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段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和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不同阶段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和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目的比较不同阶段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和社会支持情况，以期分析乳腺癌患者的情绪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150例乳腺癌患者，包括术前组、术后组和康复组，每组50例。

另选取50例来我院行健康检查者为对照组。

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量表）、抑郁自评量表（SDS量表）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ASS量表）对不同阶段乳腺癌患者情绪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评价。

结果病例组的SAS和SDS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术后组和康复组SAS和SDS得分均高于术前组和健康对照组（P＜0.05），术后组和康复组家庭内支持得分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术后组和康复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术前组（61.5%、58.3%VS42.7%，61.5%、45.8%VS33.3%，P＜0.05）；可疑焦虑组、可疑抑郁组的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得分和PASS总分均低于无焦虑组和无抑郁组（P＜0.05）。

结论不同阶段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和得分均高于健康人，有可疑焦虑、可疑抑郁患者的社会支持相对更低。

标签：乳腺癌；焦虑；抑郁；社会支持
乳腺癌是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患病率居首位，且每年以3%～4%的速度递增，发病日趋年轻化[1，2]。

研究发现[3]，心理、社会因素不仅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在其治疗和康复的不同阶段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8年12月～2013年12月我院收治的150例乳腺癌患者，年龄25～72岁，平均（50.6±10.4）岁，均为女性。

所有乳腺癌患者均由2名主治以上肿瘤科医师诊断或病理学检查确诊为癌症患者。

150例乳腺癌患者包括术前组（未手术）、术后组（术后6个月内）和康复组（术后6个月以上），每组50例。

另外，收集50例来我院行健康检查者为对照组，四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评定工具
1.2.1焦虑自评量表（SAS量表）[4] SAS采用4级评分，其标准为：”1”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表示有时有，”3”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

全表共20个项目，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即得标准分。

其中标准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标准分>50分为可疑焦虑。

1.2.2抑郁自评量表（SDS量表）[5] SDS采用4级评分，其标准为：”1”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表示少部分时间，”3”表示相当多时间，”4”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全表共20个项目，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后取整数部分，即得标准分。

其中标准分53～62分为轻度抑郁，
63～72分为中度抑郁，72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标准分>53分为可疑抑郁。

1.2.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ASS量表）[6] PASS量表用于测定患者领悟外界社会支持的程度。

该量表共12个项目，分为家庭内支持和家庭外支持两类。

每个项目分为1（极不同意）～7级（极同意）计分。

得分<50分，说明你的社会支持存在一定问题。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四组各量表评分比较病例组的SAS和SDS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组和康复组SAS和SDS得分均高于术前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组和康复组家庭内支持得分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2.2三组患者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比较术后组和康复组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术前组（61.5%、58.3%VS4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组和康复组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术前组（61.5%、45.8%VS3
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有/无可疑焦虑、抑郁患者社会支持量表评分比较根据SAS和SDS评分，将三组乳腺癌患者分为可疑焦虑、无焦虑、可疑抑郁和无抑郁组，三组中可疑焦虑组、可疑抑郁组的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得分和PASS总分均低于无焦虑组和无抑郁组，差異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和表3。

3 讨论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乳腺癌患者生存率不断提高，但乳腺癌依然是一种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对患者身体、生命、健康均有影响，其治疗和预后均难以预料。

多数乳腺癌患者承受”恐癌”、”恐乳房缺失”及”恐放化疗”的三重恐惧，且完成治疗后的乳腺癌患者仍然面临认识功能、体形改变、担心肿瘤复发等问题，并由此而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7]。

何静静等[8]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其抑郁、焦虑的发生率远高于健康人群，即使在临床痊愈后，患者的情绪问题仍长期存在。

本研究中，术后组和康复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术前组（61.5%、58.3%VS42.7%，61.5%、45.8%VS33.3%，P＜0.05），且病例组患者的SAS和SDS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该结果支持上述论点。

本研究发现，可疑焦虑组、可疑抑郁组的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得分低于无焦
虑组和无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存在呈正相关。

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外支持能够减轻患者的无助感，利于保持乐观情绪，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减低焦虑、抑郁的发生；另外家庭内支持是社会支持最基本的支持形式，可以增加患者的自信、自尊和自主的感觉，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9-10]。

因此，医护人员应重视评估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和焦虑、抑郁情况，对那些社会支持较差的患者应积极实施针对性的干预。

综上所述，乳腺癌是严重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平衡的应激因素之一，除对患者进行各种治疗外，还应该帮助患者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以期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1]刘飞飞，徐云.心理干预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07，11（12）：27-28.
[2]张丽华.护理干预对乳腺癌手术患者的效果探讨[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0，14（6）：9-10.
[3]吴静茜.乳腺癌38例的心理调查[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8，8（32）：8058-8059.
[4]梁春光，刘涛，张会君，等.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9）：2109-2111.
[5]李美娟，徐娟，刘永忠，等.Zung抑郁自评量表的临床应用与评价[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0，29（10）：1512-1513.
[6]易正辉，方贻儒，苑成梅，等.轻性抑郁障碍与重性抑郁障碍生活事件及人格特征对照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30（6）：643-646.
[7]贾娇坤，王宇，关山，等.手术方式对乳腺癌患者不同阶段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癌症杂志，2013，23（12）：984-988.
[8]何静静，沈珊珊，胥刘秀，等.不同阶段乳腺癌患者的抑郁、焦虑及影响因素[J].医学研究杂志，2013，42（7）：51-54.
[9]赖晓纯，潘珊，刘翠玲，等.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0，16（5）：580-583.
[10]张维玉，姜莉莉，尚随君.乳腺癌根治术的心理干预及社会支持[J].青岛医药卫生，2005，37（2）：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