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

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与展望20余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一并结转到了新的世纪；而1999年的农村经济大帐总体上显得平淡无奇，这也算是给全国经济的“平稳过渡”作出了贡献。

尽管许多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深层矛盾逐步走向表面化，但总体上还应该是属于“通过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前进中的问题”。

不过，比这些问题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认识偏差－－总是把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市场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

我们想区别这两类问题，并着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引论：中央政府需要率先转换角色回顾20余年的农村改革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政策调整、政策放宽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市场力量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继续守着这样一个认识，恐怕要无所作为了。

只要有市场在，市场就会在广大的领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以及目前的产权变革，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和农业科技推广，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崛起，等等，都离不开市场的推动作用。

但是，目前农村市场发育本身遇到严重障碍，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三大要素市场停止发育，农产品市场甚至有所倒退，农民进入市场的途径是一路红灯，何以谈市场的推动作用？这是农村发展趋于缓慢的病因所在。

市场发育陷于停顿甚至倒退的原因，是市场发育需遇到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而依靠普通农民的自发力量根本不能突破这种制度限制。

中央政府应成为今后农村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而不能寄希望于农村自发的制度创新。

农村经济经过一段时间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已经复杂化，农民对公共物品（社会保险、文化教育、村容村貌，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制度、秩序和安全等）的需求已日益显现。

显然，在乡村权势阶层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去并变得保守以后，分散的、没有组织化的普通农民对此是毫无办法的；公共物品的系统供应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这已经超出了中国农民的经验范围。

农村经济经过一段时间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已经复杂化，农民对公共物品（社会保险、文化教育、村容村貌，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制度、秩序和安全等）的需求已日益显现。

显然，在乡村权势阶层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去并变得保守以后，分散的、没有组织化的普通农民对此是毫无办法的；公共物品的系统供应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这已经超出了中国农民的经验范围。

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逻辑递进关系反过来说是：农村现代化 ? 农村分工深化 ? 农村市场自由统一 ? 农民的市场进入成本下降 ? 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和自然壁垒。

中央政府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催化作用，其办法就是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和自然壁垒。

降低制度壁垒需要市场化改革，而降低自然壁垒则需要发展基础设施。

去年以来，政府部门十分注意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而对重要的改革事项却三缄其口。

如果只谈发展，中央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宏观的结构调整上面，至于农村领域的结构调整，还是应该交给市场。

政府更重要的任务建立健全市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农村的长远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主要是结构，而结构调整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水平。

农民收入问题是表象近几年，许多部门的研究机构受命研究了农村市场如何扩大问题，基本结论大同小异：农民收入增长率下将导致农民购买力降低。

农民购买力已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所以才引起高层对农民收入问题的高度关注。

我国农民收入曾经有过极高的增长速度，1978－1984年，增长速度达到15·6％。

但是，奇迹总是短时间的，长期保持的奇迹就不是奇迹了。

创造奇迹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改革开发之初，农村经济总值的基数小，而政策调整的幅度大，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特别是农民利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大大增强，导致农民收入猛增，此其一。

其二，农产品价格因素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开始逐步提高粮食价格，粮食市场价格对农业影响也日益增大，农民受益匪浅。

1996年，由于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增幅达9％。

在目前的各种约束之下，继续依靠这两方面的因素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已显得十分困难。

据官方称，1999年1－3季度，农民名义收入只增长2·5％，考虑到物价下跌因素，实际增长了4·8％。

全年估计增长4％。

增收的2％靠乡企和打工。

1998年这个指标是4·3％，1997年是4·6％。

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三年下跌。

其实，如果能真正保持一个4％左右的增长率，应该十分令人高兴了。

有某部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称，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是负值，如果这个分析可靠，1999年的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也很难是正值。

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反映出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农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大小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不计馈赠收入），一是农产品收益，二是非农产业收益，三是对农民的税费征收水平。

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直接受制于经济体制，第三方面则涉及农村政治发展问题。

农产品收益下降，具体与农业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有关，但最终一个经济体制问题。

与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比，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少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的人地关系的紧张有人为的因素。

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可以有很高的亩产量，但不可能有高的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有很高的资本报酬率。

我国近二十年国民经济发展已经创造了农业劳动力净减少的奇迹，但距离现代农业所能提供的农民人均耕种土地的可能性还很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入的提高必然要仰赖在非农产业兼业，由此形成我国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兼业农业”特征。

如果没有政府特殊保护，小规模兼业农业不可能创造很高的收入。

首先，这种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点，廉价劳动力是其存在的基础，因此不可能创造出较高的农业工资。

其次，农户兼业以季节性打工为主，农民工难以成为具有专业素养的熟练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受到限制。

据杜鹰先生的研究报告（经济日报，19990113），1985年－1997年间，农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从28·7％下降到18·7％，下降了约35％；而同期农业的就业份额从62·4％下降到49·9％，只下降了约20％，这意味着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再者，面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国家很难通过财政补贴使他们获得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通常他们会成为向社会提供净收入的纳税人。

以日本为例，日本农户1997年平均收入883万日元（超过了非农户收入），其中农业收入114万中有相当比重的政府补贴，政府又另外提供年金211万日元，日本政府可以这样做，因为日本农户才有334万户，占日本的总户数只有7·2％。

像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大国，要给农民补贴，让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承担得起。

相反，我们还不得不从那里取得一定的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农村公共建设也还要农民掏腰包。

这样一个现实不改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景就相当黯淡。

承包政策对农业生产所释放的效应早已是强弩之末。

以承包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一次完整的产权变革。

我们好像建立了一种新的家庭经营制度，并大力称颂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但家庭经营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土地，却不由农民支配。

这种权利的不配套，已经严重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要进一步论述。

农产品价格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很难再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更小。

据有关方面的研究者估计，近几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是负增长。

1999年后半年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了，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有所增加，估计1999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一半是这个方面造成的。

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越来越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一，以往乡镇企业形成高速增长优势，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到位，乡镇企业要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但这个转变受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素质制约，多数乡镇企业还没有为这个转变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今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恐怕要更多利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种结构调整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小规模兼业农业将长期存在，因而也决定了提高农民收入的艰巨性。

农民的税费负担是影响农民收入分配主要因素。

这是一个涉及因素甚广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出具体分析。

农民增收要不断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村经济的高度专业化；专业化的形成又需要自由、开放和统一的市场，这个市场必须有足够低的进入门坎（即市场进入成本）。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总是在市场的制度环境较好、交通运输成本较低的地方出现的。

我们因此把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市场进入的成本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便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

在一些地方，农民没有搞林牧业，但却要缴农林特产税；猪还没有养大，屠宰税已经开始征收；还有的地方干脆今年收明年的税，并美其名曰“以税收促进发展”。

农民刚抬腿向市场迈一步，各种关卡便横亘在眼前。

劳动力转移方面的障碍也很多，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受到身份歧视，城里的老板、工头肆意盘剥农民工，常常发生农民干了活拿不到钱甚至倒贴钱的情形。

此外，还有交通通讯不畅所产生的市场进入成本，也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

政策摇摆发生在粮食问题上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即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那么政府的职责应该是降低市场壁垒，帮助农民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入市场。

然而，纵观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政策实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导向。

从农村产权安排，到农产品流通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

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农村政策似乎受制于粮食生产状况。

“多了少了多了多”曾经被用来形容中国粮食生产的波动，相应地，我们的政策似乎是“紧了紧了松了松”，也有摇摆。

按照目前主流的说法，我国农产品正在发生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赔多挣少。

但这恐怕不仅仅是有的同志所说的是一个市场需求约束问题。

一个国家有多一半的劳动力种地，又有一揽子“绿色革命”技术的支持，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农产品供应是可以很充足的。

这个条件就是价格。

我国农产品过剩通常是一种高价位引起的过剩，代价是政府的财政负担。

再从相对价格看（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农产品的供应价格并不低。

城市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近些年一直在50％左右，这说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效率不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产品的供给制约才是真正的制约（决定供给的边际成本还不够低，导致市场均衡价格高，制约了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