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民法典合同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民法典合同法内容）内容提要《民法典》在总结以往民事立法经验和民事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合同效力体系，司法解释亦就司法实践中涉及合同效力认定的大量疑难问题作出了规定。

现行法将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区分为有效要件（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从而为准确界定未生效合同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依据。

在认定须经批准的合同效力时，既要注意区分原则的运用，也要注意其与合同因违法而无效之间的区别，合理划定各自的适用范围。

在判断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时，不仅要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且要与诚实信用原则相协调，审慎考量不诚信一方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

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违反规章的合同无效，须进行充分说理，不能仅以规章涉及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为由就认定合同无效。

此外，《民法典》第146条不仅为处理法律规避行为提供了依据，也为无效合同的转换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民法典合同效力区分原则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一、合同效力制度的发展合同是最为常见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效力的认定也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疑难问题之一、从民事立法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合同效力的规定看，我国合同效力制度在不断完善。

1982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经济合同法》）和1985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涉外经济合同法》）采取有效合同与无效合同的“二分法”，并对合同无效的具体情形作了明确规定（《经济合同法》第7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第10条）。

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54条），采取合同“有效、无效、可撤销或可变更、效力待定”的模式，不仅明确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第55条），而且就无效的民事行为、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具体情形以及无权代理实施民事行为的效力分别进行了规定（第58条、第59条、第66条），并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生效条件（第62条）。

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专章对合同效力进行了规定（第三章），采取的是“有效、无效、可撤销或可变更、效力待定、未生效”的模式，在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同时，明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44条）。

此外，与《民法通则》比较，《合同法》不仅缩小了合同无效的范围，例如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出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合同从无效修改为可撤销或者可变更（第47条）、将违法无效的合同限制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52条），而且增设了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形，例如将无权代表和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第50条、第51条）。

2023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首先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且与《合同法》相比较，不再承认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可变更，从而形成“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未生效”的模式；其次根据理论界与实务界形成的共识，不仅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作出例外规定（第153条第一款），而且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修改为“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第二款），并在删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的同时，增设通谋虚伪表示的法律行为无效，但被隐藏法律行为的效力应按有关法律处理的规定（第146条）。

202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全面继受了《民法总则》的规定，并在删除与《民法总则》有重复或者有冲突的规定的基础上，将《合同法》纳入《民法典》作为合同编，但在合同效力问题上，《民法典》合同编还总结了司法实践积累的经验，将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吸收到《民法典》，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删除《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的“登记”，仅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并就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效力及报批义务的履行与救济作出明确规定（第502条）；二是删除《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规定，同时在“买卖合同”一章增设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第597条）。

《民法典》编纂完成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标《民法典》，就以往制定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清理，废止或者修改了与《民法典》有冲突的规定，删除了与《民法典》有重复的规定，保留了与《民法典》的内容与精神相一致且仍具实践意义的规定。

就合同效力问题而言，较为重要的变化有：一是为避免与《民法典》第597条重复，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删除该解释第3条关于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二是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解释》），删除该解释第11条关于未经批准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规定；三是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破产财产批复》），将该批复关于未经批准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无效的规定修改为未经审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并明确“国有企业以关键设备、成套设备、建筑物设定抵押的，如无其他法定的无效情形，不应当仅以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清理与担保制度有关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新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就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进行了大量规定，较为重要的有：其一，明确法定代表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未经公司决议对外提供担保，构成无权代表，除构成表见代表外，该代表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第7条），并对无须公司决议的情形以及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效力认定作了规定（第8条、第9条）；其二，明确当事人以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抵押、以依法被查封或者扣押的财产抵押或者以依法被监管的财产抵押，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第37条）；其三，明确以违法的建筑物抵押的，抵押合同无效，但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办理合法手续除外，并规定当事人以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设立抵押，抵押人以土地上存在违法的建筑物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49条）；其四，规定抵押人以划拨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抵押或者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当事人以该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抵押或者未办理批准手续为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或者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50条）。

值得注意的是，因《民法典》施行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被废止，故最高人民法院在清理相关司法解释时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但未来得及制定新的司法解释。

考虑到这三部司法解释的大量规定与民法典的内容和精神并不冲突，且对司法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6日发布《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民通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的实体性规定在与《民法典》及有关法律不冲突且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说理时阐述（第1~12条）。

据此，上述司法解释关于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的认定等规定，对当前的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仍具有指导意义。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就民法典的溯及力问题作出了全面规定，指出“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第8条），从而为人民法院解决新旧法律的衔接适用问题提供了依据。

总之，以《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我国民法已经形成高度科学的合同效力制度，从而构建了较为复杂的合同效力体系。

为此，有必要对影响合同效力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进而为准确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提供理论指导。

二、未生效合同的法律地位从《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我国民法将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区分为有效要件和生效要件：前者是指合同发生法律约束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后者则是合同实际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应具备的要件。

显然，合同只有具备有效要件，才能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

也就是说，合同有效是我们判断合同是否生效的前提。

一般情形下，合同具备有效要件，也就可以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合同有效但却暂时不能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亦即履行效力，例如当事人就合同发生效力约定了条件或者期限，再如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只有经过行政部门审批才能发生效力。

《民法典》第502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里所谓“依法成立”，应指合同具备有效要件，即具备《民法典》第143条规定的有效条件；所谓“法律另有规定”，应指《民法典》第502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情形；所谓“当事人另有约定”，是指当事人根据《民法典》第158条、第160条的规定为合同生效约定了条件或者期间。

可见，合同的“有效要件”是所有合同发生效力都必须具备的要件，但我们在讨论“生效要件”时，针对的并非所有合同，而是特殊情形下的合同，如附生效条件或期限的合同以及须经行政审批的合同。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将合同的有效要件称为一般生效要件，而特殊情形下合同发生法律效力所应具备的要件，则为特别生效要件。

合同只有具备有效要件（一般生效要件），才有讨论是否具备特别生效要件的必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合同具备有效要件是合同发生效力的必要条件，且合同欠缺有效要件也常常是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不具备有效要件（一般生效要件），就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例如《民法典》第14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有效条件之一是“意思表示真实”，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就必然会导致合同无效呢？显然不是。

根据《民法典》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意思表示不真实有多种情形，有的是意思表示不自由（如受欺诈、胁迫），有的是意思与表示不一致（重大误解），也有的是通谋虚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