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级政权改革文献综述
以县政改革的具体性扩拓国家政权体制的认识空间

以县政改革的具体性扩拓国家政权体制的认识空间金德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当代中国在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进入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一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社会转型并存的空前大变革,深刻认识社会结构及其相关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社会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平衡以至形成的贫富差距的两极化、扩大化等等社会现象,及其所呈现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时有发生并亟待合理有效处置这一深度社会转型规律,是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即是说,只有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因利益分配不均、社会结构不稳、资源配置失效、社会心理失衡而引发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及相应正确处理的社会转型发展规律,才能适时适度调整并强化综合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和工作着力点,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政治民主,以党建成效促进社会建设;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改革发展的战略思维为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合理处置构筑实践空间并相应建构规范化的制度保障体系。
社会冲突、社会矛盾这一类社会生态问题与执政党实行的国家制度、政府体制深具关联,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条件下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深具关联,与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变动深具关联。
那些经济社会在发展中累积叠加形成的失衡、失序、失理的深层次社会生态问题,究其原因,无不与制度建设中的不健全、不配套,机制运行中的非良性、非理性紧密相关。
易言之,经济体制改革愈益深入,则关涉人民群众利益愈深切愈广泛,由此引发的社会情绪变化愈波动愈加异于常态。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迫切要求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这新一轮政府自身体制的改革,乃围绕政府现行体制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调整政府的权力组织架构,使政府的行政管理、组织设置、运行机制等更适应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
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

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在20世纪初期,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
在这个时期,新桂系政权在广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县政改革,对广西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新桂系县政改革的背景、措施、成效、问题及反思,以期为当今的县政改革提供借鉴。
新桂系县政改革是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型期,各地的行政体制也面临着现代化的改革。
新桂系政权为了稳固自身统治,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县政改革。
这次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广西的现代化。
新桂系县政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精简机构,撤并冗余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实行县长选举制,选拔有才能、有威望的人担任县长,提高行政官员的素质;三是优化行政流程,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四是加强地方自治,实行民选村长制度,提高基层民主管理水平。
经过新桂系县政改革,广西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经济发展也得到了推动。
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这些成果的取得,为广西甚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新桂系县政改革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方面,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广西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发展相对滞后。
这使得新桂系县政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到位,仍然存在着一些封建残余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入推进。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入反思。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在推进县政改革的必须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其次,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清除封建残余势力,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此外,要注重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改革成果得以巩固和深化。
总之,新桂系县政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
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在今天的县政改革中,我们应该充分借鉴新桂系县政改革的经验教训,注重发展经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实现全面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文献综述范文

文献综述范文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米勒等,2002,P641)。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公共权力的扩张性、自利性和腐蚀性等特征,使得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成为公共生活和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与本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体系构成。
一般认为,可以根据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组成结构和运作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若干基本类型,如内部制约机制与外部制约机制、横向制约机制与纵向制约机制、制约机制与监督机制等(沈荣华,2006)。
吴丕等(2007)提出,可以根据监督的主体、客体、内容、标准和方式等五个要素对监督体系进行多种分类,并重点阐释了我国现行监督体系中的国家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政党监督(包括共产党的监督,政协的监督)、社会监督(包括公民监督、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
陈奇星等(2008)从行政的视角出发,把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分为外部监督体系和内部监督体系。
前者包括政党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监督、社会团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六个方面;后者包括政府内部的一般监督和行政监察、政府审计等专门监督。
虞崇胜等(2008)主张,在探讨中国式的分权制衡模式时,绝不要去效仿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对称性制衡模式,应该跳出既定的西方经典话语编制的种种神话,构建出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制衡体系来,比如探讨中国政治体系中非制度化制衡、领导与被领导的非对称性制衡、执政与参政的非对称性制衡、决策与执行的非对称制衡、以及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非对称制衡关系等。
可以说,我国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至少在形式上已表现得非常周延,可谓内外结合、相互补充、刚柔相济(程竹汝,2007),已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在政治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梁波,2009;唐莹莹,2009)。
地位、方式及成因:关于我国县级政府及其行为的一个综述

地位、方式及成因:关于我国县级政府及其行为的一个综述作者:白全民来源:《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06期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我国当代县级政府的地位、行为方式及成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主要结论有:(1)县级政府的地位主要是受当前县域经济与县域社会管理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现实地位提升的影响,且未来这一地位仍将进一步提升;(2)县级政府行为对上具有服从、博弈、欺瞒性,对下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3)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引起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县级政府一切行为的起点,而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造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关键词:县级政府;地位;行为方式;成因引言自秦朝开始的郡县制发展到清代,县一直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层级,县级政府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
根据瞿同祖(2011)的研究,州县政府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县级政府就是“一人政府”,也被曾任清代县学教谕的谢金銮称为与京师的内阁大学士齐为帝国最重要的两种官员[1]。
因此,对我国历史上县级政府的研究往往是以州县官的职责及其行为为关注对象。
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放权,我国逐渐实现了县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县级行政组织也逐渐健全,同时也出现了地方自治停滞、机构膨胀、效率低等问题(魏光奇,2010)[2],成为新形势下执政者及研究者新的关注点。
对当代县级政府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依托现代政府的研究范式并结合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实际展开。
我们首先需要对县级政府进行界定,根据县级政府所包含范围的大小,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所有县级政府部门的行为,因此采用广义定义,即: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各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全部机构。
关于政府行为也有多种界定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概念,即: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中既有为履行其职能发生的行为,也有为政府自身的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为,而且某种情况下的“不为”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刘天旭,2010)[3],这是也广义的政府行为概念。
关于_省直管县_改革的文献综述与思考

统计报表报送等 事 项, 由省财政部门与县财政部 ② 省对县可以 门直接办理 。 在财政 直 管 的 基 础 上, 进行行政直 管 。 除 财 政 直 管 的 内 容 之 外, 省赋予 使县主要行使 县级政府更广泛 的 社 会 管 理 权 力, 发展县域经济社 会 职 责, 市主要行使管理城市的 职责, 二者形成平行关系, 共同由省直接管辖 。 以 将已下放给地级市的审批权, 除另有规 广东为例, 一律下放到县或县级市 。 此外, 将干部的行 定外, ③ 加大县级政府人事权 。 政级别与职务分开,
三、 推进“省直管县 ” 改革的制约因素
“省直管县 ” 的推 进, 并非一纸行政命令便可 受到多重因素 完美实施 。 从已 有 推 行 试 点 来 看, 的制约 。 其中, 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原有省县间 财政管理体制的类型和过渡期省市县之间的关系 处理 。 1. 原有省县间财政管理体制的类型 “省 直 管 县 ” 作为一种制度变革, 改革不可避 免地 存 在 路 径 依 赖 现 象 。 由 此, 出 现“浙 江 模 ⑧ 、 “湖北模 式 ” 式” 与“广 东 模 式 ” 的 区 分 。 其 中, 浙江模式源于建国后浙江省一直实行的省管县体 浙江省保留了省与 制 。 在 1993 年分税制改革时, 县财政的直接结算 。 正因为已经存在省直管县的 基础, 所以在“省 直 管 县 ” 改 革 中, 浙江省主要关 注于省级权力下放, 包括下放省部分审批权, 赋予 县大部分本应该 属 于 地 级 市 的 经 济 管 理 权 限 等 。 “湖北模式 ” 和“广东模式 ” 是在已经存在省管市 、 市管县 ( 市 ) 财 政 管 理 体 制 的 背 景 下 进 行 的, 因 “湖北模式 ” 此, 和“广东模式 ” 还必须确定需下放 的市级权力类型和因市级权力下放引发的诸多问 题, 包括转移支付办法的确定、 历 史 债 务 的 处 理、 县领导班子行政级别等 。 2. 过渡期省市县之间的关系处理 从“省直管县 ” 的 发 展 方 向 看, 行政直管是最 终的发展方 向 。 但 是, 在未进行行政直管的省份 以及省直管县的 过 渡 期 内, 省市县之间的协调会 省直 面临较大困 难 。 就 省 和 市 之 间 的 关 系 而 言, 管县以市级政府“甩包 袱 ” 为 起 点, 在首批纳入省 直管 县 范 围 的 县 中, 多 数 是 各 市 最 贫 困、 债务最 重、 依赖市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县, 市级政府总倾向 于把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的县保留在市管辖 。 就 市与县的关系而 言, 市级政府也可能在过渡期内 通过各种渠道最大限度地调集县里的资源向城区 — 188 —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文献综述毋加加【摘要】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City Governing County draw backs increasingly exposed ,and new born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in optimi‐zing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to promo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article sort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uperiority and operability of reform ,en‐countered obstacles on the 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 system in recent years ,and introduce the m ain‐stream view of foreign reduce levels of government ,increase local government autonomy ,give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 radiation function of central city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趋暴露,而新生的省管县体制在优化行政层级、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优越性愈发突出。
文章对近年省直管县体制的优越性和改革的可操作性、省直管县体制推行遇到阻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疏理,并对国外的主流观点即减少政府层级、增加地方政府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的观点做了介绍。
当前我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述评

当前我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摘要:县域政治发展是指现代化进程中县域政治体系的合理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它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已逐渐成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
阐述当前我国县域政治发展研究状况,同时就其研究热点问题展开分析,明确县域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利于在此基础上对构建我国县域政治发展理论框架进行积极、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县域政治;县域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县作为我国最基本的地方行政区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功能愈益完备的基层政府,它的这种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县域政治发展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县域政治发展”还是一个较新的学术概念,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
对它的认识不论是在理论维度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着诸多模糊、歧异甚至相悖的地方。
建立和完善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也是推动我国社会政治全面进步、建设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一、我国县域政治发展的研究概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县域政治发展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故有学者开始将其纳入研究视野,逐步开展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出版了较多有学术价值的农村政治发展研究著作。
代表性的著作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对农村政治现代化过程的研究。
如程同顺著《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刘豪兴、冯月根著《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陈光金著《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出版社,1996年),陆学艺、王春光、张其仔著《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
第二,对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研究。
如徐勇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辛秋水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年),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何包钢、朗友兴著《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
强县扩权的研究综述

强县扩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所以本文献综述只将国内相关学者在“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行省直管县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强权扩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具体来说大家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1扩权的原因1.1市管县体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推行市管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希望“以城带乡、城乡互补”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但在实际运作过程除省会城市外所显示出来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
出现了“小马拉大车”、“大马拉小车”等情况。
并逐步演化成了“市吃县、市刮县”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1.2市管县体制造成管理层次增多,管理幅度变小,增加了行政成本原先的地区行署是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人员、机构设置较为简单。
但“地改市”以后,“市”成为一级实在的政府,按照我国科层制设置要求就需要相应地增设人大、政协等权力组织,扩充相关的职能部门,这势必要大幅地增加工作人员,消耗更多的资源和增加行政开支。
从经济意义上看,每个地级市一年运行的成本都在数亿元以上,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元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元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元以上。
1.3市管县体制降低了行政效率推行市管县以后,我国行政区划的层级由省县乡三级变为省市县乡四级。
凡是县与省之间需要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的问题,无论是政策性的还是业务性的,本来可以直接沟通,但现在都要再经市一级中转。
很显然,信息传递增加了一套程序,影响了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了行政效率。
从行政次序来看,地级市已成为阻碍行政效率的焦点层级,现在的地级市一个很大职能是“上传下达”,在这一级“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成了最常用的执政办法。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中国县级政权改革文献综述摘要自改革开放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批成果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学者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和建国后的县政作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关键词中国县政;改革;综述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作为我国基层政区单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构成了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基石。
同时,对县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界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1]。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的恢复和发展,近30年来,对县政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前学界主要是从政治学、历史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县政问题。
目前,在对中国当代县政改革的研究中主要存在四大进路:一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县政的改革,即对“强县扩权”、改革“市管县”体制的研究。
二是从县职能转变、完善机制等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
三是从县级财政解困角度对县政改革的探讨。
四是从农村综合治理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
下面我们逐一予以分述:一、从县域经济发展角度展开的对“强县扩权”、改革“市管县”体制的研究从县域经济发展角度讲,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存在诸多问题,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弊端和局限性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在:第一,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小马拉大车”,并未带动所辖县发展。
第二,普遍存在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市“压”县、市“挤”县现象,市县矛盾突出。
第三,经济绩效并不突出,等等。
[2] 基于此,目前,在我国许多省区都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
即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子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许多学者对此寄予厚望[3]。
刘君德提出要理性看待“强县扩权”改革,认为它只是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框架下对市县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的调整,具有过渡性质。
在市场化进程中“市管县”体制由于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支撑条件和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其体制绩效越来越不明显,暴露出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进程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成为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他认为,通过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构建“省直管县(市)”的扁平化公共行政体制,减少行政层级,可以较好地克服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4]此外,杜钢健、吴理财、孙学玉、宫桂芝等论者也主张改变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
也有学者对“省管县”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忧。
[5]王健、鲍静等则认为,由于目前我国行政区经济现象的存在,在不改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单靠行政区划的调整解决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冲突,只能陷入行政区划调整———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行政区划再调整的恶性循环。
同样,市管县体制之所以难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关键不在于行政区划,而在于背后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问题。
根据上述理由,他们认为“复合行政”是解决行政区经济问题上的一种新思路。
[6]二、从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机制等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建议我国县级政府就自身而言,面对外部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自身在职能、机构、能力等方面也存在诸多的不足,需要不断地加以改进。
宋德福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县级政府的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作出调整,以保持与外部环境条件相适应,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7]。
尹廷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县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县政府的权威影响不足;二是县政府的自组织能力不足,主要是县政府自主管理权力不足,决策体系不完善、财政自给程度不高;三是县政府的执行能力不足,包括中观调控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8]。
有学者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县级政府的回应能力明显不足。
[9]而要如何使政府转变职能并完善机制,学者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唐代望认为:县级政府职能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机构数量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管理理念由传统社会的“‘自’本位”向现代社会的“民本位”转变。
[10] 毛寿龙、李梅指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是强者,市场是弱者,根据弱者优先的原则,必须优先考虑市场,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县级政府。
如果一项事务,由私人干比县级政府干好,那么就应该由私人干;如果两者干得一样好,为了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并避免官僚主义的危害,也应该由私人干。
[11]宋亚平根据自身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的工作经验,认为要改革当前县行政体制弊端,一是要重新审视政府责任和重新整合政府职能。
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树立“有限能力政府”和“有限责任政府”的新观念;二是全面清理和大幅减少行政性审批;三是积极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
包括竞争激励机制和淘汰机制、成本核算机制等;四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五是完善现行财政管理体制。
建立公共财政、实行“县财省管”等。
[12]与上述改革思路不同的是,于建嵘、李连江提出:一是按照地方自治原则建立县域政治,其二是按照分权原则建立县域司法制衡。
建立县域自治,一是要重新对县政领导进行政治定位,建立民众对县政领导的政治授权程序,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二是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
具体到制度层面的要求,就是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
而建立县域司法制衡就是在一个县的区域内,司法部门与县政权分离。
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
[13]这些探讨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此外,陆凯阳、刘中连、尤光付、邵英华等在他们的学位论文中也对完善县政府机制进行了探讨。
三、从县级财政解困角度展开的县政改革研究暴景升《当代中国县政改革研究》是目前看到的明确地从县财政改革的切入点论述中国当代县政改革的专著。
他认为县级政府作为一级重要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层级一样经历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目前仍处于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但是,不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似乎都不到位,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依然强而有力。
看来,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无法解决县级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而且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如近年来所面临的财政困境、政治腐败、领导体制上的个人专断问题,都集中反映在财政上。
因此,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县级问题的根本出路。
[14]张若愚《论当前行政层级改革》从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出发,在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县政区与国外的经验后,提出:行政区划改革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利益调整问题。
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各级政府行政权(包括事权财权、资源配置权等)和行政责任的界定。
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直接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可以首先对财政层级结构进行改革,即财政层级改革先行于行政层级改革,以前者带动后者,最终实现行政区划改革的既定目标。
并提出了“扁平化财政管理体制”,即:一是缩减财政层级,避免财政浪费;二是在缩减财政层级的同时,规范各级问财权划分;三是按照效率和公平的原则,进一步规范事权划分。
[15]闫天池、杨松建认为:解决当前县级财政困难单靠中央政府财政扶贫是不行的,最根本出路在于县本级,贫困县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出发,解决县级财政困难问题。
[16]四、从农村综合治理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设想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问题已进入政府和学者的议事议程。
徐勇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的构想。
其中,“县政”是指县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直接对本县政务和人民负责。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县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主要根据规则——遵守而不是命令——服从关系行使权力。
即国家明确规定县所拥有的权限,并主要运用法律等方式管辖县政事务,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
为了保证县级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在县一级实行县人大代表和县长双直接选举。
县人大代表职业化,专事议事与监督。
县长民选,对本县行政事务全面负责。
为了防止地方主义和离心倾向,可以通过垂直式的党组织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影响,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县域内的贯彻实施。
[17]于建嵘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
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也没有公安,有很多职能他承担不了。
所以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农村综合改革实际上考察的是县的改革。
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是县而不是乡镇,这一点应该首先树立起来。
先考虑好县的定位,再考虑乡的定位。
[18]张德元也提出“变乡镇改革为县政改革如何?”他认为,如果不改革县政只改乡镇是不能起到较大效果的。
并从县政改革与乡镇改革相比的重要性、可行性、安全性等角度作了论述。
[19] 除了以上对建国后县政的研究之外,政府官员、学者、媒体记者等也对现实中进行的一些较为敏感的县政改革试验做了报道和关注。
如宋亚平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旨在塑造“有限责任政府”的政府机关干部“下海”分流等内容的“咸安改革”、张锦明县人大代表常任制等内容的“雅安改革”、仇和整顿县政的改革等等[20]。
总之,近30年来对建国后县政,学者在县级政权的运行体制、决策过程、行政生态、县政府职能、县政改革等问题上展开了研究。
与前两个时段的研究相比,学界对建国后县政的研究不仅在研究县政的时代、主题上发生了变化,在运用的方法上也逐步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色;不仅对当代中国县政的现状予以关注与研究,学者们也在试图借鉴西方的学术资源,如“有限政府”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政府行为“决策—输出”理论等,并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尝试。
然而,从所研究的主题和取得的成果来看,仍显零散。
尚没有形成明显的较为统一的研究方法、研究概念、研究问题与研究范式等。
综上所述,近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建国后的县政及其改革等方面都有涉及并不断深化。
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我国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相关理论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并已初步形成为中国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而所存在的不足则为我们继续拓展、深化和提高提供了新的空间。
注释:[1]在我国传统古代社会,就可散见时人、学者对县政的议论与记述,如海瑞《海瑞集》、名幕汪祖辉《病榻梦痕录》等,但却是比较零散、不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