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权之争
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表现
即便在冷战中，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的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却依然不时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十分强调多边合作的作用，并且主动建立起一系列多边合作的机制，但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美国却仅仅只是将多边合作机制作为实现自身霸权的工具。
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利用联合国组建联合国军赴朝作战，其实质完全是为了美国自身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并非为实现联合国这一多边国际合作组织的崇高目标——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美国在冷战中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仅仅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将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放在一边，肆意地单边行动，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宁。
如为了全面遏止共产主义，美国不惜在60年代单枪匹马地发动越南战争，以致不仅造成冷战中的又一场热战，而且与自己的盟国间的多边合作也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即使在经济领域，虽然美国是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倡导者，但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通过运用国内的立法来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其中1974年和1988年的两个贸易法就都具有非常浓厚的单边保护主义色彩，如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要求美国总统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单方面的报复，对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采取单边的制裁行动等。
实际上，美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时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年。
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因冷战的骤然结束而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
面对失去了对手苏联威胁的全新国际环境，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其中尤其是后者，坚持通过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来确立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中美外交关系的历史
中美外交关系的历史
中美外交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之一。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开始恶化。
1950年代初，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和援助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
此后，美国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军事遏制政策，同时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这使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地位上。
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
1972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这次访问打破了长期的交往封锁，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
1979年1月1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一事件结束了历时30年的中美交往分裂状态，为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此后的30年中，中美关系逐渐改善。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外部力量之一。
双方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美国企业开始涌入中国投资。
同时，双方在许多领域，如分裂问题、非传统安全、环保、反恐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
然而，中美关系在近年来再次变得紧张。
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感到焦虑，加上贸易战、涉港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纷争，使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浅析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浅析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关键词：孤立主义；演变；影响一美国孤立主义的内涵孤立主义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以及客观条件形成的一种封闭状态。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清朝的闭关锁国不同，它并没有关闭经济贸易，而是减少美国在当时面临的外部威胁，从而维护美国当时脆弱的国家政权。
美国的孤立主义更像一种休养生息的政策，是美国民众摆脱战乱的意识形态。
二美国孤立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在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提出了孤立外交的政策。
孤立主义的核心思想主要在于告诫国人切莫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纷争，不受国际环境干扰独自处理美国自身的事务。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看似是自我封闭，断绝与其他国家来往。
实际上，这是针对欧洲国家的一种中立的、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外交政策。
这就为美国早期走上孤立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一）地理位置引起的“天然孤立”打开世界地图，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北美洲，很容易就会发现美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美国与亚洲之间隔着太平洋，与欧洲、非洲之间隔着大西洋，这种位置对于美国而言，完全满足了孤立主义的地利要求。
在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海上交通极其落后，任何一個国家想要进行远洋航行都是极度困难的。
这样，无论是美国想要走出国门，或者说其他国家想要和美国建立联系或者战争侵略都是相当困难的，这就促进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孕育。
除此之外，美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气候特别适合生产，对于欧洲的移民而言，简直是一片乐土。
亨利·基辛格说：“自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也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孤岛。
”[1]华盛顿总统在1796 年的告别演说中说：“我们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
”[2]（二）综合国力不足，无力对外扩张经过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美国在经济方面受到很大程度的压榨和剥削，美国国家实力虚弱。
同时，为了独立而发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第二次独立战争对于资源的消耗也让美国雪上加霜，入不敷出。
越战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变
越战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变越战是指自1965年至1973年期间，美国与越南的军事冲突。
这场战争不仅对越南和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重大的变革。
本文将就越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进行探讨。
一、越战爆发与美国介入1965年，越南局势持续升级，南越政府求助于美国寻求支援。
美国政府的介入不仅是出于对南越政权的保护，也与其冷战政策有关。
冷战时期，美国奉行一项政策叫做“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其目的是尽可能地阻止并削弱苏联及其盟国的势力范围。
二、“美国化”的战争策略越战期间，美国政府采用了一种战争策略，即将局部战争扩大化，以期快速获得胜利。
美军派遣大量士兵和武器装备投入战斗，但越南共产党（北越）及其盟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南方解放阵线或越共）采取了游击战争的策略，反复打击美军并消耗其资源。
三、外交政策转向现实主义随着越战的进行，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越南战争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面对战争胶着局面，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其冷战政策，并转向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注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以实现更可行的目标。
四、和平谈判的尝试为了解决越战，美国政府尝试进行和平谈判。
1973年1月，美国与北越及南方解放阵线在巴黎签署了《巴黎协定》，决定撤退美军，并承认越南共和国（南越）是越南唯一的合法政权。
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和平解决问题上的努力。
五、内外因素共同推动政策转变越战期间，战争的影响和后果逐渐显现，这直接推动了美国政府reconsider 其外交政策。
内部因素包括公众厌战情绪和持续的抗议活动，外部因素则包括越战带来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舆论对美国的质疑。
六、后越战时期的外交政策越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面临重建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任务。
外交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放弃了过去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目标，转而推行与苏联的冷战结束。
同时，美国鼓励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全球合作。
结语越战使美国意识到了自身外交政策的缺陷和冷战时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
美国外交政治
国际恐怖组织，美国这个巨无霸在对付游勇散兵时的招数似乎不总是那么灵光。
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无赖”小国的问题，在美国自行做主的干预下，局势反而越来越乱，矛盾越来越激化。
美国逐渐意识到，实力不均衡的对手其实也是很难对付的。
第二，单边主义逐渐失去国内民意的推动。
从历史上看，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战争和危机的初期，民意高度一致，支持政府对外政策。
随着战争的延长和伤亡的增加，民意开始分化，反对该对外政策的民意开始增加。
随着美军在伊拉克的阵亡人数逐渐增加，美国社会和士兵家属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弱，反战的呼声越来越大。
第三，布什的外交权利受到制衡，国会不愿再对总统言听计从，开始收回权力。
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内，在“反恐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总统与行政当局在对外政策中的权利得到扩充。
同时由于共和党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美国政治系统的立法对行政的制衡机制实际丧失效力，国会变成了给白宫的橡皮图章。
随着国内反恐威胁减弱，总统权威下降，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批评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职责布什利用虚假情报，误导美国公众，将美国拖入另一个越战，要求其尽快采取措施，从伊拉克脱身。
2005年3月，布什提名鹰派色彩浓厚的博尔顿出任联合国大使可视为其单边作风的惯性表现，而国会迟迟不予批准。
2005年11月，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行政当局在2006年致力于让伊拉克部队维持治安，为美军的撤离创造条件。
国会的制约使布什在外交上无法像过去那样搞“一言堂”。
最后，共和党内部出现分化。
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而布什原来最坚定的支持者新保守派也对布什任人唯亲的做法、泄密案的发生不满。
布什收回对迈尔斯夫人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说明一向行事执著的他面对本党压力不得不让步。
日前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以民主党战胜共和党而告结束。
民主党在时隔１２年后重新夺回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改变了近年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政治格局，对美国未来两年政局走向无疑将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关于美国外交决策的所思所悟
美国外交决策的龙头——总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对于这样一个豪门贵族，显然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的地方，其外交决策就是首先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
所谓决策，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出，由此在社会中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外交决策即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外交政策做出决定的过程。
而美国的外交决策自然是其对于外交政策做出自己决定的过程。
美国外交政策究竟如何制定然后付诸实行历来是一个比较争议的问题。
在外交过程中总统有多大的权利，国会有多大的控制，舆论和利益集团等各种因素对外交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决策的方式及其集中统一至何程度等，始终在各方存在各式各样的看法。
但我认为，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蛛丝马迹悟出一些本质，而其中最重要的决策角色无疑是美国总统。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模式分为：决策内圈，决策外圈与决策边缘。
决策内圈主要是指白宫，而决策外圈主要是指国会，决策边缘主要是舆论、利益集团等等。
决策内圈当然是总统处于核心位置，而其幕僚以及内阁成员主要由一种美其名曰“分赃”方法确定，简单来说，就是总统自己确定，决策内圈是又组织有法定形式的；而决策外圈的国会则是权利最大的，可以称之为钱袋，它享有条约批准权，立法权，拨款权，宣战权等，关于它为什么处于决策外圈，是因为其权利分散，情报等信息闭塞所致。
总之，事情越紧急，总统权利越大；反之，国会的权利越大。
而决策边缘主要指的是公共舆论，利益集团，政治文化等对决策的影响。
美国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项外交决策的形成常常取决于多个复杂的因素。
就美国的外交决策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不仅与参与角色密切相关，还与它整个执行阶段相关。
虽说它的决策核心是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的诸如国会，尤其是公共舆论等对其也颇有影响。
国会不仅和总统享有相等的外交权利，但总的来说，国会对总统的支持多于制约。
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样是必要地。
因为总统既然是一国之首，当然必须得有权利，这个权利不宜过大也不能太小，如若俩者相等，那么关键时刻是总统说了算还是国会说了算呢？所以，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有益的。
利益与外交政策美苏冷战时期的博弈
利益与外交政策美苏冷战时期的博弈在20世纪的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无处不在。
利益成为了他们外交政策的核心。
本文将探讨在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之间的利益争夺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外交政策，并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美苏冷战时期的利益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都追求着自己的利益，并将其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美国以民主、资本主义为理念，致力于推动自由市场经济、保护民主制度，并维护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苏联则以共产主义理念为准则，试图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保护其在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
因此，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土控制、经济资源等方面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冲突。
二、利益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利益是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外交政策都被利益所驱动。
美国通过实施遏制政策，试图遏制苏联的扩张，并保护其在全球的利益。
而苏联则通过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系，来扩大其影响力并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利益与外交政策的互动中，两国采取了一系列相互制衡的措施。
例如，美国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如北约），加强了与西方盟友的合作，以抵御苏联的威胁。
苏联则通过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来巩固自己在东欧的影响力。
双方还相互对抗，通过研发核武器和进行太空竞赛等手段来彰显自己的实力。
三、利益与外交政策的影响美苏两国的利益争夺和相互对抗不仅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对全球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冷战期间的美苏对抗导致了全球的分裂。
世界分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一分裂不仅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还造成了许多地区冲突，如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
其次，美苏两国的冷战竞争也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为了争夺全球霸权，双方在军事、航天、科技领域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这种竞争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最后，美苏之间的利益博弈还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政策与外交
总统国会在外交权上的博弈自美国建国以来，在前100多年中国会在外交决策中占主导地位（除了个别战争危机时候），因为那个时期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是发展经济。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奉行扩张型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美国总统在经历过各种危机对外交权利的积累后取得了外交权的主导权。
美国宪法第1 条列举了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享有权力: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总统有缔结条约之权;总统应提出人选,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而任命大使、公使、领事,总统应接见各国大使和公使等等。
宪法在第1 条列举了比第2 条长三倍的赋予国会的外交权力:对外宣战权;国会应计划合众国的国际和公共福利;规定合众国与他国之间的贸易;招募陆军、装备海军并供给二者军需;国会有权制定为执行各种宪法授权所必需的和适当的法律等等。
美国的宪法对权力实行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均衡的原则。
外交权力也是如此，但是外交权力在宪法中总统和国会之间权力划分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重叠区即半阴影区（美国总统与国会对外交权的博弈争取也主要在这一区域）。
例如宪法赋予国会宣战权，却没提媾和权，宪法赋予总统缔结合约权，却没提终止废除和暂缓履行合约的权力。
宪法赋予总统为海陆军总司令，而招募海陆军及军需却由国会确定。
等等诸如此类的模糊和空白区。
这样的模糊和空白使得总统和国会在不断地争取外交权的主导权。
例如在外交承认权上，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应提出人选,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而任命大使、公使、领事，而第三款又规定总统应接见各国大使和公使。
大使成了总统的大使，大使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并接受其领导。
所以本来承认国家政权是国会的权力，变成了总统的权力。
如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总统有缔结条约之权，但是1936年最高法院在柯蒂斯—赖特案的裁决中认可了总统拥有提出和谈判条约的权力,参议院和国会均不介入。
总统签订条约的权力,暗含了总统签订行政协定的权力。
故总统往往绕过国会直接签订行政协议而不是缔结条约（事实上很多条约的缔结建议在国会上往往不会通过如威尔逊的“国联”建议）。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姓名：彭耀峰学号：3130103174专业：工科试验班（工学）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摘要在美国这样一个体制成熟的国家里面，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几乎贯穿于美国整个历史过程，不同的时期，两方优势各有不同。
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历各种各样的危机，总体来看总统从宪法的半阴影区取得越来越大的外交权，以至于国会主席声称，在外交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成为“选举出来的独裁制”。
尽管国会为了争取自己宪法赋予的外交权在不断抗争，但当今这样一个充满动荡与危机的社会中，外交主导权或许还将长期站在美国总统的一边。
关键词总统国会外交权制衡美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交由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执掌于联邦法院。
美国立宪者们意在通过权力分享的宪政安排来达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从而避免出现欧洲君主制的暴政政治。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美国这种宪政体制也经历了诸多变迁，这主要体现在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外交权力分配问题上。
由于美国司法独立，最高法院不愿意涉及政治问题，因此，总统与国会便成为美国政治进程中的主要博弈者和推手。
而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几乎贯穿于美国整个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总统与国会获得的外交权优势各有不同，但是总体上，总统的外交权在不断上升。
那么为何在美国这样一个体制成熟的国家里面，外交权却分配得这样不明不白，以至于总统与国会为了争夺自己宣称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而吵得不可开交？在孙仲老师的《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现实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美国政治中总统与国会双方争夺外交决策权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分析国会和总统对于外交权的争夺产生的原因，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一、美国的联邦宪法是高度概括性与总结性的宪法，不可能详尽地解释和分配总统与国会在外交上具体的权力分配，并且由于历史的不断前进，200年前制定的宪法也不可能预知以后在什么方面会造成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之争。
二、国父们认为，不管在行政首脑为世袭君主的政府中，授予君主缔约全权如何适当或安全，将此种权力授予任期四年的民选行政首脑则绝非安全和适当①。
因此国父们引入分析与制衡的机制，在宪法中，开国者们似乎有意造成这样的局面，即构建一个存在一大片不确定区域，或者说是重叠的，有时甚至半对抗性的“半阴影区”，故意“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摩擦，来使人民避免遭受独裁的宰制”②。
那么在宪法创立后的200多年历史中，总统是如何从各种阴影区攫取或者从国会手中抢夺外交权的呢？实际在外交权上，总统一开始并不占优，从建国到国内战争时期，国会与总统相互平衡；而从18世纪末到一战结束的大部分时间，国会在外交上主导，期间总统虽暂时因危机时期获得了外交主导权，可一旦危机结束，外交主导权又会重回国会；从一战后至今，国会逐渐接受并默认甚至支持总统的外交主导地位，外交主导权才似乎“永久地”站在了总统这边。
可见总统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多变的，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一战后总统与国会外交主导权的转换呢？首先是总统需要迅速、秘密地采取行动的危机型事件上能力不足，许多有价值的有创意的外交议案往往会被议员们相对保守的政策倾与国会内部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导致总统有在处理危机型和战略型外交决策时具有国会无法比拟的优势，从何可以不断攫取国会的外交权力。
国会的535名议员来自相对独立的不同选区，拥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地区利益和个人奋斗目标，地方色彩较浓和全球视野较弱，难以实现一致步调，导致国会在处理一些向而拖延、放弃甚至埋葬。
而总统率领的行政部门采用的是首长负责制，总统拥有极大的自由决断权，在处理紧急事件时，能有国会无法提供的强有力的领导，并且由于行政部门在情报收集上的垄断，使得政府在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上要比国会更有效率和权威③。
其次，各种危机使得总统能借用宪法分权造成的行政分支上的优势，进行权力的扩张。
如在19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罗斯福在就任总统后立即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我拥有足以应付一切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
这种授权之大，要如我们正遭到了敌军侵犯一样。
④”从二战结束后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才结束的这种使整个国家处于“设想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冷战，使总统在外交上成为可以行使特权的“帝王般”的强势总统，在外交政治实力上把国会远远甩在了后面。
其他的危机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在这些危机型事件中，总统本来就在外交权中占主导地位，越来越频繁的动武，使总统的外交权日益膨胀。
此外，还有总统与国会的主观因素。
由于总统职位权力很大而界限不明，敢作敢为的总统便可以在危急时刻对总统职位进行扩大与强化性质的重新塑造，以有限和不确定的方式执行作为对外交往行政机构的总统锁规定的事务⑤。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们也获得了信心并要求获得更大的权力。
相比之下，国会在总统扩权过程中显得过分迁就退让，缺乏“运用它已有权力的决心”。
国会默许的甚至是代国会形式的那些权力，逐渐被声称为是总统权力，甚至就被视为是总统权力。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联邦法院对总统的偏袒。
当国会与总统在外交主导权问题上发生争执时，法院往往作出宽泛的但有利于总统的司法解释，实质上是重新分配权力或者填充授权空白的巨大能量⑥。
至于为什么法院往往作出这样的偏袒，“主要理由似乎是有关政府行为牵涉到国家在对外关心中的利益问题，而且在对外交往事务中美国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声音必须出自专家之口。
⑦”由前面的讨论可知，这个专家，往往指的就是行政部门。
最后，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普遍的不关心与不了解是有别与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集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总统是唯一由全体美国选民选举出来的公共官员，可以声称代表全国人民，而议员只是一部分人或地区民意的代表，所以总统是美国最显赫和合法的政治人物。
作为政治明星，总统可以利用各种媒体来引导、控制与操纵公众接受并支持他的观点。
实践也证明，各种因素导致了总统控制公众舆论的能力远远高于国会。
不过在我看来，美国外交权的争夺以及现状，存在各种原因。
以上的种种原因具有其合理性，包括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内因与外因，已经分析的比较深刻和严谨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指出：文中提到国会低下的工作效率，迟缓的行动力，缺乏整合型，从而不适应“需要迅速，秘密地采取行动的危机型事件”[8]似乎营造出一个行动迟缓的机构的形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国会都是如此的形象。
如前些年针对中美贸易而出台的各种反倾销的决议，向中国的轮胎，纺织品等征收高额的惩罚性附加税，同样是国会作出的决议，而耗时同样没有达到“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的程度，否则中方也不会如此措手不及，难以招架。
由此可见，在需要效率的时候，国会同样可以表现出应有的速度。
也许效率不及白宫，但并非完全无法应对出现的危机型，战略型事件。
其次，说到联邦法院对总统的偏袒，也不总是如此。
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独立于总统权力外的，“莱温斯基事件”中，克林顿总统面对独立检察官的审问，窘态百出，气恼而又无奈；而在“水门事件”中，司法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三项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成为美国历史首位辞职的总统。
而且终身任职的大法官如果与总统政党政见不合，又处于垂暮之年，就常常会和总统“对着干”。
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些原因在文中没有提到。
首先，总统外交权的扩大是20世纪以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要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始了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过程，这就相应地使总统在外交领域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加强。
在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统的外交权进一步扩大。
战后，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美国凭借战时膨胀起来的实力，迅速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成为领导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盟主。
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垄断资本集团称霸世界的需要，使外交和全球军事战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这势必加强和扩大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的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和作用。
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力还要受到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一般而言，当总统与国会中的多数党属于同一党派，即府会一致时，总统的外交权力受到的制约相对较小，其外交主张也较容易得到国会的支持;反之，当府会不一时，总统的外交权力将会受到较大限制。
这主要是由美国政党政治的特点决定的。
美国政党存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赢得选举，在野党在国会之中不遗余力地刁难、苛责执政党，以获取更多的支持资源。
例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共和党保守派、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经常在外交事务中为难克林顿，让其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一度拒绝为行政部门拨款，致使政府两度关门，这也成了1981年以来美国预算危机中⑧最严重的一次。
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内外事务联系日益密切。
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政府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政府主要是行政机关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所设机构也就越来越多，管理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促使总统在国家生活中的角色发生变化。
在三权分立的宪政结构中，总统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随着总统整体权力的膨胀，管理的对外事务也越来越多，其范围从最初主要是国防安全、商业、贸易的对外关系发展为涉及环保、资源开发、教育、文化往来，甚至是人权等诸多领域。
总统在外交上的主导地位已成既定事实，但是国会也并不是坐以待毙，等着自己的权力被总统夺取。
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使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声望和地位一落千丈，导致美国资产阶级的宪政统治的危机。
美国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则说：“就外交政策而言，美国的政治制度已不是分权制，而是选举出来的独裁制。
⑨”为了防止类似于越南战争的悲剧在美国重演，美国公众普遍要求对总统的外交权尤其是战争权加以限制。
为了克服关乎“民主制度生存”的宪法危机，国会不得不采取行动，收回被总统“篡夺”了的外交权，恢复宪法规定的权力平衡。
其中包括：一、重申国会的宣战权，加强对总统战争权力的控制。
1973年10月，国会参众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否决，通过《战争权力法》。
总统在向海外派兵前应征求国会的意见，并在派兵后48小时内向国会提交报告;未经国会批准，必须在60天内停止军事行动;在此期限内，两院可以通过联合决议，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二、对总统缔约权和秘密外交活动的限制。
1972年国会通过凯斯法案，规定国务院必须将一切行政协定的副本在协定签署后60天之内送交国会。
国会成立“情报特别委员会”，公开调查历任总统超越职权指示中央情报局从事的各种非法活动。
三、加强国会对国防和外交事务开支的控制权。
国会于1974年通过丘奇——凯斯修正案，禁止总统将联邦政府的款项用于在东南亚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