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的包容性

谈老舍作品中的包容性摘要：老舍的作品具有一种包容性，这不仅反应在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和万千世界中，也能从他独特的批判手法中看出一二，同时，相比起左翼作家，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见解要温和而全面些，通过他的作品，可以让后人对那个年代以及那远去的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包容性道德批判《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老舍的作品笔触总是那么温和，温和中蕴含着吞吐一切的包容大气，一如他笔下的北平文化，不温不火而又带着一股子硬气。

这文化，温和如香片茶，使人感到亲切，又带有北京城独有的气度，令人着迷。

一、老舍作品中社会的包容性从老舍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北平市民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对事对人老那么温和，若一个人犯了什么错，街坊四邻总不愿意往坏处想，若是批评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嘴上留情。

以《四世同堂》为例，毫无廉耻、而一心想升官发财的冠晓荷虽然招人厌，但小羊圈的居民平日里也总是以不远不近与冠家和睦相处。

及至冠晓荷做事实在过了头，以卖国、给日本人当特务走狗为荣，邻居们至多待他如瘟疫，“搭讪着走开”。

对于冠家二小姐招弟的堕落，李四大妈的话最能显示北平人的心态：“年轻轻的，可别给人家造谣言哪！那么俊秀的姑娘，能做出那么不体面的事？不会！就是真有这么回事，咱们嘴上也得留点德哟！”对于老二祁瑞丰的无耻、无聊，四世同堂的一家子都惯着、忍着，哥哥祁瑞宣虽痛恨弟弟的坏习气，可除了敷衍也不轻易拉长了脸。

拉车的小崔，喝嘴了酒打老婆，白巡长和四大妈会嘴上狠、心里善地劝解，临了，四大妈还时常接济点儿杂合面。

也许整个北平城就是那么个小羊圈，平静地不起一丝涟漪，偶有争执，立刻就有人站出来劝架，使得这原本激烈的争论倒成了平淡生活中调味料似的。

即便实在听不入耳，您把自家的大门关严实就得了。

也就是秉持着这么一种包容的态度，古老的北京城见证了三个朝代的更替，北平人承受住了军阀割据的混乱，经历了民国的沧桑巨变，靠着这样一种社会的宽容性，便有了像《四世同堂》里的晓荷、瑞丰，《茶馆》里的刘麻子、唐铁嘴等角色的存在，他们过得绝对不算体面，但生活倒也悠哉。

仰仗着北平人对万事万物的宽容，耍骨头的傻大杨、拉黑杵的小文夫妇也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而且是颇有原则地生存下去。

当然，北平的宽容并不值得过分的夸奖，它能够抚平生活层面的波澜，却不能阻止社会根基的溃烂。

有这么句话形容北京人特别贴切“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i，北京人这种对人对事几乎是无限度的忍耐力是一剂慢药，它使北平人养成了一种万事将就、与世无争的态度，及至全城的百姓都成了亡国奴，任由日本的飞机和坦克强奸着北平的天空和柏油路。

老舍借《四世同堂》里陈野求的口说道：“北平忘了这么多日子，我就没看见一个敢和敌人拼一拼的！……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宽容于北平而言，往好里说，是一种气度，它给每个角落都送去温暖，每个人，只要愿意活着，就有生存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这气度如同英国的绅士一样，是非几百年而养不成的；往坏里说呢，是一种苟且，对污点、小人睁一眼闭一眼，对生活得过且过，这样无节制的“宽容”几乎将北平断送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下。

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的包容性，今日已不大常见，信息的开放把社会中最黑暗、最龌龊的部分暴露在人们眼前，而开拓了的眼界使得每个人对社会都有点评论、及至指责的资本，快节奏、物质化的生活使人们时常自顾不暇，久而久之，我们的社会变得犀利，这固然可以促进社会的完善，可都市人的犀利也造成了社会的冷漠隔离，以及对部分群体的边缘化。

我想，老舍笔下的很大一部分角色若放在今日，恐怕是很难存活下去了。

对于这样一种改变，众说纷纭。

记得高中的语文课本中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老舍的《想北平》，另一篇是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对于同一种文化的远去，前者是强烈的怀念，后者怀念之外是一种坚决的告别。

我不能评判两者的态度孰是孰非，就像我不忍心去批判老北京的包容大度，有些事，好的，歹的，我们看得很清楚，然而好的一定值得称颂，而歹的应当决然舍弃吗？未必。

而对于老舍笔下的社会文化，就把它作为当下社会的借鉴吧。

二、批判手法的包容性老舍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中随处体现了一种平民精神。

同样是平民精神，其中有一点老舍又与同时期的作家有所不同，那就是对人的看法。

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他说，“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ii，在老舍的作品中，大多数角色被处理地异常的丰满、真实。

读者既不能纯粹地爱一个角色，也不能百分百地恨某个人物，只是在心头会觉得有一丝的心疼。

譬如《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博学儒雅，而极有人格，可是在他身上也鲜明地体现出软弱、寡断的特征，虽有一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血，却无法抛弃家庭的责任而去尽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在日本人的淫威下苟且偷生；譬如《骆驼祥子》里的虎妞，从外貌到内心都显着丑陋，可是在她身上也有令人理解和同情的地方，祥子善良而朴实，为了生活的理想百折不挠，他身上充满了值得歌颂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这样一个祥子，最终淹没于社会的黑暗深渊，成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iii……老舍处理人物时之所以带着这种双面的态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复杂性使得无论何种艺术手法都很难把人性描写透彻，正如剧作家曹禺所说的“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老舍本身就继承了中华文明的这种包容精神，“老舍的批判就是北京人最常见的那种损你一下，不温不火，虽然是批评了你，但绝对是让你下得了台，心里很有数，但嘴边留点儿情，这就是一种平民精神的体现，这是老舍对平民精神的一种既是无意识而又自觉的追求。

”iv。

老舍写作时流露出的包容性与其生平经历不无关系。

旗人出身的老舍自幼丧父，经历坎坷，靠着亲戚的资助才完成了学业。

早年的生活使他深深地了解底层人民贫苦、善良，而西方文化的熏陶又让他意识到中华文化自身的弊病就是导致中国民族不幸的根源。

他了解民众，所以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同理心，他太了解民众，所以对于民族精神的批判才那么彻底和痛苦。

提起小说《猫城记》，老舍曾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

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

”v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责任感，老舍对于丑角的嘲讽笑中带泪，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决然、恳切，摄人心魄。

三、思想上的独立性同样是描写社会民众的生活，老舍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同样是对于国民性的批判，老舍又不同于“五四”背景的作家。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对于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打，对于旧思想、旧文化，主张决然舍弃，而老舍的作品，对于民族文化批判之外也有赞扬，绝望之余含着希望。

在老舍笔下，中国人的国民精神中优秀的一面得到了热情的颂扬。

譬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作为晚晴中国人的代表，他麻木愚钝，满脑子的封建观念，但他同时也是慈善的长辈，勤俭持家，和睦为邻，他真诚、朴实、而非常的讲义气。

譬如落魄艺为生的小文夫妇，他们所操为建业，但却从不自轻自贱，他们自尊、自傲，而及其坦然，坦然到令有玩押之心者感到压迫。

譬如《断魂枪》里的神枪沙子龙，他身上映射出习武之人的尊严和道德感，一身绝技虽已无用，但绝不容忍拿去卖艺逗乐儿。

譬如《老字号》中坚守老规矩，拒绝以歪门邪道骗钱的辛德治，等等。

在这些角色中，注入了作家本人对于旧中国文化中那些道德理念的肯定，以及对于左翼作家所崇尚的新思潮的质疑。

以那篇风格迥异的怪诞小说《猫城记》为例，猫国的闭塞、落后，俨然是晚晴社会的缩影，但老舍也借猫国社会的无序而对五四的思潮提出了冷静的批判：自由可贵，可是一味的追求自由而不顾社会秩序合理吗？平等可贵，可是无视社会现状的差异性而片面追求平等可取吗？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浪潮中，老舍自居为一个“看客”，我想这个旁观者的内心一定是复杂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国民性中的致命缺陷，并且认为这些劣根性必须舍弃，从这一点上来说，老舍的思想同左翼作家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舍弃的范围，老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国民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不是中国人的本性，国民性不等于劣根性，而是在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

我们不应该把国民性笼统地否定，更不能因为这些国民性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vi 基于这个观点，老舍提出了对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中道德取向的一点担忧。

老舍认为，若是凭着批判一切旧文化的观念而建立起的新文化是有缺憾的。

从30年代起，老舍在作品中开始进行对于道德文化的检讨，并提出了“绝灭于传统和再生于传统应并举”的理念。

在老舍的首篇革命作品《黑白李》中，老舍从道德角度描写了革命中新与旧的冲撞，小说结尾黑李的“进了天堂”，而白李的“还在砸地狱的门”，都是象征了革命——“时代要前进，但道德不能式微”。

vii这点思考对于当下的社会实在具有警示意义，或者悲观地说，老舍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担忧已成现实。

如今的中国社会，虽然经过战争的洗礼和改革的进程，早已摆脱了任人欺辱的局面，依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整体的道德素养却每况愈下。

因此在当下重温老舍的作品，无异于给中国社会敲响警钟：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社会舆论与良心自觉，讲求自我反省，历史再向前发展也不能有悖于此。

此外，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老舍始终抱着希望。

在鸿篇巨制《四世同堂》中，他热情地歌颂了齐瑞全，钱默吟，尤桐芳，冠高第等积极投身抗日运动的民族精英们，在这些人的身上，寄托了整个民族的希望，同时，老舍也描绘了包括祁瑞宣，白巡长，韵梅，方六在内的一大批的人物，这些人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从最初的苟且偷安，消极地躲避，逐渐转变为积极而勇敢地抗日，他们身上的转变，何尝不发生在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身上呢？如果全民族的面貌都在改变，中国又怎能说没有希望呢？老舍的作品让人们看到那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多元性，那些陈腐的习性如同一滩泥沼，必须舍弃，否则便是自取灭亡，而那些诸如礼貌、诚实、谦恭、道德的品行则如同软泥里的绿芽，是一种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演变而扎根下来的精髓，又是整个民族发展、复兴的希望。

在文化大清洗、大换血的进程中，这些新芽是那么柔弱，极易随着革命的浪潮被冲走，但这行优良品行的存在对于一个社会的软实力来说又是多么的重要。

在老舍笔下，中国的文化便是处于改革迫在眉睫，而前程未卜，容不得半点差池的紧要关头。

对于应当如何改革，我想老舍的内心也应当是矛盾的，这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见得，在老舍的笔下，国民性中的顽疾被无情地披露，但是读者却很难在书中找到治疗顽疾的药方。

正是出于对于旧文化中礼仪道德层面的肯定，使得老舍终其一生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剖析者、叩问者，而难以成为一个革命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五四的风潮中，老舍自居为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