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2010年对于全球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2010年1月12日，7.0级大地震袭击了加勒比岛国海地，震中据首都太子港仅仅16公里，这个国家的心脏几成一片废墟，25万人在这场骇人的灾难中丧生。

4月14日，冰岛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的喷发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但它给世界造成的影响连冰岛人自己都不愿再提起。

季风每年7月都会准时降临巴基斯坦，但2010年季风带来的却是百年不遇的洪灾。

正当巴基斯坦五分之一的国土浸泡在大水中时，北方的俄罗斯却深处熊熊烈焰中不能自拔，7月的罕见热浪点燃了俄广袤土地上的野火，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的气体，甚至从太空中都可一目了然……更不要说现如今的石油泄漏、核辐射等问题。

我们在经历这种种问题后不得不重新认真审视“人与自然”。

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

马恩批驳了康德、黑格尔等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认识,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如今, 当我们面对全球的生态危机, 寻找解决它的理论依据时, 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深深体会到她的博大精深和历史洞察力。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认为人既是社会动物, 也是自然存在物。

人靠自然界生活,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主体“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 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另一方面, 地理环境又被人类加以改造, 成为主体活动的对象。

人在生产劳动中, 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活动, 促使“自在的自然界”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 在改变人类身外的自然的同时, 也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

所以马克思说: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当他的活动作用于自然并改变了自然时, 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

人类所面对的环境也同样具有两重性。

它既是一种自然存在, 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作为自然存在, 它具有自然的外在性的一面, 遵循自然规律; 同时它是人劳动生产的对象, 成为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所以它又具有社会的属性。

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主体的作用, 所以地理环境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物参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 而且它还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 在社会影响下运动变化。

正因如此,在我们考察环境问题时, 就不能不看到这种双重作用。

既要看到自然原因引起环境的变化, 又要看到社会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变化。

环境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因社会因素引起的变化, 日益令人关注, 这是人类随着高科技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

如在农业生产中, 以往人类基本是依据自然条件: 阳光、空气、土壤、气候、水份; 而工业文明产生后, 农业生产的规模、水平都发生了变化, 人类使用的新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肥料既可能增加产品的产量, 但又有削减土壤肥力、改变产品质量的可能。

随之而来的, 就是对整个环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只注意了人类及其社会需要, 而对人类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却缺少深入的考证。

其实, 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要“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而在实际中, 这恰恰是没有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问题。

目前, 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 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恩格斯论断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二、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是通过人化自然体现的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 不断地同自然存在物打交道, 从自然存在物获取了直接的生活资料。

但这并不能解决人自身的全部需求。

人类用自己智慧的双手, 学会从大自然那里获取本不属于纯粹自然的存在物。

对此, 恩格斯早在100 多年前就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 认为世界上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打上了人的活动的印迹。

换言之, 人的生存环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 它显示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

当然, 建立在人的需求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使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 人类主体的这种能动性以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对自然界进行索取与改造, 甚至发展到忘乎所以的地步。

对此, 恩格斯早就严厉地警告说, 在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战胜自然的同时也意味着将要遭受自然的惩罚, 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是通过人化自然体现的。

人化自然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具有自然属性, 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作品和现实。

它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满足人的需要, 达到人的目的。

人类利用自己对某些客观规律一定程度的认识, 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造自然。

但从整体功能角度来看, 人类创造的人化自然,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的某些系统, 如若这种“改变”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和谐并带来严重后果, 就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如远古时期, 我国黄河流域植被茂盛、气候温湿, 后来由于大规模的毁林垦荒和战争破坏,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

这都是不合理的人化自然过程引起的自然运行的变态。

目前, 这种人化自然对整个自然系统的破坏已经演变为一种全方位、全球性的行为, 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比以往更加严重。

科学家作过数量分析, 认为诸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80%应归咎于人类活动。

对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 人对自然的关系决不能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决不能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

三、人与自然关系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思想学派不同, 他不是孤立地就人或自然来考虑,而是把它放在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

众所周知,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然物, 而许多形而上学者则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完全脱离的纯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 概括指出: 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 还是他人生命的生产, 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这对于我们今天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的, 那么, 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出现的尖锐的环境问题。

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掠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而且,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还使人的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异化劳动, 它夺去了劳动者的劳动对象, 造成劳动者自身自然力的消减, 身心严重损伤。

同时,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受利润法则驱动的, 因此是以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 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 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 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 但也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这就说明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 是与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伴侣, 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 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 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 比以往农业社会严重得多, 并逐渐演化为全球性、灾难性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正值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演变的阶段, 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 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掠夺, 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

在此条件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应有重视, 但却开启了现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

总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如果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如果没有人类适宜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就缺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资源保障，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纵观历史，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一些璀璨文明古国的消失的事件屡见不鲜。

古巴比伦王国的衰亡,楼兰古国的消亡,皆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赖的物质基础。

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人类还是不能提着自己的脑袋离开地球、离开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21世纪将是世界由工业文明步入生态文明的新世纪，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赋予人类的全部活动和文化存在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

如何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总体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进入新世纪，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提出政治文明并将其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本价值指向，提出了“生态良好的文明”这一新概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人类新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维结构的提出，实现了文明形态结构、文明建设结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使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更清晰。

尤其是把重建新型的天人和谐的生态文明作为统一的小康社会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人类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人与自然在社会历史基础上和解的文明理念。

这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简单的时代回应，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