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势力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概况

宗族势力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概况

(2008-09-22 17:52:59)

（一）宗族的概念及功能

宗族又称家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利益群体。宗族在农村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利用祠堂、家谱、族规族训等传统习俗的力量，发挥着动员族内社会力量的组织功能、处理族内纠纷的协调功能、统一族内思想的教育功能、张扬族内习俗的文化功能。但是，宗族这些功能发挥的充分与否？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取决于宗族内部

自我约束机制的是否系统化、农村现代化发展程度、与国家政权融合深度、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强弱化[4]，一般来说，宗族内部自我约束能力强，农村现代化程度高，与政权融合教深而且政府社会控制能力强的地方，宗族的社会影响比较良性。上述四个因素中，国家政权对宗族的认同与否起着关键作用，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利用宗族实行其在农村的统治的。反之，国家政权在意识形态上“不认同”宗族观念，政策上限制宗族组织和宗族势力，宗族组织就会转入地下，其活动的隐蔽性就更强，也更容易显现出其负面效应。

（二）宗族势力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概况

任何现存的制度必然是历史博弈的结果，并必然的影响着下一阶段博弈的进行，甚至博弈规则的改变。因此我们在讨论我国当前村民自治

制度与宗族势力的冲突现状之前有必要对我国以前乡村治理状况予以回顾。

1、建国以前的乡村治理：乡村“相对自治”到“国家经纪”。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以来贯彻“皇权不下乡”的政策，政府主要通过乡土社会中的乡绅、望族等精英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控制农村，乡绅、望族等控制乡土社会主要是以宗族门规、礼教、道德等手段。以家族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自然村是传统中国最为显著的居住特点，而作为家族社会的代言人--乡绅阶层的存在，则为皇权和族权之间提供了缓冲--他们一方面是皇权的维护者，一方面也是乡村经济利益的保护性力量。这样“皇权”与“族权”的一致或对峙也就决定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治乱更替。而19世纪中期以后，这两种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殖民经济的入侵和资本生产方式的进入，逐渐的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生产方式，科举制度取消割断了乡绅阶层与皇权的依存关系，瓦解了它的政治基础。同时，内外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赔款的开支使国家不得不加大农村地区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汲取。趋于瓦解的家族制度和乡绅阶层出于自我利益的保护，此时已经成为国家权力增加其在农村地区汲取能力的阻碍。为此，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直接进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介入是采取“国家经纪”的方式——即国家用非官僚化的机构及人员代行政府的正式职能，征收赋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统治。诸如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和我党解放区的“一切

权力归农会”的农会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国家在农村最大限度的汲取能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国家官僚系统的急剧膨大，为当时的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支持和人力支持。

2、建国初期到70年代：乡村自治消亡，宗族势力萎缩。

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彻底的消解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核心——封建土地制度。农会也因此结束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政务院于1950年12月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在农会的基础上设立了村政权组织。但这种仍一定程度上维护农民利益（民间力量）的政权并未维持多久。1952年试行农业生产合社组织，1956年建立高级合作社，1958年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此过程中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制度逐渐转变为“政社（经）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逐渐取代了村政府职能。人民公社彻底的摧毁了旧的乡村体制，国家权力介入的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公社的派出机构“生产大队”“生产队”则承担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管理和控制等全部任务。许多非正式制度（如市场、家族、宗教）基本禁绝。人民公社时期，作为国家权力博弈对手的乡村社会力量消失了。农民职业终身化、农民身份遗传化，农民活动区域绝对固定化，择业、生产、迁徙自由被剥夺。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对农村大规模的连续汲取，消灭了农村经济的自生能力。到70年代末，农村经济的绩效已经无法继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农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时

期，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超强程度，表现在政治上的国家政权渗透到每一个家庭，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权主体权威，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族权作为旧秩序的典型代表更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被视为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被视为旧势力和旧观念。于是，宗族的功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在这一时期消失殆尽。然而，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宗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只是其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了，功能日益萎缩了，影响力下降了。这一时期的宗族仍保留了其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乡村社区时而出现的宗族械斗事件说明了这一点。

3、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乡村自治兴起，宗族势力复苏。 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两县的部分农村基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自发组织建立村民委员会，以取代瓦解了的生产大队。1982年底新修订的宪法在总结广西、贵州、广东各地农村村委会基础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宪法地位：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产生。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布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为全国范围的村民自治推广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破了。此后，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一些沉寂多年的旧权威开始

钻出夹缝，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现了“宗族权威、宗教权威和武力权威[6]”与党政主体权威互动的局面。这一时期，宗族的组织、协调、教育和文化功能全面复活，在农村发挥了广泛的作用。一方面，宗族的复活弥补了部分“权力真空”和管理空白，显示了其建设功能和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宗族的复活也呈现出与党政主体权威相冲突的态势，其负面效应非常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宗族为特征的“宗族械斗多、治安死角多、对抗行政执法多”的三多现象。

4、90年代中期--至今：乡村自治逐步加强，宗族功能发生变迁。 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操作角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村民自治及其程序的合法性，各地也相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和规章。同时，这一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工业化伴随着千百万农民工的进城，它对中国农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传统提出了挑战，对传统的宗族提出了挑战。“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进程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7]”。应该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和以工业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激烈碰撞和适应

的过程，也就是宗族的功能不断变迁的过程。许多地方随着青壮年的人去楼空，宗族平时缺少了基本力量的参与，它的各种功能在农村本土不断淡化，仅成了联结农村老人的工具，也只有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中才能领略到宗族的色彩。然而，宗族的功能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换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