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识教育二十年发展现状及理性省察

[摘要]通识教育作为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统一体,是重要的高等教育模式。

经过最近2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仍然存在本体论研究不足、本土化不够、制度保障不力等根本性问题。

[关键词]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现状；理性省察Abstract:As a unit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past 20 years, w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Since our study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cy in the research of ontology, the lack of indigenization, the incomplete system of security and so on.Key words:general education; China's university; current situation; rational studies现代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中国也有学者称之为“一般教育”或“普通教育”。

是高等教育领域针对专业主义教育和职业主义教育而产生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

它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自由教育从人类生命主体出发，追求精神自由、心灵解放。

在现代大学发展历程中，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主义的发展，非功利的自由教育逐渐被功利的专业教育所取代，进而发展成为专业主义、工具主义，“人”成为知识的附庸。

在对专业主义的批判中，通识教育理念首先在专业主义最盛行的美国应运而生，1828年美国耶鲁大学在耶鲁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general education"，1930年赫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后推行的经典名著学习运动开启了现代通识课程的先河，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中第一次呈现了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1979年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中重新定义本科生的教育目标，使通识教育在哈佛大学成为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形式。

至此，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在美国演化成了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并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台湾、香港引进通识教育理念较内地大约早十年，我国内地对通识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

这正说明了我们研究和推动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本文试图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个维度对我国内地通识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与理性省察，以期更好地把握通识教育的发展规律与实践路径，更好地推进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

一、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二十年的理性分析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逐渐开始了“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虽然与通识教育不尽相同，但两者在教育理念上是相通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李曼丽博士在《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中认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甘阳教授认为：“所谓大学的人文教育，实际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

”[1]《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专题的编者按中指出：“近十余年来，关于通识教育、人文素养或者文化素质教育的讨论，其实就是对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反思。

”也把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相提并论。

但是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把研究对象限定在“通识教育”上，以《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复旦教育论坛》等教育学术期刊为基础，参以重点高校学报等学术刊物，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系统检索，对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尝试着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个维度对国内通识教育的发展阶段作如下划分：1 自我探索的萌芽阶段（1987～1994）20世纪初我国近代大学初创之时，并不突出专业教育。

20年代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30年代梅贻琦先生在清华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但中国很快就进入了战火频仍的年代，连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都难以维系，注重学识与智慧的通识教育更无暇顾及。

建国后，在急于工业化和民族复兴的形势下，为了培养各行各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我国高等教育“以俄为师”，走专业学院的道路，出现了过分强调实用化、过分追求专业化的极端行为。

“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2]。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认识到了过度专业化的危害。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围绕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展开了思考，国内高校开始注意拓宽专业面。

陈卫平、刘梅龄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2期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是我们见到的国内第一篇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1987年因此被确定为萌芽阶段的起点。

该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少，能够统计到的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只有14篇，而且涉及范围较窄，研究层次较浅；既没有形成研究群体，也没有引起教育管理者的重视。

尽管如此，对通识教育的探索已经在国内拉开了序幕。

2 引进借鉴的起步阶段（1995～2001）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52所高等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并于1995年9月在武汉召开“试点院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大大推动了全国高校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1995年因此成为重要的分水岭。

在理论研究方面：在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国内进入了以介绍美国及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为途径、探索内地通识教育问题的阶段。

1995～2001年期间，我们统计到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章有327篇，其中介绍国外通识教育研究与实施情况的占70%左右，如洪明的《台湾的通识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2））、王定华的《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国高教研究》，1997，（6））、吴迎新的《台湾大学、中原大学通识教育及考试方式简介》（《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1，（1））等。

李曼丽博士以《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4）)、《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调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2））等持续的研究成果，成为该时期引人注目的研究者，也体现了该时期学者们的探索方向。

2001年11月底，由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香港联合主办的“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标志着通识教育受到了国内高校的高度重视。

该时期研究群体逐渐形成，研究的问题意识日渐明确，对美国和港台地区经验的引进，促进了内地的通识教育实践。

在教育实践方面：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52所高校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以及1995年9月召开的经验交流会，推动了国内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改革。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加强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经过10年的发展历程，通识教育已在许多高校取得成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基本相当，改变了专业主义教育模式。

表1、表2是中美几所大学通识课程的学分比例：该阶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通识教育的实施还局限在部分综合性重点高校，在普通高校并没有得到广泛重视与实施。

而仅就综合性高校而言，也存在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制度条件无法保障、教师教学方式相对落后、学生认识不到位等诸多问题，使通识教育有流于形式的倾向，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些问题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望。

3 反思改进的提升阶段（2002～2006）2002年，通识教育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界的热点话题，关于通识教育的研讨会频频举行。

2002年4月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于武汉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通识教育暨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学术研讨会”，是海峡两岸首次在内地举行的大规模、高层次通识教育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和内地的180多位专家和校长参会。

2002年成为了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对于前期而言，明显呈现出研究群体日益壮大、学术成果不断增加、研究深度日趋加强、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的特点，通识教育学术活动比较频繁，学术期刊和出版界也对通识教育给予了更多关注。

2004年11月，《开放时代》以“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为主题举行了“首届开放时代论坛”，《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详细报道了专家发言。

《复旦教育论坛》2006年第1期组织了专门讨论通识教育问题的一组文章，并配以《通识教育也要不断创新》编者按。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推出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推出了“古典教育与通识教育丛书”。

越来越多的通识教育研究项目被列入各级别的研究计划，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实践研究”，2006年项目结束时已发表论文10多篇，未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达30多篇。

该阶段统计到的研究文章有770篇，对美国及港台通识教育的借鉴性研究已经试图实现超越，学者们结合内地实际情况展开了更深入的探究与反思。

龚放的《重视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全球化时代大学的通识教育的新使命》（《高等教育研究》，2002，（2）)、徐辉与季诚钧的《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04，（8））、曲铬峰的《关于建立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若干思考——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功经验之启示》（《中国大学教学》，2005，（7））、张云辉的《日本通识教育改革对我们的启示》（《教育研究》，2006，（7））等，从文化背景、管理体制、课程实施、教学评价、教学方式等具体因素展开探讨，体现了对实践探索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