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相关研究

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对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理论、测量及应用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并在一定领域内提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但是，由于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对于其理论和应用的研究还很欠缺，因此，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本土化。

标签：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研究
20世纪50年代，Super首次提出了职业成熟度这一概念，指的是个体完成不同阶段相应的职业发展任务的程度。

此后的50多年里，Westbrook，Crites和Savickas等人分别提出了职业成熟度的概念和多维模型，许多学者也纷纷开展了大量关于职业行为、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近年来，在国外职业成熟度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并且将研究对象群体集中在青少年群体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之中，对职业成熟度理论、测量及应用进行了本土化研究。

一、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理论与测量的发展
2000年，龙立荣等发表的《职业成熟度研究进展》一文以及沈之菲编写的《生涯心理辅导》一书，分别介绍了相关概念及理论。

此后，我国学者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研究逐渐兴起，并以国外的职业成熟度理论为基础，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一）对国外职业成熟度理论与测量的修订
2003年，朱云立翻译并修订了Crites的1978年版CMI，对70名南京师范大学在校生的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分为态度和能力两个部分。

该量表的分半信度和同质性信度较好，但态度量表的构想效度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此外，由于被试人数较少，并且主要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因此问卷对于中国大学生的适应性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2003年，马远对Crites的1995年版CMI进行了修订和验证，量表包含态度和胜任特质两部分，通过对广州市技校等大中专院校的479名在校学生的调查发现，虽然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好，但是胜任特质问卷的分半信度并没有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2005年，谢员、龙立荣等人对Crites职业发展问卷（VDI）中的职业选择态度问卷进行了修订，并对武汉市六所高校9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问卷的文化适应性。

研究表明，该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但是由于仅仅是对Crites 职业发展问卷的部分修订，因此其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2006年，张智勇等人将韩国学者Ki-HakLee修订的职业成熟度量表进行了翻译和再修订，并通过对北京大学375名本科生的调查，探讨了它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适应性，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010年，缴润凯修编了师范生教师职业成熟度问卷，测量态度和能力两个维度，通过对东北三省七所高师院校5512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指标。

但是该问卷针对性较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二）职业成熟度理论与测量的本土化研究
2006年，熊红星提出了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七维模型，在参考Crites 的CMI修订版的基础上编制了量表，并对全国175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职业成熟度研究。

结果表明，该量表在结构效度、内容效度两方面符合心理测量的要求，但是效标关联效度无法计算，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2006年，郑海燕结合职业认知和职业决策的观点，构建了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二维模型，指出职业成熟度是由职业决策知识和职业决策态度两方面构成，并在此基础上修编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

经过对全国2087名大学生的研究检验，该量表的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都较为理想。

但是，该量表中职业决策态度和职业决策知识两个分问卷差异显著，而总量表差异不显著，因此其应用仍需进一步验证研究。

2007年，钱丽自编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测量职业决策的态度、知识与能力这两个维度。

通过对311名在校生职业成熟度的测量，进行了职业成熟度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关研究和干预研究。

但该量表信度、效度并未达到理想水平。

2009年，刘利敏修订了郑海燕编制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并将原量表中的“灵活性”维度替换为“现实性”维度，对职业成熟度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良好。

总之，根据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理论与Crites 的职业成熟度模型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

但是，研究者都将职业成熟度指向了“个体做出与现实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职业选择的准备性程度”这一定义，并且都认为职业成熟度包括态度与认知两个维度。

在测量工具上，国内学者大多都是基于Crites等人职业成熟度量表之上的本土化修订，结构中减少了Crites职业成熟度模型中的卷入和妥协等成分，并加入了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自信心和亲友依赖成分，但其结构、维度、模型等方面并没有较大幅度的改动。

二、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理论和测量工具的本土化发展，国内学者对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

研究普遍发现，我国各类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并在性别、年级、专业、家庭背景等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在性别因素方面，大多数研究者发现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普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高于女生。

但熊红星研究认为不存在性别差异。

在年级因素方面，国内研究者大多认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对职业成熟度的年级发展趋势看法不一。

郑海燕、顾海鸥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呈现出来倒“U”型的发展趋势，大三为发展的关键年级。

但是，孟令珍认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水平呈现出大一到大三年级区间上升，到大四年级开始下降的趋势。

在专业因素方面，国内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总体水平以及部分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

如刘利敏研究发现，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总体发展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艺体类、理科类、农学类、文科类、医学类、工科类。

此外，国内许多相关性研究均发现，有无兼职经验、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价值观、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等因素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总体或者分维度有影响作用。

三、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相关干预研究
目前，国内研究者通过各种实证研究来探索提升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水平的不同干预手段和效果。

2006年，臧刚顺研究了团体咨询对大学生职业成熟的影响；2007年，钱丽研究了个别咨询对于职业成熟度五个维度的作用；谢员、龙立荣研究发现，课程干预对于提高个体参与职业决策的主动性、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成熟度水平具有良好的效果；2009年，马蔷和佟丽君的研究证实了团体咨询对职业选择等五个维度的作用，并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能力；2012年，吴思思研究发现生涯规划课程能够提高医科大学生生涯决策自我效能，并能帮助医科大学生提高职业成熟度。

四、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进一步研究展望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研究价值毋庸置疑，对于大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高校职业辅导活动的开展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本土化。

从研究对象上，尽管现在开始有对师范生、医科大学生、护理专业大学生等特殊领域群体的研究，但是抽样范围还较小，对独立学院大学生等特殊群体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比较研究也不多。

因此，研究者应在这些方面给予关注，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在研究内容上，大多都是对职业成熟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的适应性研究。

国内研究者对职业成熟度的测量工具进行了翻译或修订，发现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水平在一定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围绕职业成熟度的理论模型、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职业成熟度的干预手段进行了研究，但是还不够深入。

在研究趋势上，尽管国内研究者对于某些特定职业、特定群体的职业成熟度的理论模型与实践干预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是将西方职业成熟度研究成果的本土化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才能真正发挥职业成熟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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