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诗经关于青铜器的记载
诗经关于青铜器的记载《诗经·周颂·丝衣》丝衣其紑，载弁俅俅。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
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衍生注释：- “丝衣”：这里指祭服，丝绸制作的衣服，“紑”（fóu），形容衣服鲜明洁白的样子。
- “载弁俅俅”：“载”是戴的意思，“弁”（biàn）指一种礼帽，“俅俅”（qiúqiú）恭顺的样子。
- “鼐鼎及鼒”：“鼐”（nài）大鼎，“鼎”和“鼒”（zī）都是古代的青铜礼器，鼒是小鼎。
这些都是祭祀时用来盛放祭品的器具。
- “兕觥其觩”：“兕觥”（sìgōng），犀牛角做成的酒杯，“觩”（qi ú）弯曲的样子。
赏析：主题上，这首诗主要是描写祭祀的场景。
从对参加祭祀者的穿着打扮说起，描述他穿着洁白鲜明的丝质祭服，头戴恭顺整洁的礼帽。
然后场景转换到祭祀场所，从堂上到台阶下，祭品从羊到牛，规格很高，青铜制的鼎大大小小都有，兕牛角的酒杯弯弯的盛着酒。
情感方面，可以感受到祭祀时庄严肃穆又带着对祖先和神灵敬意的氛围，希望祖先保佑长寿安康的祈愿。
表现手法上，诗通过描写祭祀流程和各种祭品、器具、参与者的状态等细节，有一种有条不紊的画面感，简洁而生动地展现出当时祭祀的全貌。
作者介绍：《周颂》多为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作者难以考证，但从内容可以看出是当时熟悉祭祀礼仪制度的周朝的人所作，他们怀着对祖先的敬重、对祭祀庄重性的维护来创作这些作品，其目的是为了在祭祀仪式上演唱，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对上天和神灵的祈愿并彰显周王朝的王权正统等。
运用片段：例一：假如我是一个博物馆的解说员，在介绍青铜鼎的展览区域。
我会这样说：“大家看这些古老的青铜鼎，它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大家知道吗？在《诗经·周颂·丝衣》中有这样的记载‘鼐鼎及鼒’，那时候鼎就已经是祭祀仪式上非常重要的礼器了。
大鼎小鼎在祭祀的场合里，和洁白的丝衣、弯弯的兕觥共同构建起一幅庄重的祭祀画卷。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享誉世界久已。
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
大体说，青铜器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萌芽，夏代初步发展，商周鼎盛，春秋战国繁荣，秦汉则变革、中兴，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走向衰落，宋元明清仿古和作伪。
一、原始社会后期青铜器的萌芽1．原始社会后期青铜文明的发生（1）出现铜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金属器物，这种金属器物最先是铜制品。
铜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因此，冶铜术的发明，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2）发明冶铜术的物质基础①社会大分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经济在人们的生活中越发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人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引起了社会大分工，首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其次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这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在考古发现中，大汶口文化和比之稍晚的龙山文化，都反映出了贫富分化和私有财产的占有情况。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生产工具的锋锐与坚硬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剩余产品的增多，给人们追求美的愿望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出现金属工具和小件装饰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使金属制造业与制陶、玉石、纺织一样，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因此，向青铜文明迈进的步伐更大了。
②冶炼铜矿石我国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为了制作石制农具、工具和武器，在开采和选择石料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和认识了含有铜质的石头和自然铜，或铜锡混合的矿石。
为了能从矿石中冶炼出铜，人们把长期烧制陶器的生产经验用在冶铜上。
烧制陶器的温度一般在950℃－1050℃，而铜的熔点在1080℃，两者的温度相当接近，这就为冶炼铜矿石提供了重要的燃烧条件。
古代中国青铜器鉴赏书籍简介
古代中国青铜器鉴赏书籍简介无可取代的《中国青铜器全集》说起用以鉴赏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书籍，首先要提到的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铜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这套大书是《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一种，马承源先生任主编，李学勤先生任顾问，汇集中国大陆研究青铜器水平最高的一批专家，自1991年至1998年，历时7年编纂而成。
全书共有16本，以夏、商、西周、东周、秦汉、巴蜀、滇及昆明、北方民族、铜镜等主题分卷，大体上以先按时代再分地域的顺序编排，如商代各卷再分为“殷墟”与“殷墟以外地区”两部分，西周各卷再分为“岐周、宗周、成周”与“诸侯方国”两部分等等。
全书收录3044器，以考古发掘材料为主，还有少量中外单位收藏的传世精品。
从青铜器鉴赏角度看，《全集》有诸多优点：一是照片质量很好，若干器物还有局部照片，器形、纹饰显示得立体逼真。
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一是有赖于中外收藏单位的大力协助；二是除发表李学勤先生序、马承源先生总论外，各分卷之前还刊有各位专家撰写的介绍各时期、各地区青铜器的专门论文，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青铜器的发展演变、空间分布及艺术特色等情况；三是各卷之后列有青铜器出土地点分布图及相关历史地图，直观地向读者展示青铜器的出土位置及其历史背景。
《全集》除了这些主要优点外，还有其他一些长处，如器物说明基本由收藏单位撰写，数据可靠，又如有些器物的时代精确标注到王年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全集》按编辑体例的要求，侧重器物的艺术性及造型，故兵器、车马器收得较少；出于同样的考虑，铜器铭文未作为著录重点，统一置于书后或跟随说明文字排版，且未写出释文。
当然，由于编纂时间较早，《全集》未收入近年发现的重要青铜器，如殷墟54号墓出土铜器，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F盘、?F鼎，陕西扶风五郡西村出土的?h生尊，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等等。
总之，《全集》是一部图文并茂、便于鉴赏的青铜器图录巨著，虽然在将来还可能编辑其他大型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图录，但目前《全集》仍称得上是无可取代。
35部金文必读书籍，你读过几本？
35部金文必读书籍，你读过几本？金文书单推介编者按：金文多指殷周秦汉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学习金文对了解上古历史及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汉字文明”本期书单特推介35本金文相关书籍，分通论书目、著录书目、工具书、历史书目和语言文字与综合研究书目五类依次介绍。
金文研究的著述宏富，本文所列难免存在遗漏，欢迎各位批评完善。
书单通论1.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总论》3. [日]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著录及读本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2.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3.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4.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5.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6. 凡国栋《金文读本》工具书1. 张桂光《商周金文辞类纂》2. 容庚《金文编》3. 董莲池《新金文编》4. 陈斯鹏、石小力、苏清芳《新见金文字编》5. 严志斌《商金文编》6. 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历史1.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2. 张政烺《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3. 杨宽《西周史》4.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语言文字与综合研究1.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2.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3. 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文字卷》4.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5.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6. 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7.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增订版）8. 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9. 武振玉《两周金文虚词研究》10. 董珊《吴越题铭研究》11. 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12. 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13. 陶曲勇《西周金文构形研究》14. 石小力《东周金文与楚简合证》15. 邓佩玲《新出两周金文及文例研究》16. 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通论1《殷周青铜器通论》作者: 容庚、张维持出版社: 中华书局出版年: 2012年定价: 88.00元ISBN: 9787101080490内容简介《殷周青铜器通论》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国青铜器的专书，以《商周彝器通考》为基础，参考有关研究青铜器的论著重新编定而成。
青铜器介绍文章
青铜器介绍文章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珍贵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
青铜器是指古代铜器的一种，主要用于盛装酒食、礼器、祭祀器等。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复杂，技术精湛，代表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文化水平。
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发展时期。
商代青铜器以商代青铜爵、壶、方壶等器型最具代表性。
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使得青铜器成为当时社会权势的象征，商代贵族阶层广泛使用青铜器作为礼仪和权力的象征。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西周青铜器以青铜鼎、盉、豆、觥等器型最为典型。
青铜器在西周时期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在祭祀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西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更为精湛，铸造技术更为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器的繁荣时期，青铜器种类繁多，工艺更为精细。
春秋时期青铜器以青铜剑、镞等兵器为主，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得青铜器的质量得到提升。
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生活用具上得到广泛应用，还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秦汉时期是中国青铜器的最后时期，此时的青铜器以葬器为主。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技术相比之前有所减退，但青铜器在宗教信仰和葬俗中仍旧占有重要地位。
秦汉青铜器主要为青铜俑、青铜镜等。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主要包括铸造、浇筑、打磨、图案装饰等步骤。
铸造是青铜器制作的基础工艺，需要精湛的技术和经验。
青铜器的铸造主要通过模型制作，将融化的青铜铸入模型中，经过冷却凝固后即可得到成品。
浇筑是冶炼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掌握合适的温度和时间，以保证青铜的质量。
打磨是青铜器制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来进行，以保证青铜器的光滑度和美观度。
图案装饰则是青铜器的点睛之笔，不同的图案和纹饰能够体现当时的信仰、艺术风格和社会文化。
青铜器的保存和传承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课题。
由于青铜器受到时间的侵蚀和盗掘破坏，目前保存在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青铜器数量已经越来越少。
关于青铜器的中国历史故事
关于青铜器的中国历史故事青铜器工艺的冶铸方法与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方法密切相关。
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
所以在古代能铸造成这样的艺术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技术的高超。
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各朝代青铜器的历史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历史故事：西周初年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
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
但铭文内容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资料。
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的“献侯鼎”，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溶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组四器(其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
上有铭文二九一字。
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
赏赐品中有“人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
盂鼎的造型(鼎腹的轮廓和鼎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
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
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秋时代的演变。
历史小故事：西周及春秋时代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九○○;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
战国艺术的新风格已在逐渐酝酿中。
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历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第四节历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1〗一、宋代以前关于青铜器的著述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起源很早。
早在汉代，人们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西汉初期，随着大量古文经书的重新出现，这种在当时已不通行的“文章”逐渐被一些学者拿来研究。
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武帝时，“上有故铜器，问少君。
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
’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
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汉书·郊祀志》还记载了汉宣帝时，美阳县(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附近)出土了一件铜鼎，献给皇上以后，王公大臣一直为其如何安置而苦恼，大臣们有的认为应该把它好好地供养于宗庙。
但当时研究青铜铭文的专家、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释出了鼎上的铭文，其中几句是“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旗鸾黼黻王周戈’臣尸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
’”张敞认为该鼎出于歧东周人旧居之地，并且断定此鼎记录了周王褒赐大臣的内容，大臣的子孙便刻铭颂扬祖先功烈，所以此鼎不宜存之于宗庙，而应该藏于家庙之中。
可惜此鼎后来失传，现已无法核校。
但张敞释读了铭文，而且据铭文内容研究铜器的过程却载入了史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专家。
《后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记有“孔甲盘盂”铭文二十六篇，可见班固也是比较重视古铜器的。
《后汉书·窦宪传》还记载了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漠北“遗宪古鼎”，该鼎上的铭文为“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很重视前代的青铜器铭文，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收有四五百个古字，并且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东汉时期的又一位学者郑玄著有《三礼图》，现在已经失传，这本书也应当有一部分是有关先秦青铜器的。
北宋初年，聂崇义根据郑玄等六家旧图，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礼图》中所绘商周铜器多与实物不合，是否与东汉郑玄的《三礼图》有很大的出入已经不得而知。
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历史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经过了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时期的漫长发展。
青铜器在古代中国被广泛用于宗教、礼仪、战争、生活等方面，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历史的一些重要阶段：商代青铜器：商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时期。
商代青铜器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包括了各种器皿、鼎、簋、觚、璜等，形制简朴，装饰以兽面纹、雷纹等为主。
周代青铜器：周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黄金时期。
周代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包括了器皿、鼎、簋、斝、觚、铜车马等，装饰以各种纹饰和铭文为主，技艺达到了高峰。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装饰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包括了大型的钟、鼎、簋、斝、觚等，铭文内容丰富，纹饰精美，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秦汉时期青铜器：秦汉时期，青铜器的装饰逐渐趋向简约，形制较为规整，包括了各种官器、祭器、乐器等，大多用于宫廷和官方场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隋唐时期青铜器：隋唐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包括了钟、鼎、炉、盆、鱼、兽等形制丰富多样的器物，纹饰精美，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
宋明清时期青铜器：宋明清时期，青铜器在制作技艺上逐渐趋向复古，模仿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但也有一些新的创作和技术出现。
明清时期的青铜器主要用于宫廷、宗教和贵族的使用，形制和纹饰较为规范和精美。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青铜器在发展历史上经历了多个时期，从商代的起源，到周代的黄金时期，再到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明清等时期的不断演变和创新。
青铜器不仅是一种实用工艺品，更是中国古代文化、宗教、历史和艺术的珍贵遗产，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多个方面的特点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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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历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1〗一、宋代以前关于青铜器的著述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起源很早。
早在汉代，人们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西汉初期，随着大量古文经书的重新出现，这种在当时已不通行的“文章”逐渐被一些学者拿来研究。
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武帝时，“上有故铜器，问少君。
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
’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
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汉书·郊祀志》还记载了汉宣帝时，美阳县(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附近)出土了一件铜鼎，献给皇上以后，王公大臣一直为其如何安置而苦恼，大臣们有的认为应该把它好好地供养于宗庙。
但当时研究青铜铭文的专家、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释出了鼎上的铭文，其中几句是“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旗鸾黼黻王周戈’臣尸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
’”张敞认为该鼎出于歧东周人旧居之地，并且断定此鼎记录了周王褒赐大臣的内容，大臣的子孙便刻铭颂扬祖先功烈，所以此鼎不宜存之于宗庙，而应该藏于家庙之中。
可惜此鼎后来失传，现已无法核校。
但张敞释读了铭文，而且据铭文内容研究铜器的过程却载入了史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专家。
《后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记有“孔甲盘盂”铭文二十六篇，可见班固也是比较重视古铜器的。
《后汉书·窦宪传》还记载了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漠北“遗宪古鼎”，该鼎上的铭文为“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很重视前代的青铜器铭文，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收有四五百个古字，并且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东汉时期的又一位学者郑玄著有《三礼图》，现在已经失传，这本书也应当有一部分是有关先秦青铜器的。
北宋初年，聂崇义根据郑玄等六家旧图，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礼图》中所绘商周铜器多与实物不合，是否与东汉郑玄的《三礼图》有很大的出入已经不得而知。
因为南朝梁武帝时倡导学术，一些学者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当时的古文字和古青铜器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梁书·刘显传》载：“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
”《梁书·刘杳传》记载了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现无此种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的器物。
刘杳却认为：“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
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
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
二处皆古之遗物，知非虚也。
”刘杳根据出土的先秦古青铜器驳郑玄之说。
梁虞荔的《鼎录》和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辑录了有关铜器的一些文献记载及传说材料。
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呈现出鼎盛的局面，不仅经济上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史学、经学等文化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令人满意的成就。
其中，与经学组成部分——古文字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古铜器及其铭文，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玄宗时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韦述在其《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中云：“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
雕螭刻篆相错蟠，地中岁久青苔寒。
”诗中所述纹饰与东周铜器的螭纹大致吻合。
《新唐书·杨收传》载：“涔阳耕者得古钟，高尺余。
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
’即试，布刻在案两栾，果然。
”杨收先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古钟上的铭文再验证其推测“果然”。
总结来看，自汉唐以来，不断有人对先秦青铜器进行一些初步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为铭文的载录，如《后汉书》所载仲山甫鼎铭；二为铭文的考释，如张敞对尸臣鼎铭文较高水平的考释；三为古铜时代的考证，李少君曾以铜器所载的铭文考定到了“齐恒公十年”之器，张敞则从器物出土地和历史背景两个方面考定了尸臣鼎为用器；四为对古器纹饰的描述。
除了以上四点，可能个别学者，比如说郑玄，已利用古青铜器来研究礼制。
但我们还是要对这段最为接近夏、商、周的历史年代抱有一种遗憾：在这段时期，文献中涉及古青铜器研究的记载是零星的，只是个别学者偶做研究，没有人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古青铜器，也没有系统、专门的研究方法。
即使是在汉唐，古青铜器的研究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学问。
清代学者阮元将汉代以前古人对古铜镜的认识态度总结为：“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自唐至汉，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俄臣节能辨之者，世惊为奇”。
这种三代时认为是“重器”、汉唐（尤其是汉）认为是“神瑞”的看法，势必影响到人们对古铜器的研究，使研究难以科学化。
二、宋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宋代的统治者提倡理学、尊孔读经，全国上下实行礼制，大大促进了对与古代礼制有关的金石实物的研究。
当时上层社会对精神文化有着较大的需求，朝廷士大夫都热衷于对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宋代的造纸、印刷、墨拓等科技的创新，也使得金石学兴起并风行起来。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明上下，别等列”的礼制工具、象征统治权力的青铜器与古文字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产生了“金石学”。
有一部分学者对古青铜器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研究青铜器的方法，出现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有关青铜器的著作。
宋代为后世的金石学以及近代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宋真宗时的文献记载了宋人研究青铜器的情况。
记载最为常见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如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乾州上献古铜器，其形状大约呈方形，并配四足，上刻铭文21个字，其铭为“维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鬲甗，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真宗下命儒臣考证，认为是为史信父甗。
宋人陈思《书小史》卷九“颜昭甫”条记载其人“为天皇曹王侍读。
曹王属有献古鼎，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
“举朝莫能读”我们可以推断古鼎应为先秦时的铜器。
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卷八八“器用鼎鼐”类载：“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工庆筑坦掘地，获宝鼎五，献之。
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
’”此鼎的内容似与周代铜器一致。
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僧湛著的《周秦古器铭碑》是宋代有关青铜器最早的著作。
文献还记载了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宋仁宗为太乐制作礼乐器的参考而诏令秘阁与太常出所藏三代钟鼎，又诏墨器款以赐宰相，这成为的彝器墨拓最早的例证。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刘敞开了私人著录及收藏青铜器的风气。
刘敞在他所著书中提出从三个方面研究古铜器，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谥牒次其世谥”，并著有《先秦古器图》，共收青铜器十一件，还注明器物得于何处。
从后代人所著的《公是集》和《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引用其书中的几件器物来看，此书应该是图文并茂，其中的铭文还有简略的铭文内容考释。
约在神宗年间，李公麟编纂了《考古图》，此书有器物图、铭言语和一定的考释。
此书“天下传之”，且“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
另外，宋代有关古青铜器但已佚的书还有李公麟的《周鉴图》、董伯思的《博古图说》、赵明诚的《古器物铭碑》、晏溥的《晏氏鼎彝谱》、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佚名的《绍兴稽古录》等。
现仍存的宋代有关古青铜器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图铭类。
此类书不仅有器物图且著录铭文，如吕大临的《考古图》、赵九成的《续考古图》和宋徽宗敕编、王黼主编的《宣和博古图》。
《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此书所著录的是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青铜器，还有一定量的玉器，目列共224器。
作者吕大临按形制和器用把“三代器”和秦汉器分开，并进行了一些分类。
他根据每器摹绘器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不仅对部分器物的铭文和时代作了一定的考证，而且对收藏处和出产地也加以说明。
虽然此书有很多错误，但因为其书在著述的体例上相对完备、成熟，后世的许多青铜器著录书都沿袭了该书的编纂体例。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皇室所藏的自商到唐的铜器，是宋代铜器著录书中的集大成者。
该书把839件铜器按照时代排列为20类57种，通过摹绘图像，勾勒铭文，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用考证、花纹的说明等方式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用途及渊源。
此书最大的贡献是对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其精细之处在于所绘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
虽然此书也有不少错误，但此书在著录铜器方法上比《考古图》大有提高。
第二，字典类。
我国有关金文最早的一部工具书是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释文》。
此书从名字上来看是释文与图编类的书，其实质内容为字典。
该书采用《考古图》所收青铜器铭文，据《广韵》四声隶字，每字有隶定和反切，后列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共收录了821字。
第三，铭文集录类。
此类书有别于图铭类的是它摹录原铭，写出释文，并加以考证说明，但不附器物图，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
宋代所见彝器铭言语大多见于《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它收录的器物主要取自《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又旁及它书广为取资而成，古器共收511件。
此书在编排上有如下特点：第一次把时间分为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又含有器类分排，并附有字形字义的一些考证。
《啸堂集古录》著录商、周、秦、汉、唐的青铜彝器及印、镜共345器的铭文，并注明出自何器和附加释文。
《钟鼎款识》大致与《啸堂集古录》相同，也著录商、周、汉代青铜器的铭文，共59件。
第四，专论和跋语类。
此类书与铭文集录类的区别是：基本不摹铭文，只作器铭及器形考释，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和黄伯思的《东观余论》。
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的士大夫和文人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铭文的考释方面，他们有许多新的见解。
他们考证辨识了数百个文字，并发现了一些金文构形规律。
欧阳修首创的考订和著录金石文字的形式——跋尾，没有按时代先后编排的次序，而是随题随录。
他的《集古录跋尾》收录了周、秦、汉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四百多篇，其中铜器铭文有二十多篇，是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每铭皆录释文，考证其要旨。
欧阳修说他著书目的是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
《金石录》前十卷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了铜器和石刻目录，后二十卷是对部分青铜器铭文以及碑刻所做的题跋共502条。
此书学术价值较高，赵氏治学严谨、精于鉴别，他仿《集古录跋尾》，且又有其独到之处，即注意到排序的时代先后。
赵明诚说：“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
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
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
”《绍兴内府古器评》未通过分类和必要的排序考评了南宋内府所藏古铜器195件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