过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展现,来呈现出不同地域下的文化身份差异。

例如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俗传统,制作了大量描绘文化地域的电影作品,从而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3.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华语电影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通过与国外文化的交流,不断探讨和挖掘华语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

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

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

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就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进行探讨。

1. 受众认知度不高虽然中国电影市场在国际上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大部分国产电影在国际上的受众认知度仍然不高。

很多国外观众对中国电影了解甚少,导致他们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度和接受度不高。

2. 电影主题文化差异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信仰、审美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主题和内容并不被所有国家观众广泛接受。

部分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独特的文化魅力,难以引起国外观众的共鸣。

3. 在国际市场上的营销和宣传力度不足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营销和宣传不足,导致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未能获得足够的曝光度和关注度。

在国际影展上,中国电影的宣传力度相对较弱,无法与国外影片竞争。

4. 语言和字幕问题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存在语言和字幕的问题,部分国外观众不擅长中文,导致对国产电影的理解和接受存在障碍。

5. 国外市场准入难度大由于国外市场的文化差异、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准入难度较大。

很多国产电影需要经过繁琐的审批和许可程序,才能在国外市场上进行放映和发行。

以上问题都制约了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解决。

1. 增加国际影展曝光度加强国际影展资源的整合,提高国产电影在国际影展上的曝光度。

通过参展、互动等方式提升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2. 深化国际合作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与国际知名电影公司、导演、演员等进行合作,提升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通过合作,学习国际先进的电影制作技术和营销方式。

3. 强化文化传播注重国产电影的文化元素,在国际市场上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播,引导国外观众更多地了解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

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故事等元素,为国产电影赋予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电影中的民族认同与文化传承

电影中的民族认同与文化传承

电影中的民族认同与文化传承电影作为一种受众广泛的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故事和文化元素。

在电影中,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往往成为重要的主题,通过讲述不同民族背景下的故事,传达着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本文将从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剧情设定和电影制作等方面来探讨电影中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展现了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和多样性。

通过塑造不同民族的主角,电影可以让观众深入了解他们的特点、信仰和习俗,加深对民族认同的理解。

例如,电影《阿凡达》中的纳美族人对于他们的家园、自然环境和精神信仰有着深厚的认同感,这使得观众对这个虚构民族的文化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电影还可以通过将主角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展现他们在寻找自我认同和文化传承方面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使观众感同身受。

二、剧情设定的刻画电影中的剧情设定可以很好地呈现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主题。

通过展现民族传统、历史事件和文化符号,电影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民族认同的力量。

比如,电影《卧虎藏龙》通过武术家的故事,将中国古老的武术文化融入到影片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民族自豪感。

剧情设定还可以通过反映民族历史的重大事件,让观众对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通过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展现了犹太人民族认同的坚守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三、电影制作的呈现电影制作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影在传递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

通过音乐、服装、道具和场景的选择,电影可以再现特定民族的文化风貌,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传统和特色。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在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比如,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中运用了印度传统音乐,使观众沉浸在印度文化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印度人对摔跤这一传统运动的热爱和认同。

此外,电影制作还可以运用特殊效果和摄影技术,呈现出民族传统和文化符号的独特美感,提升影片的观赏性和文化内涵。

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

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

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近年来,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从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及发展进行探讨。

1.质量不稳定国产电影的质量不稳定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有一些优秀的国产电影取得了国际认可,但整体来看,国产电影的质量与国际接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部分国产电影在制作和技术水平上与国际主流电影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导致了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

2.文化差异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很难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广泛认可。

国产电影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国际观众的审美观念、文化习惯存在较大差异,这成为了国产电影国际传播中的一大障碍。

3.宣传渠道不畅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受到宣传渠道不畅的问题。

由于国际宣传渠道的不畅,部分优秀的国产电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的曝光率,导致了其在国际市场上受限于知名度和影响力,影响了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发展。

4.外语配音问题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受到外语配音问题的影响。

由于大多数国产电影是以中文为主要语言拍摄的,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外语配音的问题。

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外语配音版本,会影响到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传播效果和口碑。

1.提高电影质量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应致力于提高电影质量。

只有提高电影的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电影的艺术水平和观赏性,使之能够与国际主流电影媲美甚至超越,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2.强化文化自信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应强化文化自信。

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电影创作中,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提高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多样化创作题材国产电影在国际传播中应多样化创作题材。

丰富多彩的电影题材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欣赏需求,也可以更好地展现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提高国产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可塑性和竞争力。

电影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电影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电影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传播文化价值观,也成为了表达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

通过影片中的情节、角色塑造和场景描绘,电影能够唤起观众对家国的深情厚意,激发民族的自豪与认同。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电影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的表现,并分析其对观众的影响。

首先,电影能够通过讲述家国命运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与情感。

例如,在林超贤导演的电影《红海行动》中,通过讲述中国海军与国际恐怖分子之间的对抗,展示了中国的军力和国家形象。

影片中,众多勇敢的边防军人和献身无私的英雄形象,唤起观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与关切,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其次,电影中的角色形象往往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和特质。

例如,《霸王别姬》这部经典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这两个角色无疑成为了观众心中耐人寻味的经典形象。

两位主演通过深情的演绎和复杂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中国人的坚韧与忍耐,在困境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与自豪。

这样的民族精神在电影中得到充分的呈现,也启发了观众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思考和反思。

电影的场景描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影片《卧虎藏龙》以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为背景,通过高山流水、江河湖海等自然景观的描绘,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同时,片中的场景布置、服装设计等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之处。

观众在欣赏电影时,能够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家国的情感也会因此而增强。

此外,电影中的情节设置和故事情感也能够凸显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在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通过讲述三位杀手为国家拯救的故事,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古代英雄的精神与气魄。

影片中通过剧情的推进,展现了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同时也渲染了中国人对于正义与自由的追求。

观众在欣赏这样的电影作品时,会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豪感,并加深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

总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能够在视觉与听觉上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力和情感共鸣。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表达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表达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表达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电影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这些电影中,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表达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通过影片中所呈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

在本文中,我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文化传承的表达中国电影中的文化传承是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一大特点。

在电影中,通过描绘历史与传统文化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进而为当代青年建立一种文化认同。

《芳华》是一部充分表达文化传承的优秀作品。

影片中,虽然描述的是一段特殊年代的故事,但影片弘扬的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普遍价值。

在影片中,女兵们唱的《可爱的中国》成为了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今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华人的共同记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文化传承和延续。

二、新时代背景下的表达在中国电影中,新时代的中国背景也成为了电影中不可避免的话题。

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困难。

中国电影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表达,也在这些背景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一出好戏》中,导演通过一场曲折离奇的故事,反映了新时代下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

影片中呈现的公民观念,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自觉性。

而在《小丑》中,电影表达了经济与政治不成正比的新时代社会不公。

主人公是一位社会底层人士,他的遭遇和生活经历,也反映了新时代下中国强制技能评定下农民工无法进入更高阶层的现实。

通过反映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电影及时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三、多元文化的表达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多元文化的表达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逐渐增多。

在中国电影中,这些多元文化的表达在影响和塑造着当代中国群体的观念与思想。

在《西虹市首富》中,影片融合了中外文化,展现了一个时代的背景和社会现实。

影片中呈现的创造力、个性与人性的表现方式,激励着大众勇敢地面对人生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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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家形象』,是近年從國際政治學、傳播學領域引入文化學乃至電影學的一個新名詞,一般認為,是指在一個文化交流傳播愈益頻繁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外部公眾、國際輿論和內部公眾對國家各個方面⋯⋯的主觀印象和總體評價。

」1由此可知,國家形象實則由三部分構成:藉由「外部公眾」引入跨文化、跨國維度,意味z國家形象必須在多種民族國家及其文化接觸、碰撞與交流中產生,由此確定國家形象發生的基本情境。

它與政治、文化他者鏡像不斷映照,自身特徵與差別不斷被發掘、固定,不僅傳遞給他者,而且其形象也漸次清晰;「國際輿論」則指民族國家在國際政治空間的慣常定位,尤其在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地位發生變化時,總能喚醒國際輿論的某種記憶,因此國家形象具有連續性與穩定性;而「內部公眾」所構想、認同的國家形象,則是基於個體真切的生活體驗及其社會經驗,從微觀政治學出發構想國家形象,與「外部公眾」和「國際輿論」在宏觀政治學、外在層面的建構有z較大差異。

就當前而言,中國一方面存在強勢的崛起形象(是基於「外部公眾」與「國際輿論」的宏觀政治),另一方面卻是社會形勢嚴峻、階層分化嚴重、民生窘迫等具有較多負面影響的生活經驗與人生況味,這當然是「內部公眾」微觀政治學的想像。

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何種國家形象,都是通過媒介和輿論傳播、表達的,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中。

因此,國家形象雖然在客觀上是國家整體實力的「重要體現」,但媒介*述本身,存在z較強的主觀虛構。

換言之,既有的國家形象離不開現代大眾媒介的想像性建構,與國家、社會的真實狀態存在差異,但並不是說這種形象不重要,相反,從傳播效果上說,它比民族國家在客觀上的整體實力更有影響力,不僅表達了當下民中國電影中的國家形象及認同危機●陳林俠*本文為2010年教育部課題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的國家形象建構及其認同研究」(編號10YJC760005)之階段成果。

既有的國家形象離不開現代大眾媒介的想像性建構,與國家、社會的真實狀態存在差異,但從傳播效果上說,它不僅表達了當下民眾的主觀欲求、國家目標,而且反過來對真實的國家狀態產生影響。

中國電影中的117國家形象眾的主觀欲求、國家目標,而且反過來對真實的國家狀態產生影響。

在現代媒介中,電影的影響力(尤其是大投入大製作的大片)不容忽視。

一 建構民族共同體:政治 電影的政治儀式及其運作機制 托林遜(John Tomlinson )指出2:「民族身份」是人們體驗文化歸屬的不同形式中的一種,但它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意義。

民族國家是(現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單元,這個事實意味\在民族身份的構建中常常包括大量的、有意識的「文化構建」。

無論後現代政治學對民族國家存在怎樣的「去魅」,民族國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作用,它使公眾的民族或民族文化歸屬有了具體的疆域感,但歸屬感又是建立在有意識的「文化構建」上,政治認同說到底是文化身份問題。

如此,電影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

與小說、電視劇等媒介相比,電影因其視覺經驗的共同性、流行文化的同質性、資金運作的國際性、發行渠道的全球性,具有很強的跨區域、跨文化、跨國傳播傾向。

由於這種與「外部公眾」頻頻接觸的特徵,電影在國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承擔z 十分重要的功能,甚至可以說,國家形象之所以成為研究熱點,與在建國六十周年(2009)大慶的背景下湧現出如《建國大業》、《天安門》、《沂蒙六姐妹》等一批獻禮電影有z 相當的關聯。

但是,政治電影局限於國內觀眾,幾乎沒有「外部公眾」特徵。

其中,《建國大業》遵循正史、黨史以及權威的製作機構和創製人員,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電影;《天安門》和《沂蒙六姐妹》則屬革命「小*事」,雖從小處z 眼,但同樣強調「還原歷史」,包含傳達主流政治意志的意願;而《驚天動地》(2009)把汶川大地震周年紀念搬上銀幕,直接凸顯災難面前解放軍勇於救援的剛強意志。

我們知道,國家形象的塑造往往借助政治儀式。

專門研究政治儀式的美國學者科澤爾(David I. Kertzer )指出3:政治儀式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它可以用來影響人們對於政治事件、政策、政治系統以及政治領導者的觀念。

透過儀式,人們對於甚麼是適合的政治制度,甚麼是一個政治領導者所應具備的特質,以及他們周遭的世界是否符合這些標準等問題,會發展出他們的觀念。

以上電影的創製、發行及其傳播效果,始終離不開「建國六十周年」這一儀式背景。

它也確實發揮出重要的政治功能。

如果說胡錦濤的閱兵式從現實層面展示了崛起的大國形象,喚起公眾的自信與自豪,而增強國家形象的認同,那麼《建國大業》、《天安門》等電影則從歷史面向上勾勒新中國成立的諸多形態,重塑民族國家歷史的形式闡釋了建構的合法性,再次召喚其宏大歷史所隱藏的個人記憶與情感。

但是,科澤爾所言,人們通過政治儀式發展出他們的觀念,只是引發社會公眾對現實政治程度不一的思考;或者說,政治儀式往往激發起公眾的政治熱情,形成政治議題,但並電影因其視覺經驗的共同性、流行文化的同質性、資金運作的國際性、發行渠道的全球性,具有很強的跨區域、跨文化、跨國傳播傾向。

由於這種與「外部公眾」頻頻接觸的特徵,電影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承擔±十分重要的功能。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1年4月號 總第一二四期118人文天地不一定直接促成人們的國族及政治認同。

進而言之,政治儀式存在理性/政治目標/國家形象與感性/政治情感/個體經驗等兩個相輔相成的面向,社會公眾對政治目標、國家形象的認同,必須轉換成融合了個體經驗、成長記憶的政治情感。

可以看到,在「建國六十周年」這一政治儀式下湧現出的政治電影,均突出政治儀式中的認知層面。

《建國大業》在新中國的建國歷史中,詳細描述了政治協商制度的發生發展;《天安門》在開國大典中放大了「修葺天安門」的事件,如此等等。

在這些電影中,歷史事件或知識得到了重點表達,但對政治儀式的情感層面則有所忽視,尤其缺乏具有感染力的情感。

《建國大業》依靠一百多位明星演員吸引觀眾,然而「明星聚會」引發的是娛樂情感而非政治情感,因此,這部電影雖然在內地製造了票房奇:,但在香港票房不到700萬,其影響更難逾越華人文化圈層,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天安門》安排了講述修葺設計者愛情故事的線索,固然是編導試圖貼近觀眾的一種努力,但這與政治事件應當激發的政治情感存在明顯錯位,*事重點已然偏移;而且由於人物身份的特殊,這種愛情缺乏典型性,難以攪動起觀眾個體的政治情感與經驗記憶。

不容否認,對「內部公眾」來說,國家形象的形構及其政治認同的關鍵在於民族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方法是要排除國家和生活之間的差異。

在這個情形下,是要建立一個隸屬於社會的次級集合體——『民族』,對於那些被定義為歸屬民族的國民而言,民族是一個特殊狀態。

」4即是說,建構國家形象、確立身份認同,關鍵在於民族共同體;國家正是通過「民族」這一特殊狀態(所謂「特殊」,在於它以特定的政治、文化觀念,組建起了一個觀念性、區隔性的抽象組織),整合社會差異、削弱個人欲求,以歷史溯源、重述文化觀念、凸顯現實疆域怎樣在民族國家的政治表述、歷史重構中應對國際輿論,怎樣在盤根錯節的國際政治糾纏中表現國家形象,應該是國內政治電影創作必須關注的重中之重,而這恰恰成為目前電影的政治盲點。

《建國大業》在建國六十周年大慶的背景下出現。

中國電影中的119國家形象以及國家政治符號等方式,提供某種可資共享共在的生命體,將國家與民族疊合:由此,認同民族共同體即是認同國家。

政治電影都從這個角度想像國家,喚起公眾對民族國家的認同。

在民族共同體的具體想像上,無論是「政治協商制度」,還是「天安門」、「革命英雄」,均屬於政治範疇。

這些電影無一例外地注重國家意志的同一性,簡化社會階層間的矛盾、忽視國際政治的差異。

但是,國家之間、社會內部的政治架構事實上已經深刻捲入到國際政治的紛爭與衝突中,尤其是當下,世界各種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觀念、體制及其權力意志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激烈地競合、妥協,怎樣在民族國家的政治表述、歷史重構中應對國際輿論,怎樣在盤根錯節的國際政治糾纏中表現國家形象,應該是國內政治電影創作必須關注的重中之重,而這恰恰成為目前電影的政治盲點。

從形塑國家形象的角度說,也就是缺乏「國際輿論」這一維度。

雷諾茲(John Reynolds )曾指出人們對不同「政治象徵」有不同的「檢測指數」,同一個人,對不同的政治象徵的認同程度是不相同的5。

這昭示了大眾文化建構國家形象的方向。

對於國家形象而言,重要的並不是既定的政治象徵符號,而是在於尋找到人們認同程度較高的政治象徵符號。

《建國大業》選擇「政治協商會議」,凸顯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以此將新中國的建國史縫合起來。

儘管政治協商會議在國家政治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但人們對之的認同並不是很高。

相對說來,《天安門》選擇了「天安門」這一認同程度較高的政治地點,然而「天安門」僅是簡單的修葺地點,並沒有真正參與故事情節,釋放出本身所蘊含的政治能量。

同時,影片採用革命「小*事」的方式述說這一特殊的政治空間:為迎接開國大典,華北軍區抗敵劇社舞美隊緊急受命,對天安門進行全面翻新整修的故事,無論就人物(田震英及其隊友)還是情節(「修葺天安門」缺乏情節張力)而言,都難以引起觀眾興趣,從而影響到國家形象的建構。

二 國家形象的「去政治化」: 革命傳奇片的消費與娛樂 在國家形象塑造方面,與政治電影相關但又與之不同的是:革命傳奇片。

之所以說相關,是因為革命傳奇片*述的仍然是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事件;之所以說不同,是因為革命傳奇片重在講述傳奇故事,而不在於政治故事。

雖然革命傳奇片早已有之,但當下的傳奇片集藝術虛構、明星演繹、商業操作於一身,尤其在視覺效果、動作設計、特技製作等方面精益求精,這為革命故事打開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2007年末馮小剛導演的《集結號》依靠驚心動魄的戰場效果和曲折有致的*事手法,賺足了觀眾的眼球,票房飆升的同時獲得了專家、政府的一致叫好6。

在2009年中,就不得不提到《風聲》——在國慶檔期中,能夠對《建國大業》票房形成一定競爭的只有諜戰片《風聲》。

而在2009年的賀歲檔期中,《十月圍城》借助「護ß孫中山」的革命題材,成為一部最讓觀眾動容的大片。

更有意思的是,這三部作品都與中國大陸以外的電影人有關(或革命傳奇片所建構的國家形象存在複雜性,當國族政治落實到普通民眾時,社會差異也就呈現出來。

質言之,此種國家形象在社會差異、階層矛盾的情況下發生了一種「去政治化」現象,政治/消費、宣諭/娛樂在文本中出現斷裂與錯位。

120人文天地者說是跨地域的亞洲電影)。

《集結號》的出彩,得力於專事戰場效果的韓國製作者,《風聲》的導演之一陳國富來自台灣,而《十月圍城》的導演則是香港的陳德森,監製是香港導演陳可辛。

這三部電影都將票房市場放在了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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