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次反侵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日战争在其发展初期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形成各自的指挥系统。但从战争的总体上说，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简单的否定，或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既恰如其分地评价它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明这样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同时也有助于正确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共同维护抗日战争的历史成果。

一、存亡危急之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首先指明了这次事变的严重性质和坚决抗战的必要性。在日本灭亡中国的威胁下，在全国人民强烈义愤的要求下，国民党开始改变过去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转而采取比较努力抗战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虽然仍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但同时也对事变采取了强硬的立场。7月9日，蒋介石密令平津前线：“具备必死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滑之惯伎，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察冀行政组织，不容许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人的约束。他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个谈话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时日本已大量增兵关内，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的欺骗宣传。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8月13

日，又开始进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于是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次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20日蒋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决定将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并将前线省份划为四个战区。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一再呼吁和敦促，国民党对联共抗日也采取了积极态度。9月23日，蒋介石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发表谈话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政治前提。

毛泽东曾热情指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1](P941)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发挥了正面战场的作用，是有历史功绩的。

首先，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战场的作用。从一般军事学上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总是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日军对华作战重点的变化，使正面战场在抗战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应当肯定，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战场确是起了主要战场的作用。

从日军方面看，这时其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强调“速战速决”，企图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扬言3个月之内就可解决中国，当时日本的杉山陆相甚至叫嚣“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战争开始后，日军不断增派兵力，到1937年9月，其侵华兵力已超过战争初期所预定的11个师团的最高限额，达到了14个师团。它同时在华北和华东展开进攻，然后南下华中，幻想实现其速战速决的企图。到日军占领南京后，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待真正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这些都说明，这个阶段日军作战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对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国民党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就国内情况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对团结抗日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但在战争开始时，在数量上还只有几万人（当时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共32 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还不能给敌造成足够的威胁。而这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握国家政权，它参加抗战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聚集全国抗战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应邀与会，共商国防问题。此外，广西、四川、云南、山西等地的地方势力首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等都参加了。原来由于蒋介石歧视和消灭异己的独裁统治，造成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很深，互相猜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计，龙云、刘湘曾电李、白加以劝阻：“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见疑虑之深。但在民族敌人生死威胁面前，他们暂时捐弃前嫌，同意联合抗战。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表示要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因而这次作为抗战决策的南京国防会议，停止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内战迭起，纷争不已的局面。此后，各地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能够先后调动包括中央嫡系部队和地方实力派军队近200万人，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对日作战。这时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当时《大公报》社评曾称：“中国此一战，征调兵队及于全国，凡奉命赴战的军队没有不勇敢，没有不拼命的。”这种情况说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作为主要战场出现的。

其次，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比较积极认真地进行了正面战场防御作战，并打了一些硬战。抗战开始后，日军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南京国防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国防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作战消耗敌人；同时根据日军主要以华北为进攻方向，因此决定在平汉、津浦两路沿线地区设置三道防线，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道。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的15个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东南及华中两大战场展开正面防御作战。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这期间同日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270多次，歼灭敌人77万。其间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4次大的会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