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
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与性格悲剧
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与性格悲剧作者：李海燕来源：《读写算》2013年第45期家族文化作为封建统治时期中国文化体系的缩影，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兴起、繁荣到衰亡的历史过程。
出生在富裕的封建官僚家庭中的曹禺，自然成了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在他的作品《雷雨》、《原野》、《北京人》中对这种家族文化便有如实的描写。
同时作品中还展现了那些活在里面不断挣扎着的人们的性格悲剧。
一、曹禺作品中的家族文化“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社会的基础构造。
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做他的表层构造。
”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人”这个个性主体的个性空间的压制。
雷雨中的周朴园，这位父权、夫权的象征者，为了让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的话便成了家里的法律，苛酷的要求每一个人。
他有的只是封建家长的那种冷酷、伪善和独裁。
周萍被他教化得犹豫、怯弱；周冲被他调教得懦弱、胆小；繁漪被他压抑得麻木，乖戾。
这个家因为有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而让每个人觉得是那样的郁闷和死气沉沉。
《原野》中的焦母，虽是个瞎老婆子，但作为家中父权代表者，却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憎恨又可怕的人物。
她也有封建家长友善的一面，在和越狱回乡后的仇虎的谈话中表现得惟妙惟肖。
她佯装亲热：“咱们娘俩谈谈”，实质是正试探对方，明拉暗攻。
而仇虎的针锋相对，步步紧逼，使焦母卑鄙、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焦母的存在使焦家无法安宁；她和儿媳无休止的争斗，以及儿子躲之不及的无奈，将这个封建家族制度下每个成员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京人》中，到曾皓年老时曾家家道已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威势，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他非常注意场面上的繁文缛节，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
”念念不忘曾家曾经的权势，动辄教训儿孙。
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肯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虽是女性，但在思想上却尊崇男权主义，是一种父权符号的象征。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
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看曹禺话剧的批判精神作者：于金辉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3年第05期摘要：曹禺话剧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作品本身蕴含的批判精神，这种步步加深的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判、对个体人物的批判。
关键词：雷雨；日出；北京人；批判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03-01曹禺作品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不是目的，通过批判达到解放个性从而改变个体的生存困境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这才是目的。
人的文学固然要表现人生的问题，但是反映问题批判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注。
“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就使得曹禺深深陷入到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之中，曹禺发现要想摆脱痛苦焦灼的生存状态就必须要唤醒主体意识、掌握自我的命运，通过解放个性来打破这些现实的枷锁。
从《雷雨》到《北京人》，曹禺作品中的批判精神是步步加深的。
如果说《雷雨》中有所谓的宿命、伦理等因素来分散了作品中本来的批判精神的话，那么在《日出》和《北京人》中，作者则是用了古典绘画中写实的工笔来细细地描绘出了封建士大夫家庭和整个人鬼混合社会的腐朽和罪恶。
如果说《雷雨》中，作者把一些该批判的人物还写得深情款款的话，那么在《日出》《北京人》中，作者则是从那些该批判的人物身上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对封建传统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曹禺对一个个封建大家庭生活的揭露和批判中。
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要想摧毁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国”或者说社会，就必须从家庭入手查找祸根，人必须要走出家庭的牢笼，呼吸外面的空气，追求主体的自由与权力。
以“家”探归途——曹禺《雷雨》《北京人》解读
以“家”探归途——曹禺《雷雨》《北京人》解读郑心玥家是曹禺剧作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故事开展、人物关系推进的舞台，更承载着独特的思想流变。
作者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矛盾冲突中再书写，以个人成长关照普世情怀，展现人性斗争下的艰难抉择，给读者带来独特审美体验。
曹禺笔下的家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上演着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一、家族秩序解构家族作为集体意识的表征，存在微观主体与整合力量的交替，总体上呈现出话语权的领导作用。
家族的稳定运作离不开框架内部权力分化而产生的默认秩序，但是权力分配的失衡会造成主体话语权过度集中的同时弱化部分声音长此以往为维持现状，最终导致天平完全失衡。
家以双面体存在，有内倾面与外倾面两种形式：外在展露出由内部基调渲染的总体气质，具有一定概括性与欺骗性；内在视角注重隐秘情感与深层次矛盾互动，揭下生活原本伪装的面具，接触原始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无论是阴森恐怖、等级森严的周公馆，还是平静外表下暗流涌动、缺乏活力的曾家大宅，剖析家庭内部结构，都可归纳出“掌权人—权附人—离权人”的基本模式。
《雷雨》中天生站在权力顶峰的周朴园，自有一种俯视众生的优越感，通过身心双重钳制让妻儿如提线木偶般步入自己预想的轨道上，他如梦魇般笼罩着周围人，令人窒息的控制欲夹杂着伪善与冷酷。
他身为人父的责任担当与企图掩饰真相的深层动机构成矛盾。
周萍怯懦软弱，他与四凤的结合更像是周朴园与鲁侍萍悲剧的重演，其特殊身世与成长经历导致他性格的缺陷，精神领域的凋敝使他无法真正去爱，终日活在父权阴影之下。
周冲与蘩漪则代表两种反抗的力量：周冲在这个大家庭熏染下，依然选择以纯真善良拥抱世界，用温柔消解污浊；蘩漪身上迸发疾风骤雨般的毁灭力量，爱而不得的殇化作锥心刺骨的痛，只有在报复中，她才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鲜活的女人。
《北京人》中掌权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身份分化，年老力衰的曾皓随着唯一残存的念想—棺材的失去而从某种意义上消失，曾思懿是被推出来的权力牺牲品：她处于上下皆不得的地带，身边无望的依靠与仰赖逼迫她顶住摇摇欲坠的家庭，重压之下心灵渐渐扭曲，以“英雄”自居的她不惜把虚伪与残忍当作自卫的铠甲以巩固地位。
浅谈《雷雨》和《北京人》的话剧民族化启示
浅谈《雷雨》和《北京人》的话剧民族化启示作者：姜婉婷来源：《北方音乐》2014年第03期[摘要]《雷雨》和《北京人》是曹禺的两部经典之作，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一部是他前期佳构剧的、浓墨重彩的、突出强-烈戏剧性的戏剧样式的风格典例；一部是他中期转为契诃夫式的、生活的潜流的戏剧样式的典例。
但这两部作品，同样也可以看作是曹禺把作为“舶来物”的西方话剧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特征水乳交融的作品。
曹禺的这两部作品虽被称之为中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是他却用了许多象征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现实，我认为象征与表现主义的表达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意识对于作者的潜意识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两个话剧对于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沿袭是值得一比的。
[关键词]曹禺；雷雨；北京人；话剧民族化一、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融入中国本土化的特色，我认为是作为一部好的戏剧作品的基本条件。
无论是怎么借鉴学习西方的话剧体系，最终还是要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明确目的的。
然而，一部作品融入了民族特色的东西就会像是一棵树扎稳了根基，从此才能茁壮生长。
所以在中国的戏剧发展中，融入戏曲特色才显得如此重要。
然而，这两部作品恰恰是有戏曲成分在其中的。
首先，曹禺在这两个作品中的舞台布局就是有集中性和固定性的（《雷雨》的剧情集中发生在周公馆，《北京人》的剧情集中发生在花厅）。
其次，他的两部戏都具有一个虚拟人物的特色，而这个虚拟人物其实是有象征意味的，就比如说越剧《梁祝》里面的蝴蝶，《红楼梦》里面的宝玉金锁，而《北京人》中的北京人和《雷雨》中的雷雨也同样具有深刻的预言意味，北京人象征着中国人的祖先，赞美了原始人的可爱纯真和自由自在，斥责了现在的“北京人”在封建思想禁锢和腐朽之下，早已怯懦得“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并呼唤未来的北京人回归纯洁。
雷雨就寓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巨变把一切污垢得以清洗。
中国的戏曲讲究的是一个综合艺术，而这两部作品对于叫卖声、雷声等等音响的融入人也是有戏曲综艺的味道的。
_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
第31卷 第3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1 No.3 2011年6月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 ocial S cien ces)Ju n.2011从润物有声到大雪无痕＊———以《雷雨》《北京人》为例论曹禺话剧民族化过程陈丹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 要]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从其代表作《雷雨》《北京人》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可以看出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
曹禺为中国的话剧艺术走向成熟做出了巨大努力,对戏剧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曹禺;《雷雨》;《北京人》;民族化[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1)03-0088-04 曹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从而走上话剧创作道路,在23岁便写出艺术杰作《雷雨》,及其之后佳作不断。
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曹禺剧作袭取西方名剧的很多东西:“《雷雨》以及初期另外两个剧本《日出》和《原野》,都有人指出是窃取西方剧作名著……曹禺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可以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
”[1](P298)这实际上是缺乏对曹禺以及话剧的民族化的了解而造成的误读。
话剧是一个外来的艺术品种,对于曹禺等戏剧家而言,话剧的西方影响与民族化其实是一个甫一接受便同时要面对的课题。
笔者认为,西方戏剧艺术对于曹禺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由浓到淡的过程。
曹禺的早期剧作《雷雨》等剧作确有将西方艺术“化而有痕”之迹,但及后的《北京人》已渐将西方艺术与民族艺术融为一体,西方话剧艺术在曹禺的剧作中已臻于“大雪无痕”的境界。
下面笔者将以《雷雨》《北京人》为例,从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人物刻画和戏剧语言几方面,简述曹禺话剧创作的民族化过程,希望从中探窥曹禺为话剧的民族化所作的贡献,并合理解答曹禺早期受西方艺术影响“化而有痕”的现象。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曹禺戏剧主题研究——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中心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关注人的存在状态与意义问题，追求个体的自由与选择。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戏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视野出发，探讨曹禺的四部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所体现的主题。
首先，《雷雨》是曹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该剧以商业利益与个人命运的对立冲突为主题，刻画了封建社会溃败下人性的扭曲与腐败。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剧中人物的命运多为无法掌控的，他们被社会和历史的力量所束缚，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轨迹。
例如，乌云与雷峰的爱情悲剧，正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家庭利益的限制，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追求。
整个剧作充满了命运的无奈与绝望，体现了存在主义中的孤独与无助。
其次，《日出》是曹禺创作的一部实验性作品，剧中以一个名叫阿Q的底层小人物的经历为主线，探讨了生存与存在的问题。
阿Q在剧中不断地重复生活中的矛盾与挫折，他面对现实的压迫感与生存的无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解脱。
然而，不论是对权力的媚俗逢迎还是对爱情的虚无追求，他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解脱之道。
通过这个小人物的形象，曹禺传递了人们在现代生活中追求存在意义的挣扎与困惑，呈现了存在主义中的绝望与虚无。
第三，《原野》是曹禺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剧中刻画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一幕幕，展现了农民的贫困与无助。
在这个封建社会下，人们的命运与命题几乎是由社会与个人所完全掌控的。
在农田里疲劳奔波的农民只能任命运摆布，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们沉浸在存在主义中的绝望与无助之中，生活备受折磨，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主题在曹禺的戏剧作品中反复出现，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力感与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最后，《北京人》是曹禺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它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为背景，刻画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与追求。
最新 曹禺戏剧的民族性-精品
曹禺戏剧的民族性曹禺以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等剧作蜚声海内外。
在曹禺的作品中，他顺应变革旧中国的时代要求，把个体的选择融入历史的选择，把借鉴的外来同表现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开拓出一片民族话剧崭新的艺术天地。
他几近完美的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戏剧的精华，但他的剧作又不失浓郁的民族风格。
这种民族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民族审美意识和艺术形式的融入，更重要的是他对民族生活的开掘与建构。
在此，我想就后者谈谈自己对曹禺戏剧中民族性的认识。
一、对民族生活的开掘别林斯基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动方法。
”而且，“任何民族的生活都表露在只被它所固有的形式之中，因而，如果生活描绘是忠实的，那也就必然是民族的”。
曹禺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的戏剧语言触摸到的是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
曹禺按照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形态去塑造典型人物，揭示生活的真实。
这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也来自于他对现实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
（一）民族化的生活形式。
曹禺的剧作，《雷雨》、《原野》、《北京人》、《家》等多数是家庭剧。
曹禺之所以如此关注“家”，不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家”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是以家庭关系为轴心的，家庭生活实为中国人的第一位社会生活。
曹禺剧作中的“家”，具有着这样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
它不仅仅意味着剧情的空间界限：以封建性大家庭为中心的关系网，而且还明确的规定了戏剧冲突的伦理性质：血亲和两性。
这是把传统的中国家庭维系在一起的两种基本力量，也标志着最原始、最稳固的伦理关系，其中隐藏着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全部道德奥妙。
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至上，家庭制度、封建礼教和专制是三位一体的文化环境里，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血亲或两性冲突，自然而然地就同社会、人生、政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谈曹禺戏剧创作与戏剧观——以《北京人》为例
不 能像 当 时许 多 人 那样 活 ， 必 须 在 黑 暗 中找 出一 条 路子 来 。 ” 袁 家 父 女 与 曾 皓 一 家 住 进 同 一 个 大 院 ，是 剧 作 家 安 排 猴子” “ 老猴 子 ”称 呼 ，过 着快 乐且 充满 无 限 活 力 的 生 活 ，
景 象 皆 有 象 征 意 味 ， 可 以 说 是 中 国 诗 化 现 实 主 义 剧 作 中 最 的 一 种鲜 明 的对 比 ，袁 家 父 女脱 离 了封 建 羁 绊 ，相 互 以 “ 小 在 写 作 此 剧 时 ，曹 禺先 生 “ 正 热 爱着 契诃 夫 ，感 到 时 代 这 是 对 曾 家繁 文缛 节 、腐 朽 没 落 的一 个 尖 锐 的 讽 刺 。幸 运 的 的苦 闷 ，也 憧 憬 着 时 代 的 未 来 ” ， 《 北 京 人 》 并 不 是契 诃 夫 是 ，瑞 贞 、愫 方这 两 个 拥 有 纯 洁 灵 魂 的女 人最 终脱 离 了这 个 戏 剧 的效 仿 品 ，它 具 有 极 浓厚 的 民族 风 格 和 韵 味 ，蕴含 着 曹 家 庭 ，去 寻 找 新 的 出路 。 禺先 生 对 中 国的 现 实 和 历 史 深 刻 的沉 思 ，标 志 着他 的诗 化 现 在Ｉ 临近 剧 终 的 时候 ，曾文 彩 安 慰 着 曾 皓说 ： “ 等吧 ， 爹， 实 主义 创 作 发 展 到 了 一 个 更精 醇 深 厚 、 圆润 自然 的 阶段 。但 等 到 明年 开 了 春 ，爹 的 身体 也 好 了 ，重 孙 子也 抱 着 了 ，江 泰 北 京 人 确 实 有 着 与 契诃 夫戏 剧 相 近 的气 质 ， 北京 人》 的脾 气 也 改 过 来 了 ，哥 哥 回来 也 找 着 好 事 了 … … ”而 观 众 已
于 他 悲 天 悯 人 的 情 怀 ，责任 感 与 良知 推 动 着 他 去 关 注 生 活 并 朝 着 死 亡 走 去 的 人 物 ，从 而 对 中华 民族 所 长 期 崇 尚 的封 建 文 向深 层 发 掘 ，在 对 生 活 的深 入 体 验 与 强 烈 感 受 中孕 育 、激 活 化 做 出反 思 ，从 民族 的 根基 上 对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了 批判 ，探 究 创 作 的诗 意 灵 感 ，而 他 悲 天 悯人 的情 怀 则 使 他 超 越 了 一般 的 了人 类 生 活 的 真 正 意 义 。 阶级 和是 非道 德 范 畴 ，他 的 剧作 进 一 步 开 拓 了悲 剧 的 表 现 领 曾家 曾经 是 个 “ 不 是个 蓝顶 子 正 三 品 都 进 不 来 ” 的 封 域 与 精 神 刻 画 的深 度 ，他 不 追 求 道德 审判 的胜 利 或 大 团 圆的 建 士 大 夫 家庭 ，在 大 幕 拉 开 的 时 候 ， 已经 失 势 的 曾家 只 徒 留 结 局 ，也 不 渲染 悲壮 崇 高 的氛 围 ，而 是 通 过不 幸 者 的命 运 ， 外 表 的 些 许庄 严堂 皇 ，里 面 住 着 一群 封 建 制 度 遗 留下 来 的 死 写 出 了一 种 忧 愤深 沉 、缠 绵 沉 挚 的美 。 魂 灵 ，仍 把祖 宗 的光 荣 和 规 矩 作 为 法 宝 ，生 活 在 一 种 虚 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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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雷雨》、《北京人》为例分析曹禺剧作中的家族文化一、典型的家族叙事模式1.禁锢与反抗，有序与失衡的叙事情节模式。
《雷雨》的周家、《北京人》的曾家都是表面上风平浪静井井有条直到家庭的伦理、生活秩序被打乱。
曹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家族叙事模式的方式向读者所展开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雷雨》、《北京人》等等，家族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因素，是几千年来传统中国伦理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通过家族叙事这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空间。
本文通过探讨研究曹禺先生的代表性的作品《雷雨》和《北京人》，通过研究稳重的家族叙事模式的特点，分析当代中国剧作中家族文化这一重要的表象意义以及曹禺先生在为当代中国戏剧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过去的中国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解放前的旧社会的中国，通常是依靠家族式的祖宗礼法、以血缘关系等为主题，构建成了社会的最基础的关系网络。
这种关系网络看似基础，但却能够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
从某些方面甚至对于国家的权利和政治走向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各种制度配搭的中心，无论经济、宗教、政治、教育等制度，均以家族团体为主，而结合在一起”。
【1】因此，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中，家族文化具有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家族文化是他们用来产生决策的总要参考指标，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研究中国戏剧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着重研究剧中的家族文化以及家庭关系。
曹禺先生在代表作《雷雨》和《北京人》，就是在研究家族文化的领域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
尤其是在旧时代反封建这一主题中，家族文化和反封建的潮流往往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对于旧社会家族文化中传统礼教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碰撞，是那一时代戏剧中较为主流的表现方式。
曹禺的《雷雨》与《北京人》即是特定时代语境下反封建合声中的一个声部的绵延。
【2】在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北京人》中，家族文化中所体现的尊卑等级秩序成为了家族关系的主题，成为文本叙事的内在推动力。
家族文化从积极的角度看可成为家园庇护的文化堡垒，从消极的方面分析则成为个体发展的文化禁锢。
在旧社会的家族文化中，人们往往所推崇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表面和谐，是以维护整体的秩序和道德约束而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的，一旦个体利益需要得到诉求，那么这种原本和谐的外表就必定被打破。
无论是《雷雨》中的周家，还是《北京人》中的曾家，从文中对其家族成员的描写和对其家族文化的表现来看，其家族成员往往是被牢固的家族文化所禁锢着，表面和谐的家族秩序在禁锢中愈发沉闷僵死。
由此可见，禁锢与反禁锢成为曹禺在创作《雷雨》和《北京人》这些剧集中在表现家族文化时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和主体内容。
在曹禺的创作中，家族作为囚禁新生力量的牢笼，而禁锢与反禁锢这一话题，并非仅仅在《雷雨》和《北京人》中有所体现，它们是现代文学家族叙事中所共有的话语资源。
2.反抗者或突围者的角色大多由女性承担《雷雨》的繁漪、《北京人》中瑞贞出走，这点不同于其他家族小说，在曹禺的家族叙事风格的创作中中，年轻的女性往往来承担秩序的瓦解者、制度的反抗者和文化的突围者。
因为她们拥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坚定的意志。
《雷雨》中的人物都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都试图把自己的那根命运的准绳握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命运多舛，他们把那根准绳握得越紧，就被它勒的越痛。
《雷雨》中，凭借抓住四凤来抓住希望的周萍、富于幻想但慑于父亲威严的周冲，甚至有着自发革命意识的鲁大海，都不是曹禺倾情关注的对象。
在当时由男权社会统治的年代，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不可能像现代女性那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的人生。
但向往美好生活、得到人格尊重是人性的本能，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下，在和丈夫不断抗争失败之后，周蘩漪只能是精神扭曲，性格变态。
她爱上周萍，把他当成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是她在精神扭曲下，做出的失去理智的行动。
时代的局限，令周蘩漪的抗争，只是向这命运枯井的不断靠近，当她失去理智最后一搏，使得周家所有的人都掉到了这残酷命运的枯井中。
曹禺先生通过巧妙地构思和入木三分的刻画，将剧中的女性形象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成为了反抗传统的先锋。
二、独特的家族人物类型专制的封建大家长、（《雷雨》周朴园、《北》曾皓，从一定程度上带有曹禺父亲原型的意味）、缺席的母亲（繁漪以及《北》中母亲根本未出现）、败家子形象，这三种人物类型造成了家族关系的失衡在《雷雨》中，周朴园所说的“服从”一词，是旧社会中对父权、夫权的服从，是家庭尊卑关系中的法则与规矩。
旧社会的家族关系往往是父权为中心、父亲在一个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曹禺剧作中，母亲的形象多是残缺或模糊的。
曹禺之所以能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中如此真切地表现剧中人物悲苦的生存状态, 主要源于他怀有的悲悯情怀。
他的悲悯情怀的形成, 与他童年的经历与母亲的早逝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北京人》中，作者在描写以曾皓为核心的父权中心的时候，根本未留出母亲形象的席位。
而在《雷雨》中的繁漪，虽然名义上是周朴园的妻子、周萍和周冲的母亲，然而这一形象的功能并不在“母亲”上。
因为在剧中，繁漪的主要身份是周萍的情人。
由于母亲形象的缺席，曹禺的家族叙事便尤其缺乏暖意与柔情的氛围，缺乏关爱者、慰藉者对下一代苦闷的抚慰，缺乏缓解禁锢与反禁锢冲突的可能。
其叙事情势便更为紧张，瓦解家族秩序的力量便更容易壮大，终至冲毁家族的牢笼。
【3】在曹禺先生的这些反映旧时代中家庭生活的创作中,曹禺塑造了很多的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大家庭里的败家子形象,周萍、大星、曾文清等在剧中的形象基本上都既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又是没有能力继承家族产业，振兴家族的败家子。
周萍在《雷雨》中的形象是一个整天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乐,在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文清则是从小在北平士大夫文化的氛围中成长,除了会一些附庸风雅的饮茶、赋诗、作画,并没有一些真正的谋生的本领,这些败家子的存在，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封建家庭伦理的背离，才加速以封建专制为基础理念的旧家庭模式的衰亡,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对与推翻封建旧势力，带来一丝民主的新氛围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不过在剧中，曹禺先生对于这些封建家族的败家子的形象的厌恶摒弃之情任然是显露无疑的。
不仅仅是在这些剧作中，整个旧社会的贫苦群众都对封建家族的败家子弟流露出明显的情感上的憎恶。
三、复杂矛盾的家族情感在曹禺的大多数作品中，曹禺的家庭出身和童年记忆对其作品的影响都能隐隐的体现出来。
在曹禺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封建家庭体制的批判，对冲破禁锢枷锁的精神的赞许，又有对家庭传统美德的肯定和向往。
在曹禺的作品《北京人》以及《雷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既客观地展示了造成人物生命、情感与人性悲剧的家族因缘,又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留恋。
【4】根据文献的记载,从作者曹禺懂事之时开始，他的家庭就不断出现不幸和变故。
首先是曹禺姐姐的惨死。
曹禺的大姐万家瑛与曹禺先生的感情十分深厚, 在曹禺幼年的时候，姐姐家瑛给了他很多的呵护。
后来家瑛出嫁, 而她的婆家是一家极具权势的官宦家庭，他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曹禺的姐姐，甚至看不起曹禺的家庭。
这给她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曹禺大姐的婆婆对儿媳挑剔虐待, 丈夫平日里胡作非为, 让她每次回娘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最终, 曹禺的姐姐家瑛在为夫家生下一个男孩之后, 由于经受不了婆家的折磨而含恨死去。
这一悲剧给了年少的曹禺莫大的打击,曹禺先生曾经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对姐姐的怀念。
通过姐姐的悲惨遭遇让他看到了在就社会中女性生存的悲哀与不幸,。
其次，给作者留下无尽影响的是父亲的过早去世。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先生是一名富有正义感并且书生意气的人。
老先生一辈子都渴望光宗耀祖, 振兴自己的家族。
但是天不遂人愿, 多年的苦苦奋斗之后，自己的家族仍然没有任何的起色，这使他陷入了人生的深度失意和落寞。
家庭由此笼罩上一种沉闷的气息。
对导致家族悲剧的专制家长,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不乏同情与怜悯。
在曹禺先生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父子之间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又有源于血缘的家族亲情,而作者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家族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制约和影响,既毫无保留地同情蘩漪式的对传统家庭的破坏,又对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愫方式的人物赞美不已,曹禺这种非常矛盾的家族感情，在一定的程度上源于自己对家族关系的体验,而他的封建家族伦理的情怀既影响了他创作情感的色调,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他在创作剧作中的感性基础与灵感源泉。
曹禺先生本人在回忆创作剧中人物形象与自己的生活关系时也曾经表示过，文章的很多人物形象对于自己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人物形象就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只不过生活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从而塑造出许多的经典形象。
《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形象，就有许多曹禺父亲的影子。
对父亲的那种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在客观上有助于曹禺对周朴园、曾皓之类人物思想情感复杂性的揭示,而没有简单地对他们进行简单地否定。
【5】在《雷雨》中，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固然存在着阶级地位上的对立,但是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血缘亲情，这些也决定了周朴园在感情上对鲁大海的亲近,当然,周朴园并未因为这种血缘亲情的关系而改变开除鲁大海的决定。
不过,对于鲁大海对他以前罪恶的发迹史的揭发,周朴园则是始终保持着对鲁大海的冷静与宽容,在周萍殴打鲁大海的时候,周朴园严厉的喝止了周萍,并斥责其过于莽撞的行为。
而到了故事的最后，当周朴园得知鲁大海在打伤了几个人后跑走时,便立即派人追回了鲁大海,以前,我们在研究当代戏剧的时候。
总是从阶级对立的立场出发,过多地强调了父子间阶级的对立矛盾,而对于家族血缘则很少有提及的时候。
客观的说,阶级的对抗和父子之前的亲情在周朴园身上是同时存在的。
曹禺先生在介绍自己的创作思想时从不隐瞒自己将周朴园作为反面人物来塑造的意图,但是他并未因此将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刻意地进行丑化,而是非常真实的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双重人格的矛盾形象，既写出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贪婪与凶狠,同时又有作为专制家长的虚伪和自私,但也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真情,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
在剧作的最后阶段,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之间风云变幻、人世沧桑的周朴园，用悲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深深地忏悔。
周朴园在对侍萍真挚的怀念,不仅仅是昭示出他未泯的良心，更重要的是他对家族亲情的重视,对于这种美好的情怀，曹禺先生在创作是是给于充分的肯定的。
在曹禺创作的《北京人》中,曾皓对于儿子的失望之情,对没能力继承祖宗基业的子孙的不满之情,最后甚至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下跪,请求自己的儿子戒掉大烟,这些剧情的描写都是有一定的生活细节的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