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时评——道德建设

新华网评：如何发挥道德模范的社会辐射效应编者按近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建设”的话题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

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文明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公民的社会操守和职业规范。

一方面，道德模范层出不穷，给人们以心灵的震撼；另一方面，“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等冰冷的现实问题也让人们对如何行善心存疑虑。

如何才能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境，向道德模范学习，做一个维护社会公德、坚守私德底线的人？新华网评论频道“新华网评”栏目刊发系列评论，予以分析解读。

（专题统筹：安传香）“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六孙春晨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公民的道德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

与快速发展的物质生活相比，我国公民文化生活质量的提升相对滞后，而道德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更成为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主要社会现象之一。

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公民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直接影响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为此，必须紧密联系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从多方面入手，不断创新公民道德建设的实现方式，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性。

要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努力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支持条件。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化，体现在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等基本权利的细微之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才能形成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和谐社会氛围，从而增强全体公民履行道德义务、培育个人道德品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引导功能，创新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制度设计。

各类媒体尤其是党报党刊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及时掌社情民意，分析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公民道德建设。

创新制度设计，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培养人的道德情感、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验和尝试，并将成功的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持久地开展下去，形成以制度促建设的长效机制。

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率作用，抓好重点人群的道德建设工作。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不能仅向公民提出道德要求，而应从公民的内在道德需求入手，从公民的日常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这一中心环节，将外在的道德行为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在自律要求。

尤其是领导干部和公众人物等重点人群的道德建设，更加不能放松，他们因其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强大的示范效应，一言一行有着特殊的影响力。

积极开展群众性道德评议活动。

道德评议会是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的创造，是公民道德建设收到实效的实现形式，具有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自我道德评议、强化道德教育、促进道德水平提高和社会风气好转的作用，是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公民道德建设实践的有效途径和载体。

可以通过道德评议会将公民道德建设与公民道德生活民主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抓住那些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采取耐心疏导、民主讨论、平等交流的方法，在潜移默化中解决邻里纠纷、化解家庭矛盾、缓和人际紧张关系，让人们在参与道德评议中实现道德素质的共同提高。

“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五孙春晨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公民的道德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道德模范是时代的道德标杆，引领着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观导向，而坚持和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和成效。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证明，发挥道德典范、道德榜样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的道德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和谐社会的构建又需要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予以支撑。

近日，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揭晓，一批来自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脱颖而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道德模范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神仙”，不是“高大全”式的遥不可及，他们的善行义举就体现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

每个公民只要愿意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品性，将一般的道德要求化为切实的具体行动，经过不断的道德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对普通公民来说，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积极参与道德建设，关键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主动地实践道德的要求、自觉地培育公民美德。

道德实践的第一步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学会自尊、懂得自爱，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观。

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与每个人微小的道德行为息息相关，涓涓溪流可以汇聚成汪洋大海，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在道德上有所作为，全社会就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这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

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全社会掀起关注社会道德建设的热潮，但更重要的是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之后，如何将道德模范的“典型效应”扩展为持续长久的“社会辐射效应”。

从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角度看，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契机，创新公民道德建设的机制和方法，积极发挥道德模范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要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中发现和树立道德模范人物，开展地区性和行业性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一个乡村、一个社区、一个企业和一所学校，都可以推举和评选出乡村道德模范、社区道德模范、企业道德模范和学校道德模范，这些道德模范对周围人的影响与感召更为直接，示范作用更容易发挥。

二是尊重和爱护道德模范，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

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评选和表彰道德模范，使道德模范们深切感受到来自国家和政府的敬重与关怀。

道德模范们受到如此的荣誉和嘉奖，必将增强继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做好道德模范的信心，自觉自律，持之以恒，并激发更多的公民践行善行义举。

三是积极推进志愿者行动，调动公民参与道德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尊重公民在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中的主体地位。

道德模范是全国千千万万志愿者的杰出代表，他们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做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好事，体现了新时代志愿者的道德价值。

积极推进在我国城乡日益兴起的志愿者行动，是道德模范“典型效应”向全社会广泛延伸的有效路径。

新华网评：别让“忽悠”触碰道德底线“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一侯严峰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总编辑自打有了小品《卖拐》，“忽悠”这个来自东北的词儿，人们便不再陌生。

那些“忽悠”来“忽悠”去的事儿，虽说进行了艺术加工，但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

据说“忽悠”原称“胡诱”，是指有意设置陷阱，引人入彀。

如果说，舞台上的“忽悠”只是一出诙谐逗乐的轻喜剧，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忽悠”就是道地的欺骗和圈套了。

可悲的是，在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之下，竟也不乏别有用心的“忽悠”。

不必说有的政府部门瞒天过海、糊弄公众，也不必说有的黑心工商业户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更不屑说个别惯于自我炒作的“明星”“大腕”；这些年几起老者街上跌倒求助行人、被救后又倒打一耙、诬陷敲诈救助者的事儿，就足以令人哀于心死。

“忽悠”泛滥，源于诚信缺失，其背后是道德水准的滑落。

《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老子认为，“道”是人的本体，“德”则是“道”的功用。

尊道贵德，利人利己；败坏道德，害人害己。

时至今日，道德已经成为一个文明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公民的社会操守和职业规范，是公民内心世界清浊的“分界岭”和“试金石”。

而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诚信为人、守信为事。

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人们敢于对一些社会现象提出质疑，本身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眼下“被增长”“被幸福”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是否也意味着社会诚信度出了差池？究其缘由，擅长“忽悠”者对社会文明的挑战，对社会诚信的戕害，不言而喻。

有人为“忽悠”者如此画像：脸皮厚，哪怕身败名裂；心肠黑，逮谁“忽悠”谁；嘴巴巧，惯于颠倒黑白。

这一概括形象地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灭人格、放弃道德底线的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副什么嘴脸。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行业肆意践踏公德和法度，“忽悠”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令民众对什么都不敢相信，对什么都抱有戒心。

在这些地方，社会岂能妄言和谐？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屡屡发生令人心寒的“忽悠”事儿，透出的是国民性悲哀。

信者，人之言也；言而无信，人之大悲也。

建设诚信社会，就是要恪守“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这个“金科玉律”，就是要在制度上做到“用诚信担当责任”。

山东省质监局日前决定，个体工商户将不能申请、换发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既是不再让老百姓食品安全被“忽悠”的一项措施，也是“社会诚信，首责政府”的具体体现。

近闻有人开设了“忽悠讲坛”，说是已成为眼下火爆的手机搞笑动漫专辑。

诚若“忽悠讲坛”真能“忽悠”出些健康有益的开心事儿，令人放松心境、缓释压力，倒也是件好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忽悠”这个民间俚语回归“调侃”“戏耍”的舞台意义，用以鞭笞那些道德失范之人，不再瓜葛社会上的歪门邪道，也许真是人们的期盼。

新华网评：还须用制度助推道德模范示范作用发挥“道德建设”系列评论之二王新亚《半月谈内部版》执行主编又一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揭晓了。

数十位大多来自基层的道德模范站在首都流光溢彩的舞台上，在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鲜花、掌声和赞美。

这样的荣耀，他们自然当之无愧。

事实上，也只有这样高规格的表彰，才能让全社会的人心都能感受到来自民间草根道德模范的光和热。

在社会道德建设令人无法乐观的现实境况中，在公民道德建设的漫漫长途上，我们仍然需要把道德模范的火炬举得高些，再高些。

但是，要想让道德模范在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仅有表彰和感动还是远远不够的。

当我们在电视机前抹去眼角的热泪，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面对的却是“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守信者被不诚信者在竞争中击败”等等冰冷的现实问题。

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向道德模范学习，做一个维护社会公德、坚守私德底线的人？无疑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大多都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我们还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尤其是坚实的制度保障。

说到制度保障，当务之急恐怕就是司法保障的完善，一定要让公德行为者免受利欲熏心者的反噬，这已经是保障底线中的底线了！再者就是行政法规的完善，让公德行为者能够享受应有的人身、利益保障。

然后才是表彰、奖励等层面的制度保障。

显然，前两者是基础，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唯有基础夯实了，对道德模范的表彰、奖励才会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

公德涉及公益，自然应由公权力提供制度保障，这是一个常识。

那么在孝道、诚信、敬业等“私德”领域，是否需要公权力的制度保障？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