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对中国考古学贡献
中国考古重要的事件
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六件大事中国的考古学产生于20世纪初期，有西方的考古学传播而来。
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谈到西洋史学思想，提出，历史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电机的整理收集和研究，地下埋藏的史迹可以补充记述的不足。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叙论》中直接介绍了欧洲考古学家对古物的“石器、铜器、铁器”的“三期划分法”。
①这些，表明中国的史学观念在发生变革。
不仅如此，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兴起，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疑古观念，为近代考古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伴随着近代列强的侵略，一些国外学者页到中国内陆进行考古研究和发掘。
自19世纪末起，外国人不断到中国进行探险考察，以日本、瑞典、俄国、德国、法国等最为着名，这一方面对中国的文物进行了侵略性的掠夺，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几件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的大事件：一、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对河南仰韶村的考古发掘。
1920年以来，“北洋政府开始主动聘请外国学者和外国学术团体进行联合考古工作。
”②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应聘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首先在北京周口店进行考察工作发现了龙骨山遗址，后来由于同年（1921年）主持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这也标志着田野考古学的形成。
二、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
李济是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中国学者，这次考古发掘，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
但是，受人力、物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这次发掘“是一次中美之间的国际性合作，还不是中国学术部门独立完成的考古发掘”③。
之后，中国同其他国家展开了一系列联合考察活动。
三、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
中国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一系列考古学术团体。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④1924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又设立了考古学会。
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古史的一部传世著作_读_华人_龙的传人_中国人_考古寻根记_
经
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即在苏秉琦 ８５ 岁寿辰 体现在该书所分四个章节的各篇论文中，是
之际出版。１６ 开，精装，文字及随文插图共 苏秉琦晚年进行学术探索的主体内容，也是
典 ２６２ 项，彩色图版 ６ 页 １５ 幅。
我们阅读这部文集、了解苏秉琦晚年学术思
重
该书是一部论文集，收集苏秉琦于 １９８４ 想与研究成果，以便指导我们进行考古学文
读
成，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概念突破 提出的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
的基础上，苏秉琦开始全面探索中原与北方 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学
地区文化交流、以及以陶寺文化为主要基点 术研究主线的继续，而只是将文明起源研究
的“中国”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 １９８５ 年 调整到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中，实质没有变
国”概念，并作为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 开始的，后于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论述了《中华文明
经
中华国家起源和形成具体过程的方式。
的新曙光》。但实际上这是苏秉琦晚年学术
典
在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研究主线的继续，即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在“全国考
重
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成果的形 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
考古》（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重建中的“中国史前 的分析，并引发他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起
史”》（１９９２ 年 ５ 月）、《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 源问题的全新认识。
谈会上的讲话（提纲）》（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迎接
苏秉琦对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文化区
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中国 系的研究，特别注重这两个文化区系的文化
南方文物
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古史的一部传世著作
考古泰斗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是什么 文化课 澎湃新闻
考古泰斗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是什么文化课澎湃新闻考古泰斗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是什么?_文化课_澎湃新闻1987年5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考察出土文物。
“在中国考古、历史工作者头脑中，曾长期萦绕着两个怪圈。
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
”1994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为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大作所写的自序《六十年圆一梦》一文中如此表述。
这种反思来自于苏秉琦对考古的理解：“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
我们考古学是大众的事业，总归要还给大众些什么，这是行业的本分。
”24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苏秉琦学术思想座谈会暨《我的父亲苏秉琦》新书首发式”，该书由苏恺之撰写、三联书店出版。
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是苏秉琦辞世18年后，由苏秉琦儿子苏恺之撰写的回忆录。
全书共30多万字，按照时间线索叙事，配有百余张照片插图，讲述了苏秉琦先生一生耕耘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心迹与足迹。
苏秉琦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一文中介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六大区系说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概括，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提纲）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从酝酿提出到现在，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和研究已有整整三十个年头。
回顾30年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无不与其密切相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的前提。
1965年苏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将仰韶文化区分为半坡、庙底沟两个类型以及对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与西部马家窑文化、江汉间屈家岭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关系的论述；1977年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关于将之分为微山湖——洪泽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包括宁镇地区、连接皖南与皖北的江淮之间以及赣东北部一角，太湖——钱塘江地区以及山东地区、岭南地区原始文化源流的分析；1978年“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学习笔记《关于“几何形印纹陶”》提出的“把它们联结成线，联结成面，联结成有机的整体，并以此做为深入研究这一整个地区古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将之分为“1.从鄱阳湖、赣江到北江（即包括江西和广东中部）是它的关键（枢纽、核心）地区。
2.从太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沿海一带（包括台湾省等）是它的东南翼。
3.从洞庭湖、湘江到西江流域（主要是湖南东半部和广西东半部）一带是它的西翼。
4.江淮间的一带（大致包括苏北、皖北、鲁西、河南中南部、鄂东部）是它的北邻”的表述；1980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关于江汉平原一带的原始文化跟它的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等可以划分为“1.以淅川下王岗和郧县青龙泉（下层）为代表的以仰韶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2.以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和枝江关庙山为代表的，以大溪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3.以黄冈螺蛳山、武昌放鹰台和京山屈家岭为代表的，以屈家岭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三片的观点等，是苏秉琦先生1981年正式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这篇大作之前，根据不同地区考古发现对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所作出的概括。
怀念中国考古学导师苏秉琦先生
怀念中国考古学导师苏秉琦先生谢 飞 自我涉足考古学领域,苏先生已是声名显赫、小字辈不敢奢望接近的大学者。
此即他正在实施他的伟大构思区系类型学说。
后来,听说苏先生故里是河北高阳,与我老家相距咫尺,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首次拜见苏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苏先生是十年以前,当时河北刚刚开始发掘北戴河秦行宫遗址,为解决认识问题,我们到苏先生家求教。
苏先生侃侃而谈,从河北考古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环渤海考古;从碣石到秦行宫。
作为新兵,尽管许多理论精髓理解不透,但苏先生的一席教诲,使我受益颇深,也成为我们发掘保护秦行宫遗址的座右铭。
因为我是做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的,借机会请教了一些学术问题。
苏先生询问了河北旧石器的基本情况,谈了旧石器考古在中国考古学的位置、意义和未来,也多次流露出对年青一代的关心和期望。
苏先生对旧石器考古的重视,对我本人工作的关心,使我肃然起敬。
首次拜见苏先生,给我留下的是博学、宽厚和自信的美好印象,我难以忘怀。
苏先生关心泥河湾1989年,我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了拙文《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研究新进展》,概要介绍了泥河湾盆地五年来旧石器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和文化序列。
在1990年中国考古学年鉴上,黄慰文先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近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这里(泥河湾)做了许多工作,不仅发现了数十处旧石器地点,而且不少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其中,关于桑干河第二阶地含有4个文化层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发展和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具有重大意义”。
显然,苏先生看到了这些文章,在关注着泥河湾,关注着新旧石器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
为此,苏先生托人捎信,盼我向他提供泥河湾旧石器考古资料,并希望到先生家面谈。
遵先生所嘱,我先将所有资料寄走,又借出差机会再次拜见苏先生。
这次会面显得轻松、愉快,因为,我已将苏先生看成导师、长者、同乡。
我滔滔不绝地说出河北旧石器考古“一点两线”的工作设想,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的未来,新旧石器过渡课题的探讨等等。
怀念良师苏秉琦先生
怀念良师苏秉琦先生作者：郑振香来源：《文物春秋》2012年第03期【关键词】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摘要】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苏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承担考古教研室的重任达30年之久，培养出一支具有专长，有较高研究水平的教师队伍，既出了成果，也出了人才，为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到处出现基建工程，而基建工程的发展，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兴起。
在旧中国，只有少数考古学家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相当数量的考古人员到田野配合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
工作的需要对考古学界提出了培养干部的要求，经过老一辈考古学家的酝酿和讨论，195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专业，由此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兴学科，登上了大学的殿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如此更有利于学科的独立发展。
与考古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博物馆事业也在全国各地日渐兴旺，根据需要，北大考古系又扩建为考古文博学院，分设考古系与博物馆学系。
任何事业总是逐步发展的，由初创到逐步发展壮大，进而臻于完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达到今天的繁荣、辉煌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几代人的努力。
俗语说，万事开头难，也说创业维艰，考古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
现在北大考古系已有了庞大的教师队伍，诸多著名考古学家，各门课程的体系与内涵日趋完善，且与时俱进，增添了新的科技部门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这是经过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令人钦佩。
回首当年初建考古专业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教师只有阎文儒和宿白二位先生，他们是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过来的，经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商，聘请苏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由此苏先生成为考古教研室的第一位主任。
苏先生认真负责，他与宿白先生主持教研室的各项工作，如课程设置，设中国考古学课程，以及各不同历史阶段与主要课程相关的辅助课程进行配合，使同学们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笔记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笔记本书作者及简介：苏秉琦（1909__1997），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考古室主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理论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并积极推动考古学普及化。
70年代以来，他先后提出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中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和“发展模式三类型”等颇具影响的学校理论。
90年代初提出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更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代表性论点。
论著有《瓦鬲的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并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远古部分》和《考古学文化论集》。
这是考古学家苏公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为大众撰写的一部考古学著作。
书中以其60余年的考古生涯为主线，回顾了他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所走过的艰辛道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考古学的成长过程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主要成就，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
寻找失落文明的道路苏公是中国考古界的泰山北斗，他一生的经历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苏公一生的考古生涯，从探索先周先秦文化、区别周文化和羌戎文化的特征、实现考古类型学的中国化这些研究开始，直接寻找“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论，一直为考古学的进步而不停顿地思考，几乎没有时间间歇。
在“开头的话”序言中，老先生便向简单讲述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道路。
本书是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1996年初苏公去深圳一个多月完成了本书，本书反映考古学的一个新时代，同时雅俗共赏，是对考古学科在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过程中所超过的并不平凡的历程进行的一番回顾。
苏公开首便提出了作者对两个怪圈的质疑，此二怪圈一曰中华大一统观念，一曰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这便是大师的气魄的学问。
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先生通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著述，力图将自己最新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与思考告知读者，希望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能够为探求中国文明的起源做出一点贡献。
从字里行间，能够清楚的感受到苏秉琦先生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以及对以后中国考古事业将得到更好地发展的坚定信念，他把对中华民族的殷殷爱恋都融入进了那一个个方块字中，赤子心迹表露无疑。
这令我感动。
这本书带给我很多启发。
考古资料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无文字可考的历史，它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可见一斑。
而如今我们想要探求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我们更应重视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与保护。
于此同时，以什么样的方法论来指导考古研究同样重要。
这本书更是更正了我以前的许多观念，从前我以为无比正确的事，在考古资料面前轰然崩塌。
当然，书中的内容我定是不能完全看懂的，毕竟那是大师的著作，况且我对考古的了解只是皮毛。
接下来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陋的看法。
一、两个怪圈在这一章中，先生开门见山的指出了中国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可以这么说，我便是这样教育的直接受害者，活生生的例子，尤其是对于第一个观念，更是深有体会。
因为从我接受历史教育以来，接受的便是中华大一统观念，夏商周在我的脑海里便是一串糖葫芦的概念，而先生让我知道，夏商周起源于不同的地方，夏未亡而商已强大，商未亡而周已强大，三种文明在空间与时间上是交叉存在与发展的。
让我耳目一新的还有先生对于孔子“有教无类”中关于“类”的理解。
以往我们理解“类”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而先生通过考古发掘告诉我们，“类”，可以联系到种族。
由此让我对夏商周时期的巨大种族差异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清楚了汉族是多种族融合的结果。
对于后一个观念，我想从事考古的学者可能会更多的受到影响。
当我们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时，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时，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化了，结果大亮丰富的考古资料只能“对号入座”，这种做法毋庸置疑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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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工作的30年中，为办好这个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的考古队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
在他所着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3、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
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苏秉琦也是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专业30年，在他主持下形成的考古专业培养各级人才的教学模式，不仅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沿用，也为以后成立的各校考古专业所采用。
50年代初，参与考古人员培训班的筹划与领导工作。
数十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考古学人才，堪称桃李满园，师表流芳的一代宗师。
苏秉琦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瓦鬲之研究》（1941），主要论文有：《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等。
其重要论文已被编集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