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竞争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垄断竞争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姚余栋，李宏瑾美国供给学派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就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而言，实际上是秉承了源自“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性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

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似乎仅仅有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Kydland和Prescott(1982)在完全竞争微观研究框架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了研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等实际因素是构成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Kydland和Prescott(1982)的模型受到广泛批评。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中,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现实。

贾康等（2013年）在《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中指出，“至于西方研究者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也有积极的反思”。

如伦敦市前副市长约翰·罗斯义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从根本上拒绝遵循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规则，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它拒绝‘实事求是’。

新自由主义创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经济模式。

他们设想了所谓的‘完全竞争’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动、投资只占经济总量的很小比例。

而现实的经济却根本不是这样。

银行业‘大而不倒’，汽车、航空、计算机、金融以及医药——都不是依照‘完全竞争’模式运行的，而是垄断或者寡头。

中国学者固然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学术成果中获得营养和启示，但上述直率与尖锐的批评所针对的新自由主义陷入‘完全竞争’理论假设而不能在‘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效矫正还原的弊端，却更值得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时充分重视。

本文所持的新供给分析视角，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把‘非完全竞争’及其应引入的政府行为作为始发命题”。

本文就是沿着新供给经济学思路来探讨，把垄断竞争看做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试图超越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

尽管这个探讨仅仅是开始，也表明发端于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有理论基础的广阔前景。

一、垄断竞争革命传统上，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存在着大量同质的市场参与者，生产要素可以无任何障碍地自由流动，所有的厂商和消费者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同时，作为经济学分析的黑箱，厂商的生产技术也是规模报酬不变，产出随着投入等比例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结构和生产技术的假设，很多情况下更像是物理学中不存在摩擦力的真空状态的理想假设，实际上是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准。

不过，这些基本的假设实际上并不完全与现实情况相符。

在市场结构方面，微观经济学很早就注意到了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马歇尔最早提出完全竞争与垄断的分类。

英国经济学家 E.H.张伯伦认为，实际的市场既不是竞争的，也不是垄断的，而是这两种因素的混合。

在他看来，许多市场价格都既具有竞争因素，又具有垄断因素，因此企业家心目中没有纯粹竞争，只有垄断竞争的概念。

市场的整个价格制度，是由纯粹竞争市场、垄断市场以及由垄断和竞争力量相混合的各种市场上的价格关系组成的。

1933年，张伯伦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结构和价格形成的理论。

同年，J.V.罗宾逊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两者共同构成了垄断竞争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垄断竞争一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根据垄断程度的不同，将市场结构又分为完全垄断、寡头、垄断竞争和完全竞争等四个类型。

寡头和垄断竞争符合大部分市场的情况，而且两者之间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例如，在寡头市场中，有一类价格同时竞争的所谓伯川模型，其结论是，只要市场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控制市场价格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其价格竞争结果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这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这又被称作“伯川之谜”或“伯川悖论”(Bertrand Paradox)。

对此，经济学家们认为，产品的差异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伯川模型假定企业间的产品是同一的，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这会引发企业的价格战，从而使价格接近于完全竞争价格。

但实际上，企业间在产品上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出售同一产品，在服务上也有很大差别，而这实际上也就属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分析了。

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竞争均衡下的价格和产量可以使得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同时满足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从而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总和最大化，实现全社会帕累托最优。

而完全垄断市场的产量低于完全竞争的均衡产量，垄断价格则高于完全竞争的均衡价格，由此导致的全社会福利损失。

事实上，产品差别是导致垄断的原因之一，这恰是张伯伦的理论精髓之处。

他认为，垄断与竞争力量的混合来源于产品差别，产品差别是造成垄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一种产品具有差别，就意味着卖者对他自身的产品拥有绝对的垄断，但却要遭受非常接近的替代品的竞争。

这样每一个卖者都是垄断者，同时也是竞争者，因此是“垄断的竞争者”。

根据产品差别的概念，张伯伦建立了垄断竞争的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两百多年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

当市场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

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

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

正是由于张伯伦及罗宾逊等人的工作，使经济学家们摈弃了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以“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革命，促进了产业组织理论等经济学科的迅速发展，因而也被称作“垄断竞争革命”或“张伯伦革命”。

二、Dixit-Stiglitz模型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垄断竞争革命”不仅促进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大发展，也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除了“理性预期革命”外，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对垄断竞争理论的分析，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1977年发表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一文，则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他们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

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

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

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

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效用函数(后被引申为D-S生产函数)，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

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垄断竞争在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在四个领域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以D-S模型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

同时，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等理念构建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将空间因素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新经济地理学由此而产生。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D-S模型也引发了一场重大变革，有人称为“新凯恩斯主义革命”。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经希克斯、汉斯等人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用IS/LM框架加以表述及总供求(AS/AD)分析，确立了1950—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领域的主导地位。

传统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

不过，凯恩斯主义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以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的批评，而且理论和现实也使人们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

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理论往往仅关注于总体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考虑微观主体的决策过程及政策对微观主体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而且，在传统凯恩斯理论中，经济当事人的预期通常被假定为适应性预期，这主要取决于过去该变量的数值，也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利用有关将来的信息来谋求最大的利益，不过这样实际上违背了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1970年代以来，理性预期学派对传统凯恩斯学派适应性预期和系统性预期误差的内在缺陷及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提出了强烈批评，这也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Lucas，1976)的关键之处。

在实践中，在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作用下，尽管各国在“二战”后经历了持续增长，但196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痛苦的“滞涨”，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这是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

因此，在学术界，传统凯恩斯理论逐渐失去了其诞生后所带的光环。

1970年代以后，宏观经济理论越来越强调模型的微观基础，“宏观模型要有微观基础”这一思想逐渐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

由于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传统凯恩斯理论所强调的现象，这与新古典的完全价格弹性假设相违，而且这些现象也确实存在着微观基础，“菜单成本”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因而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将注意力投向了为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寻找微观基础这一工作上，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机制，使得价格的刚性是微观个体最优化行为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New Keynesian Macro Economics，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