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研究

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研究——以法院为视角近几年来，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开展工作，始终坚持公正与效率，认真践行司法为民，狠抓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遗憾的是，我们经常听到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不满和认为司法不公的抱怨，法院的裁判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执行，“私了”现象居高不下，信访、上访事件不断增加等。

归结起来，这都是公众对司法不信任的具体表现。

因此，加强司法机关公信力建设，是全面实现执法为民宗旨的重要举措，加强对影响司法公信力因素和对策的研究，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因素、审判、民意一、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而公信力来源于英文“Credibility”，它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人员（本文仅指法官）通过长期地司法执法活动向受众提供正义、公平、可信、权威、高尚的执法案例，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其包括三个方面：1、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执法活动的信任期待；2、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3、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公正司法的自觉维护。

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所形成，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

二、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现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的逐步推进，各种新类型的社会问题和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更多地把解决争议的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这是法治进程中令人鼓舞的进步。

但从社会实践中看，司法公信力依然面临着挑战。

首先，涉法信访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

据最高法院2010至2011年度工作报告统计，最高法院在2011年办理来信来访147449件人次，地方各级法院办理来信来访3995244件人次，其中2011年全年涉诉信访达455242件人次。

涉法信访问题是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司法公信力不足导致“信访不信法”现象的产生。

其次，司法“乱作为”。

司法乱作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违反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定，为谋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滥用司法权、乱罚款、乱扣押、乱查封、乱冻结。

当前，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造成恶劣影响。

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共查处违法违纪审判人员292人，其中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109人。

卢卡斯曾说过：“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内部的红头文件、请示、批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形式却提供了各种暗箱操作程序，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提供了捷径，蚕食着司法公信力，拖累着法治建设进程。

最后，司法不作为。

司法不作为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有案不立，对案件久拖不决，效率低下。

尤其是效率低下，不仅容易使当事人对司法能否公正心存疑虑，而且还可能使当事人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失去对法律的信心。

“立案难”、“申诉难”和“执行难”作为司法不作为的主要表现，主要表现有老百姓没钱打官司，诉讼成本高、费用大；一些案件有理打不赢官司；一些案件诉讼周期长，判决没有稳定性；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进行申诉尤为困难；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有效执行，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随着网络、电视及报刊等传媒的深入传播，其报道的一些案件也引起人们对司法公信力的关注和忧思。

例如“银法造假案”、“三名基层法庭法官编造25起假案事件”, 等等。

这些案件均引起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极大质疑。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的形势下，我们的司法公信力为何仍然日渐缺失呢？盲目的司法改革并不能带来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三、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因素目前，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诚信政府、诚信社会的大环境尚未形成，民众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缺乏信任。

二是我国现行的法治状况自身也存在不公正的基础。

法院的人事权、财政权掌握在地方党委、政府手中，审判过程中，极易受到地方有关部门的干预，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三是“程序公正”的司法理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让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程序的漠视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法院判决的合理怀疑，损害法院的公信力。

四是当前法官群体的法律水平与道德水平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公信。

审判工作中不合理的失误、差错案件的不断出现、少数法官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使公众对法院公信力缺乏足够的信心。

五是高昂的诉讼成本也大大限制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判决的公信。

高昂的诉讼成本阻却了一些人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的道路，而转向“私了”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同时，也造成一部分当事人“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此种种都将大大降低法院的公信力。

此外，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公众对司法的不正当期待及对司法的期望值过高等等，都将对法院公信力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影响法院公信力强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诉讼的高成本是影响法院公信力的首要因素。

正如卡佩莱蒂所说：“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人可以接近”，“如果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钱，利用这种制度，那么即便用公式精心保障的司法制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正因为如此，我国在减轻当事人讼累，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

如续推行电话预约立案、巡回立案等措施，对行动不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进行上门立案，对书写能力较差的进行口头立案。

拓宽司法救助渠道，积极运用减缓免诉讼费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告状难”问题;加强诉讼指导，根据工作实际，通过在立案大厅设立值班法官、公布24小时热线电话、编写诉讼指南等方式，指导当事人依法参与诉讼，及时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执行风险，使当事人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进一步完善流程管理，加快案件在各个环节的流转速度，实行快速排期、快速审理、快速执行的工作模式。

推行案件繁简分流，依法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一些简单的民商事案件，实行即收、即审、即结的办案模式。

对适用普通程序案件在不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简化不必要的环节，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这些改革措施客观上都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让不同的当事人在寻求法律保护上具有平等性，有利于树立法院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形象，进而提高法院的公信力。

四、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方式司法公信力对人民法院而言，则是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人民法院的权威性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法院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标志，是促使案件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基本保障。

笔者认为，法院要提升司法公信力，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一）解决司法不廉以消除社会公众合理怀疑司法程序往往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公众对其公正性、廉洁性寄予极高的期许。

因此，司法不廉难以被接受和容忍，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判断。

近年来，法院系统贪贿案件频发，不断损害着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威信。

因此，提振司法公信力的首要之策应当是解决司法不廉，获取社会公众对法官群体的信任。

《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将完善反腐倡廉长效工作机制作为一项司法改革重点，可谓切中要害。

笔者认为，解决司法不廉应注意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要把廉政建设的重点置于法院领导干部群体。

法院系统内人事管理机制，院、庭领导把关下的案件合议制、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使得法院领导干部掌握着裁判案件的关键权力，成为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重点“俘获”对象。

在违反法纪的法官中领导干部占很大比重，即可印证这一判断。

因此，各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一定要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观念，建立制度约束法院领导干部过大权力，切实防止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

第二，要在法院群体中建立合理怀疑问责制度。

法官作为社会公正的人格象征，当属社会中的最大诚信职业。

法官的职业公信力既是司法机制有效运行的人事基础，也是法官职业和司法活动得到公众尊重的心理依据。

因知识、时间、精力、耐心的有限性，多数社会公众对司法廉洁的评价均是基于对法官行为外观的认识。

见到一个时常衣华服开豪车、出入高档酒楼的普通法官，社会公众不但会怀疑该法官有贪贿行为，往往还会认为其他法官廉洁程度相去不远。

因此，法院系统应当建立合理怀疑问责制度，在某一法官行为足以使社会公众产生合理怀疑时启动弹劾程序，要求该法官经由公开听证、当众申辩等方式消除社会公众对其品行的合理怀疑，否则即应自行离职或被裁汰出法官群体。

如是，法官群体的职业公信力方能得以维护和提升。

（二）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的信任度大力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亦是提振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路径。

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系指各法院依托特定的内设机构，遵照既定的标准和方式，从立案、庭审至送达、执行等环节，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以便及时纠错。

近年来，最高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均在对此项工作进行探索。

现行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至少可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其一，监督管理范围应扩展。

对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都应进行监督；应对立案、审判、文书制作、执行、归档等全过程进行监督；应对查封、扣押等重要事项和评估、拍卖等关键环节予以动态同步监督。

其二，监督管理标准应科学。

案件质量标准既应细化，也应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既应设定事实认定、证据归纳、辨法析理等法律效果标准，也应合理纳入调解率、撤诉率、申诉上访率、提出司法建议情况等社会效果指标，还应涉及案件全过程的程序合法情况，应根据案件差错类别作出相应监督结论，不应简单、无差别地认定“错案”。

其三，监督管理结果应予转化。

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案件质量，而不是评定差错等级、追究审判责任。

因此，法院系统应注重以多种形式将监督管理结果进行转化，如总结某一地区或某一段时间存在的普遍性质量问题，提出对策，制成规范性文件。

(三)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统一法律适用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高法院在《二五改革纲要》中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虽已出台时日不短，但同案异判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在法律适用方面依然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