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基本法知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
基本法知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称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具有一国两制的特殊地位。
根据香港的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立法权。
本文将介绍香港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旨在加深对香港特别地位和法律体系的理解。
一、法律体系香港的法律体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
根据基本法，香港的法律体系包括普通法、习惯法和基本法。
它的核心原则是保护人权、维护法治，以及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
1. 普通法香港的普通法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的，包括英国的法律制度、判例法以及有关导则与原则。
普通法确保了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维护了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习惯法习惯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些领域，习惯法成为了香港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
习惯法基于长期的实践和惯例，确保了香港的商业环境和交易定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3. 基本法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核心法律文书，也是香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确保了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并规定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基本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最高法律法规，对其他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
二、自治原则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素之一。
根据基本法，香港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司法以及其他事务上享有高度自主权，具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
1. 行政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拥有自己的政府机构。
行政长官是香港的行政首长，负责领导香港政府，实施香港的行政管理。
香港的行政机构由行政长官和各个政府部门组成，负责管理和实施政府政策，保障香港的日常运行。
2. 立法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立法机构——立法会。
立法会由直选和间接选举产生。
立法会负责通过法律、批准政府预算以及监督政府行为。
香港的立法体系确保了民主、透明和负责任的立法过程，使得香港市民的权益得到保护。
3. 司法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体系独立运作，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力。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
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
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
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香港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达成的一项
协议，旨在保护香港的治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同时确保香港享有高度
自治的地位。
香港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公布，该法规定了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基本规则，其中包括：
1.香港的宪制地位：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自治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员和立法委员由香港推举产生，中
央政府只对防务、外交和其他极少数事务负责。
2.基本权利和自由：香港居民在法律保护下享有言论、新闻、集会、结社、宗教和游行等权利和自由。
这些权利和自由在香港上一级
政府即全国人大的颁布制定的任何法律中保障。
3.香港的司法独立：香港的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干预，维
护公正和法律制裁依据事实、法律和证据，以保障香港的公正与公平。
4.经济制度：香港的经济制度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只应干预经济管制的范围和界限，保持市场环境。
5.教育和文化：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独立于行政机构，保护香港文明的多元化和创新力。
总的来说，香港基本法是保证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法律框架，它具有长远意义，不仅对香港的本身意义重大，也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有着重要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依据——以2016年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为例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现实合理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摘要：在“一国两制”的大政治背景下，内地和香港在基本法实施的问题上基本达成默契，但也存在围绕基本法解释的争议。针对基本法的解释，在保证香港基本法的平稳准确实施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6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深刻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合理性。基本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无损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而且可以在解决高度自治权引发矛盾的同时，推动内地与香港特区两种解释模式的融合，保障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权；释法依据；现实合理性
前言：
法律解释权是立法权的自然延伸，法律解释也是立法的补充。法律的生命离不开解释，而解释的基础又在于解释权的归属。
一、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的分析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被选定为2016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次释法内容中，明确了合法有效的宣誓是该条款所列公职人员参选或出任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权利，所作出的此次释法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
香港回归日香港的法律与司法体系
香港回归日香港的法律与司法体系香港回归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标志着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
在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司法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将对这些变化进行探讨。
一、香港的法律体系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法律体系受到英国法律的强烈影响，采用的是普通法体系。
香港回归后，为了适应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香港采取了一国两制的原则，保留了原有的法律体系。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下，香港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和法律体系。
香港的法律系统由立法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构成。
立法会负责制定法律和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司法机关则负责审判案件和维护法律的公正。
这种独立的法律体系确保了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
二、香港的司法体系香港的司法体系是以普通法为基础，并受到英国法律传统和以往的司法案例的影响。
回归后，香港的司法体系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和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和独立。
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法院是香港的最高司法机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条例设立。
最高法院下辖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
高等法院负责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重要刑事和民事案件，区域法院则处理较为轻微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除了最高法院之外，香港的司法体系还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事务部、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等一系列的机构。
这些机构的存在和运作确保了香港的司法体系的独立和公正。
三、对香港司法体系的评价香港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一直以来都受到普遍的认可和赞誉。
它以其独立、公正的特点，保护着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法治的实施。
然而，近年来香港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涉及到法治和司法独立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司法体系和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抗议活动。
针对这些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措施来解决，确保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得到有效维护。
但是，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建立对法律和司法体系的信任，共同促进香港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文件，其目的是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治理原则和权力界限，其内容也主要由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
基本法适用于香港的社会活动，在香港及其人民生活中享有高度的地位，其中的条例也被认为是一部有效的法律，并被认真执行。
香港基本法具有明确的原则和精神，以保证特别行政区在履行其在一国两制下的责任方面担负责任。
其原则在于保障香港人民享有自由，并有权按照法律行使其自由权利。
基本法还特别强调了特别行政区的独立性，以及特别行政区必须遵守的义务。
同时，基本法还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本地行政。
基本法也明确了自治权的界限，即自治权实行于法律背景之下，而大多数法律均由中央政府制定，特别行政区只有在某些问题上才具有自治权，其他事项仍需要中央政府批准才能进行。
此外，香港基本法也为基础架构上的台阶确立了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和建设环境，使香港特区形成了一个有益的系统。
基本法还对香港的政治体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民主、法治、和平共处等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应该形成共同的政治文明精神，保护香港市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总而言之，香港基本法不仅确保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优势和独特性，而且确定了一系列的秩序，为香港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根基。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作者：于腾飞来源：《中国学术研究》2013年第05期摘要：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石。
基本法实施以来的三次“释法”过程中，两岸法律界人士产生了广泛争议，而基本法解释权冲突问题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
本文试图通过对内地和香港法律体系差异的分析，说明基本法解释冲突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制度；冲突解决.香港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为解决香港实际问题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
基本法的提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和谐并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中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作为一种还未被反复检验与完善的新鲜事物，它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
一、三次“释法”过程中的争议与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至今，共三次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文进行解释，分别是1996年6月26日就“吴嘉玲案”有关争议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4年4月6日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5年4月27日就新任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对基本法作出解释。
释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争议与冲突，例如认为立法机关解释立法，违反司法独立原则，会危害香港自治；认为人大无权主动释法，人大释法需要终审法院启动；人大主动释法漠视特区政府的工作，冲击香港的高度自治。
①1.基本法解释权归属及范围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诉入境处处长案以及（即“无证儿童案”）中的有关争议，第一次对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引发此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作出的判决。
（虽然严格说来，对“吴嘉令案”的判决发生在解释基本法之前，但是即使不能说该判决是导致释法的必然原因，也不得不承认该判决对本次释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其所反映的基本法解释权问题，因此也将其视为释法过程中的一大争议）其判决中第三条写到，“香港终审法院享有宪法性管辖权。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香港基本法解释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香港基本法解释
香港基本法解释：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
1、中央政府保护香港神圣的管辖权和完整的权力，地方政府负责实施；
2、中央政府负责香港的防卫和外交、的军事安全和法律，地方政府负
责管理和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
3、中央政府补助地方政府实施特别行政区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领域的
有关措施；
4、中央政府可以适当协助或设定有关香港及地方政府管理的法规，并
同意地方政府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
5、中央政府负责维护香港的安全，保护其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并
制订和实施对香港的公民安全的相关措施；
6、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配合协作，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安全、繁荣和
发展。
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利平衡机制
1、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直接沟通机制；
2、特别行政区政府拥有自治权，有权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其法律、权力和程序由皇家特许不可侵犯；
3、中央政府可以财政贴息的形式对特别行政区提供资助，支持和落实
特别行政区政府决策；
4、中央政府可以依照基本法规定通过与地方政府协商等方式，补充特
别行政区的立法权；
5、中央政府遵守“一国两制”方针，确保特别行政区的英联邦体系，允许地方政府独立行使各项政府职能，尊重地方政府特别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决定；
6、地方政府有义务按照基本法的要求行使职权，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履行有关的责任；
7、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应该在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统治基础上进行，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为解决香港实际问题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
基本法的提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和谐并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中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作为一种还未被反复检验与完善的新鲜事物，它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
一、三次“释法”过程中的争议与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至今，共三次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文进行解释，分别是1996年6月26日就“吴嘉玲案”有关争议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4年4月6日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5年4月27日就新任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对基本法作出解释。
释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争议与冲突，例如认为立法机关解释立法，违反司法独立原则，会危害香港自治；认为人大无权主动释法，人大释法需要终审法院启动；人大主动释法漠视特区政府的工作，冲击香港的高度自治。
①
1.基本法解释权归属及范围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诉入境处处长案以及（即“无证儿童案”）中的有关争议，第一次对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引发此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作出的判决。
（虽然严格说来，对“吴嘉令案”的判决发生在解释基本法
之前，但是即使不能说该判决是导致释法的必然原因，也不得不承认该判决对本次释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其所反映的基本法解释权问题，因此也将其视为释法过程中的一大争议）其判决中第三条写到，“香港终审法院享有宪法性管辖权。
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与基本法相抵触，香港法院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
”该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两岸学者的广泛争议，争议焦点在于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
大陆学者普遍不认同这一说法，在相关座谈会上有学者认为，“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该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
”②
后香港终审法院应入境事务处处长的申请，对于判决作了如下澄清，“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词中，并没有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及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特区法院必须要以此为依归我等接受这个解释权是不能质疑的。
我等在判词中，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
我等亦接受这个权力是不能质疑的。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终审法院的澄清实际上并没有撤回原裁决中那些有关宪法管辖权的清晰的主张，而人大常委会也不会被所谓的“澄清”所欺骗。
尽管如此，中央仍然对终审法院的补充判词表示欢迎，一场可能的“宪政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2基本法解释程序问题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就基本法的解释程序作了相关说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根据该条款，我们可以看出，提请解释的主体因为香港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条件是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提请解释的时机是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
回顾三次基本法解释，我们可以发现三次释法的程序并非是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进行的。
第一次与第三次释法程序类似，都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请求国务院协助，国务院接受请求后，正式以提案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征询了下属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然后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内容作出立法解释。
第二次释法过程，由委员长会议根据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提出了基本法草案，依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征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并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发展专责小组汇集的香港各界对政制发展问题的咨询意见和专责小组的意见，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的意见。
对
基本法附件的有关规定，作出了解释。
对于基本法解释程序上的争议主要聚焦于两点上：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可以成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主体；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主动释法。
二、基本法解释权冲突之原因探讨
1.法律解释体制不同
在中国，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关，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
法律解释权授予立法机关，其背后的法治理念是，当法律条文的含义不清楚
时，应当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出面进一步说明立法的原意，而最了解立法原意的机构当然是制定法律的机关，所以最好的法律解释应该是立法机关自己所做的解释。
③同时，这样的规定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议会至上的宪制传统。
当然，在普通法看来，这样的规定未必妥当，因为由同一个机构审查和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是不可靠的，也不符合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
香港在回归之前一直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其法律传统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制度，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司法机关——法院。
法律一经制定后，就不再与立法机关有关。
立法机关无权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解释。
法律解释的主体是香港特区的各级法院，由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相关法律规范作出解释。
④
2.终审权与最终解释权的分离
正如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带有原创性的法律一样，香港基本法所设计的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也极具特色，匠心独具，兼有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法律解释特点。
⑤然而基本法的制定者在设计基本法解释制度时，过分乐观地相信依靠祖国大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能够在基本法的解释架构上实现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权威和香港特区法院司法解释传统的整合。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基本法的制定者在处理国家的司法主权时，将原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终审权完全给予香港特区法院，试图通过现行体制下的人大释法模式来控制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并力图借助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来协调立法主权和香港特区法院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关系。
中央在协调和香港特区的关系模式上，选择了政治协商的协调模式，不考虑中央司法主权，放弃了司法监督的协调模式，给香港回归以后的深度整合造成了根本性的障碍。
⑥
三、协调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建议
1.基本法解释司法化
香港法院对于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基本法解释不信任，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时不是采取司法程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解释的可信度。
对此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通过宪政惯例逐步实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之程序的司法化。
基本法承认香港普通法存续的合法性，而判例法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确保司法解释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为此必须将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的程序纳入司法程序的轨道，借以消除内地立法解释主导型与香港法院
司法解释主导型法律解释模式的碰撞。
⑦
2.建立经常性交流机制
争议往往是源于相互间交流缺乏而引起的不理解情绪。
在解释权问题上，内地与香港本身由于法系传统的不同就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而基本法作为成文法在表述上又存在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地带，使得内地与香港双方产生很多不信任。
⑧虽然基本法第158条第四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但是它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可以作决定。
咨询机构和权力机构性质截然不同，但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
一般而言，咨询任务可强可软，咨询活动可大可小，咨询程度可深可浅。
在民主政治下，不少咨询是决议的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议的思路。
3.释法机关的自我约束，形成良好宪法惯例
陈弘毅教授在2000年曾经建议过，基本法第158条的理想实施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行自我约束，不就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行使解释权；香港终审法院也实行自我约束，不自行解释涉及中央事务及中央！特区关系的条款，对遇到此类情况时忠诚地履行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的提请义务，最终形成一个宪法性惯例。
在不修改基本法的前提下，解决因基本法缺陷而带来的矛盾，笔者认为创立良好的宪法性惯例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解释权的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持充分的自我克制不主动释法，香港终审法院保持充分的自我约束，不自行解释自治范围之外条款，依程序提请全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