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考试答案

白鹿原亮点一、影片很陕西，很地道，有着浓烈的陕西关中乡土气息，这一点和原著的精神基本符合。演员们的陕西话和所处环境都有陕西风味。华阴老腔这种地方艺术也成为电影特色的点睛之笔。亮点二、画面靓丽，麦田壮美，很有张艺谋风格。剧中以金黄的麦浪开场并随后多次出现，和符合历史时代的人物妆容造型，让人感到一种自然美和鲜明的民族风貌。亮点三、演员表演可圈可点。电影以田小娥为中心展开故事的，田小娥是全片灵魂人物。她的扮相基本符合原著，表演做到了行止、语言等收放自然。遗憾一、删减过度，支离破碎。原著反映了西安白鹿原地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电影的删减把很多过渡铺垫和人物删了，情节衔接上很突兀，看起来不连贯，和原著气质距离较远。二、成也情欲戏败也情欲戏。原著情欲戏场面的描写有5万字之多，田小娥成为男人的玩物，并在战乱和瘟疫使田小娥最终冤死。剧中情欲戏被大量删了，影片的悲剧气氛和人性表现大打折扣，大伤原著之元气。三、田小娥的戏份太多，整个影片虎头蛇尾。剧中的田小娥，对性爱持无所谓的态度，由原著中的二度无奈变成电影中二度轻浮和不检点，这也成了影片遭人诟病之处。不过电影《白鹿原》最大的问题在于删了大儒朱先生和白灵两个人物。由于删减不当或者难以取舍的矛盾所致，所以，后一个半小时节奏拖沓无比。因为删剪，《白鹿原》给人支离破碎的感觉。鹿兆鹏掀起的土改没有交代清楚，原著中的黑娃从农民成为了土匪，后来又拜朱先生为师改邪归正，但电影仅仅讲到黑娃当上了土匪就没了，影片在日本军机轰炸中莫名其妙的结了尾…结局仓促而不知所云不知所指，这些都使得公映版本的《白鹿原》和史诗电影之名不符。《青春之歌》之林道静是一名典型的女知识分子。第一次成长:抗争—无奈—软弱.林道静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封建家庭里，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林道静毅然走上与家庭决裂的道路，这是她成长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跨越。第二次:彷徨—觉醒—奋斗.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从家庭的牢笼逃离，投亲不遇，求职无门,她想到投海自杀，余永泽拯救了她。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爱情的力量唤醒了林道静重新生存的希望，罗曼蒂克的幻想和情怀，使她投入了余永泽的怀抱。但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注定了他们分手的结局。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余永泽的自私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她对家庭琐碎生活痛苦时结识了卢嘉川,在他的教育下，林道静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她下定决心离开永泽。林道静与人个主义小家庭的分裂，把自己出路，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是她在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林道静成长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摒弃小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和改造自身的过程。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经过两次决裂后，林道静的思想开始健康成长。在与工农群众的共同战斗中,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林道静的成长史是一部由优美走向崇高的壮美的成长史。青春不在于碌碌无为，而在于胸怀理想，只有懂得自己所追求的，才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行动上的林道静，让我们为自己成长的岁月谱写一支青春之歌！

《百合花》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主题为“歌颂军民鱼水情”。《百合花》所表现的人物关系隐晦复杂，表达的情感微妙多意，其内涵似乎也超出了这层“军民关系”。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小说通过护送、借被、救护和献身献被等情节的描写，就在于小通讯员与两个年轻女性之间所构成的那种纯洁、美好而又微妙、含蓄的关系。贯穿朦胧的美感。茹志鹃以一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一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一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力，抒写了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小通讯员的形象：我与通讯员是同乡,他腼腆羞涩，朴实、纯洁；从他借被子而又想送回去的敢于承认错误的精神；从他掩护群众和伤员，看出他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正像茅盾在评这篇小说时谈到，这篇小说“人物的形象是由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的清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新媳妇的形象：俊俏的新媳妇,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认识到通讯员的价值,她把嫁妆敬献出来。对那作为新娘子唯一嫁妆的新被子，开头出于舍不得借给伤员盖，后来给烈士收殓遗体。开始时,包扎伤员时开始又羞又怕，后来却庄严、虔诚地给重伤员解衣拭身子，通讯员牺牲后，她流着泪为他缝补肩上的破洞，并把自己的新被子铺在棺材里。开始新媳妇的娴静、美丽、忸怩、羞涩，随着情节的发展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有光彩。

《红豆》：红豆这篇小说的主旨是四十年代末，女大学生江玫是经过怎样纠结而痛苦的情感斗争而放弃自己的爱情,坚定地走向革命道路，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应当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他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跳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在表达主旨的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宗璞的《红豆》下的女主角为了革命而舍弃爱情，通过她的经历，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革命中成长.江玫没有受齐虹的主宰，而是决定从事革命工作。寻求自己的事业。在自我救赎中维护了精神的独立。爱情，对于江玫是很重要，但对于她的人生。“已不是可为之生亦为之死的首要目标．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个人事业及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她不再是爱情生活中完全的从属者。她渴望情感的支撑。但前提是个体的独立。

红豆艺术特色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浪漫、含蓄、唯美、感伤的风格。首先是选择富有象征意义的物象，并对人物所处的环境进行描写。丰富多彩的物象的使用，为小说的浪漫氛围增色，使小说萦绕着一种诗意氛围。（1）“红豆”—蕴含诗意的象征意象，象征着人们对爱情美好期许。红豆的传说来源于古时一位忠贞妻子的伟大爱情。（2）“雪”是小说另一个重要物象。江玫与齐虹的相识相知相处相别的每一个关键情节几乎都是在冬天或下雪中发生，雪在小说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象征着纯洁浪漫，另一方面却同时伴随着寒冷与悲凉。故事的大部分安置在冬天和飘雪中，因为雪是营造童话氛围不可多得的工具，这与小说本身诗一般的浪漫笔法相吻合；暗示了人物的心情与故事情节的发展。（3）夹竹桃江玫家中的夹竹桃：“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粉红色的夹竹桃象征着江玫的懵懂青涩，做着透明的少女的梦，清高与世隔绝。齐虹把江玫搂在胸前，借着闪电惨白的光辉，看见窗外台阶上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阶下。”——夹竹桃花盆被打碎了，象征着江玫少女梦彻底破裂，她正在成长为一个成熟坚强的革命战士。（4）音乐—琴房、钢琴、月光曲组合成了一个浪漫爱情的序曲.小资情调“黄河大合唱”“你来我来他来她来大家一齐来唱歌”—大众情趣。（5）书籍《方生未死之间》萧素送给江玫的第一本书《火把》江玫在晚会上朗诵艾青的小诗 , 《

陈奂生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作者小说创作从未达到的高度。每一个层次挖掘，都体现了规定人物、规定情景中的规定心理，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独特性，但同时都是以其独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所共有的心理倾向，即作为小农生产者性格心理的两个侧面的并存交错：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勤劳坚毅中有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又蕴含着麻木和顺从。陈奂生与阿Q的不同一．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形式不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以人格的受损为代价，以自我的伤害为前提，而且这种代价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代价，阿Q表现为一种主体性的残缺，而陈奂生并非表现为一种主体性的残缺。二、时代不同所赋予的内涵不同。精神胜利法对于阿Q表现为悲剧性，而对于陈奂生则表现为喜剧。三．精神胜利法在人物性格中所占的分量不同。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就是其全部，而对陈奂生，精神胜利法只是一小部分，本分、忠厚、勤劳等传统农民的优秀品质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四．精神胜利法存在的层次不同。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存在于人性之中，被认为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精神胜利法往往表现为一种国民的劣根性。而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只处于情绪或思想方面的东西，只是浅层次的东西。而且，陈奂生既然坐上了主人翁的地位，思想上确存在着不该有的奴性，这在新社会当然是可笑的，也是需要克服掉的。五．作家的文化立场不同。鲁迅更多地发现了古老中国文化的愚昧、落后和残忍。鲁迅和其笔下的阿Q，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而高晓声虽然则取得了与农民一致的文化立场。

受戒主题《受戒》采取的是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与民间文学常用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表现的是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还可以还俗娶亲。寺庙里的生活充满了尘世气氛。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作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汪曾祺贡献受戒是一次小说革命，把《受戒》看作是新时期小说的滥觞，汪曾祺是始作俑者。《受戒》的文学史意义，当然可以从刚刚说过的它在新时期小说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地位。汪曾祺用《受戒》，为新时期小说家进行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致使他的众多同道能够对小说的美学禅机。他的小说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一个独具审美品格的文本,超俗而超脱.汪曾祺有效运用的“回忆”、“风情习俗”和“传统文化”这几种招数，引进到自己的小说实践中。将“回忆”推进到历史的纵深层次而标榜为“寻根”。他的小说的短缺之处在于作品内蕴的轻浅。以讹传讹，被视为大忌。所以，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影响”愈“深”，就愈暴露出与文学史相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