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叶昌炽的书法
汉《冯焕阙》书法艺术探究
70一、《冯焕阙》及其相关问题巴蜀地区汉代石刻铭文以其形制、书风的多样令世人瞩目，并在汉代石刻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巴蜀作为历史的地域概念，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即指当时的巴国和蜀国。
[1]“巴蜀”在汉代指益州刺史部所管辖的“巴郡”和“蜀郡”。
[2]《冯焕阙》在今四川渠县境内，汉代时隶属巴郡，故应为巴郡的建筑刻石。
[3]“阙，门观也。
”[4]最初的阙是宫室外的一种防御建筑，高高的台基上有楼屋，守卫者可以站在上面瞭望四方，故称之为“观”。
因一般分立大门两旁，中部开阙为道，故又称为“阙”。
后来，这里又成了天子公布法令的地方，称之为“象魏”。
《广雅》载：“象魏，阙也。
”因此，阙也成为国家和天子的象征。
后来，这些功能都渐趋淡化，但阙作为装饰性建筑，长时期广泛地修建在宫、庙、祠、墓之前，以衬托和美化主体建筑，加强建筑组群的庄重感。
早期的阙用砖木建造，东汉时开始出现纯石料建造的阙。
时至今日，“阙”已经不只是汉代标志性的建筑物，更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焕阙》（图1）又称《冯使君墓阙铭》《幽州刺史冯焕神道》，东汉建光元年（121）造，上有铭文隶书20字。
[5]2041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记载《汉冯使君阙铭》，云“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6]。
《后汉书·冯绲传》载：“绲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
”[7]而《绲碑》亦云冯绲为“幽州君之元子”。
“此字在宕渠绲墓前双石阙上，知其为焕阙也。
”[6]以上这些记载肯定了冯使君就是冯焕，安帝时曾任幽州刺史。
关于《冯焕阙》的铭文内容、主人公履历及石刻的史学价值前人多有解读，本文将重点关注其书法艺术。
二、《冯焕阙》书法艺术特征（一）前人对《冯焕阙》书法风格的评述关于《冯焕阙》的书法艺术，宋洪适《隶释》、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及叶昌炽《语石》对其均有评述。
宋代金石学家洪适在《隶释》说《沈府君阙》《冯焕阙》《王稚子阙》皆是八分书，即张怀瓘所谓的“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者也”。
涉县娲皇宫藏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小议
西悬钟村觉慈寺内,现藏涉县娲皇宫停骖宫。
碑为横石,碑首略残,残长110厘米,高55厘米。
碑上四周为阴刻双线边框,框内敕文阴刻,行书,存13行,满行19字,凡110余字,字径2～10厘米不等(图一)。
录文如下:……礼部伏准都省批送下河东路转运等司奏依」赦敕保明到隆德府涉县石门寺屋宇及五十间」以上乞赐名额本部所据河东监司保明至乞赐」名额因依令取自朝廷指挥伏□□军」牒奉」敕宜赐觉」慈寺为额牒」至准」敕故牒」大观四年二月二日牒(尚书省印)」中大夫守右丞刘(押)」中大夫守左丞薛(押)」特进左仆射(押)。
」此碑为宋大观四年(1110年)朝廷为涉县石门寺赐额的敕牒碑。
“赐额”即君主向申请建寺的僧人赐予兴建寺院的权利并赐寺名,有君主赐额的寺院称有额寺,即合法寺取缔或拆毁。
另外,前朝建立的寺院,必须向新政权重新申请“赐额”,否则也会被视为无额寺。
“赐额”制度兴于东晋,隋朝时程序趋向完备,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统治者奉佛重教,控制佛教事务的意图并不突出,而佛寺若得到御赐名额,就能提高佛寺的社会地位。
如隋文帝刚刚建立王朝不久,“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于是天下僧俗凡“请得寺额者皆依之取”[1]。
“赐额”制度完善于唐代,此时政府限制私创寺院、控制佛教事务的用意已经十分明显,如太极元年(712年)睿宗敕令“凡寺院无名额者并令毁撤,所有铜铁佛像收入近寺”[2]。
而得到“赐额”的寺院,其凭证即是由尚书省礼部出示的告知建寺申请者的寺院敕牒。
宋代赐寺额、颁发寺院敕牒的程序基本沿袭唐朝,即由申请人提出申请,所在官府代为陈请,再由帝王颁赐,礼部发文。
清代学者叶昌炽的《语石》中记载:“符牒,隋以前未有也。
……唐世符帖存者绝少。
……宋牒视唐倍蓰。
……宋初由中书门下给牒,元丰改官制后,由尚书给牒,皆宰执亲押。
……寺院皆由守臣陈请,方得赐额。
……凡牒必奉敕宣付,故其文辄云‘准敕,故牒’。
”[3]宋代寺院敕牒颁给申请者之后,寺院常常会将敕牒摹刻于石,制成石本敕牒,公告世人,这是存世的宋代敕牒数量远远大于唐代的原因之一。
书法鉴赏思考题
书法鉴赏思考题1.吴门画派的4个代表沈周--庐山高图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唐寅--落霞孤鹜图仇英--桃源仙境图2.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3.初唐四家薛稷、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4.傅山的三勿宁拙勿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5.狂士徐渭的大写意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
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
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徐渭集四-附录》《徐文长传》）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是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
俆渭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
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中国书法全集·徐渭》，411页）的审美精神。
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
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
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
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
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
《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
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
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晋商博物院清代、近代名家藏书
图书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善本古籍更是我们了解、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
善本古籍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对其版本、源流的研究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今天对古籍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和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其研究对象也多集中于本身的藏书。
但古籍图书不仅仅收藏在大型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中，在部分博物馆中也有一定量的收藏。
与图书馆中的古籍相较，博物馆收藏的古籍关注、研究较少，这部分古籍也有其版本和史料价值，应该值得我们整理研究。
藏书概略晋商博物院馆藏古籍二百余种，一万两千余册。
收藏类型涉及经、史、子、集四大类，还有丛书、碑拓等。
收藏古籍以明、清刻本为主，有活字本、石印本等。
刻本中以私刻本最多，兼有坊刻本、官刻本和内府刻本，类型较为齐全，具有较高的研究利用价值。
在整理、研究这些藏书的过程中发现大量藏本均钤有藏书印，其中不乏名家藏书，部分书籍递藏有序。
按藏家生活的时间可将其分为两类，清代藏家和近现代藏家。
清代藏家和藏本有：藏书家王熙藏《范忠宣公集》，藏书家孙阜昌藏《类书纂要》。
近现代藏家及藏书有：藏书家蒋光焴藏《欧阳文忠公集》，藏书家查燕绪晋商博物院清代、近代名家藏书藏《金石例》，藏书家程定谟、冯祖宪藏《合刻李杜诗集》，藏书家章寿康藏《重刻宋淳熙本文选》，藏书家刘廷琛、胡思敬藏《三唐人集》，诗人夏孙桐藏《韩非子》，官员张士珩藏《袁文笺证》，清代著名藏书家族华亭周氏藏《何氏芝园集》，出版家章锡琛藏《六艺通考》，近代诗人曾仲鸣、画家方君璧伉俪藏《曾文正公全集》，著名书法家、政治家于右任，著名艺术家姚华，著名女诗人张兆和藏《施注苏东坡诗集》，文史专家、藏书家范祥雍藏《五灯会元》，藏书家朱光藏《鲍明远集》《谢宣城集》《全唐诗话》，文史专家常任侠、郑骞藏《宋六十家名词》等。
另外有近代金石学家郑裕孚题跋、现代金石学家孟宪章藏《宝贤堂集古法帖》拓本，孟宪章藏《升仙太子碑》碑阴拓本，约法会议版《三希堂法帖》拓本等。
以上藏本的收藏家按身份又可分为藏书家、官员、诗（词）人、书法家、金石学家、文史专家等。
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的著录
耿铁华：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的著录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的著录耿铁华摘要：叶昌炽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知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和收藏家，曾参与撰写《清史》，修《武备图说》，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等。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好太王碑完整拓本出现不久，他见到了拓本并进行文字考释和历史研究。
这些在《缘督庐日记》中作了记载。
这也是早期研究好太王碑拓本流传与研究的重要资料。
遗憾的是，他所作释文及跋语至今未能见到。
七年之后他在《奉天一则》中又对好太王碑发现及捶拓作了说明。
只是对于好太王碑的位置、文字的记录并不十分准确，认为是西川王纪功碑则是大错，需要予以纠正。
而《缘督庐日记》中提到的几位人物对于初期好太王碑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叶昌炽；好太王碑；著录；评价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8）04-0001-10DOI ：10.13877/22-1284.2018.07.001收稿日期：2018-04-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句丽碑刻研究”（15@ZH007）作者简介：耿铁华，吉林扶余人，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高句丽历史与考古。
（吉林通化134002）学叶昌炽（1849—1917年）祖籍浙江绍兴，后举家迁入江苏长洲（今苏州市）。
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年号缘督庐主人。
清末至民国初年知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和收藏家。
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纂修、总纂，参与撰写《清史》，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擢甘肃学政，因疾病归乡隐居。
创建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余卷。
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等。
一、叶昌炽生平关于叶昌炽的生平事业，以往多有研究。
近年来，已有相关论文发表，研究著作行世。
其中主要有：金振华《叶昌炽研究》［1］，马洪菊《叶昌炽清末民初金石学》［2］，安金华、白华《藏书纪事新注》［3］，章广《叶昌炽与〈藏书纪事诗〉研究》［4］，管仲乐《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文献学价值研究》［5］，王立民《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6］，王学文《叶昌炽的历史世界：由〈缘督庐日记〉看晚清“断裂社会”中的传统士大夫》［7］，陈公柔、张明善《语石·语石异同评》［8］，吴琦幸《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研究》《北图所藏〈藏书纪事诗〉和〈语石〉的批注本》《论〈语石〉在石刻研究中的意义》［9］，尹洁《叶昌炽年谱》［10］等。
摩崖石刻历史与艺术价值探析——以宁波地区摩崖石刻为例
80一、摩崖石刻概述什么是摩崖？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
”冯云鹏在《金石索》中也明确指出：“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
”叶昌炽在《语石》中说：“今人见题名，或称之为摩崖，不知摩崖不皆题名也。
即桂林诸山，诗、赋、赞、颂姑无论，唐宋《平蛮》诸碑、韩云卿《舜庙碑》，非巍然巨制乎?……晋、豫、齐、鲁间佛经、造像，亦往往刻于崖壁……盖摩崖，犹‘碑’也，为通称，为虚位，亦为刻石之纲，其文字则条目也。
”从先贤们对摩崖石刻的论述可知，摩崖石刻可以专指石刻文字，也可以包含石刻文字和石刻造像。
笔者认为，摩崖石刻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摩崖石刻包含石刻文字和石刻造像，而狭义的摩崖石刻则单指石刻文字。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现今保存的摩崖石刻众多，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山东、陕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福建等。
如湖南石刻数量居全国前列，尤其是浯溪碑林集结了许多书法名家的作品，题刻丰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书法价值。
又如三大著名石刻——泰山摩崖石刻、武夷山摩崖石刻、重庆千佛寺摩崖石刻，其中泰山摩崖石刻就有1000余处，最著名的当数《记泰山行》，武夷山摩崖石刻有700余处，遍布山中。
[1]宁波地灵人杰，文化昌盛，四明山系从西南入境，向东北而出，穿越全境。
自古以来，儒生、释道、官员游踪所至，在宁波境内的山林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
这些石刻点缀着宁波的名山，成为宁波碑刻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内除海曙、江东、北仑区外的大市范围内各县、市、区，摩崖石刻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其中又以鄞州区数量为最多。
宁波地区现存摩崖石刻既有单独存在的，也有成群出现的，其摩崖石刻总量近百处。
而从年代上统计，据古籍记载宁波地区早在秦代就有摩崖石刻。
如《宝庆四明志》所载，明象山县“蓬莱山西麓蓑衣岩上有古篆数行”，可惜今已不存。
现存宁波地区最早的摩崖石刻当为宋代所刻，以后元代、明代、清代、民国、现代均有不同数量的遗存。
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
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李坤坪（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长沙 410005）〔摘 要〕刘康，字春禧，湖南宁乡人，清代末年知名藏书家，好收藏历代名人墨迹书本，编纂有《红豆山房法帖》。
但由于年代久远及藏书多毁，刘康事迹已久不为人所知。
文章通过对刘康藏书、刻帖、刻书活动的发掘、考证及参考湖湘近代名人对其评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康的藏书其事。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刘氏广于收藏, 勤于校勘, 其收藏曾获近代省内外达宦名流赞许，故研究刘康对完善湖南近代私人藏书史和保存传播文献古籍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藏书家 刘康 私人藏书〔中图法分类号〕K82〔引用本文格式〕李坤坪.湖南近代藏书家刘康的藏书、刻书、刻帖活动考略[J].图书馆，2021（4）：103—106，111.湖南藏书文化及藏书活动源远流长。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儒生冒死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湖南湘西沅陵二酉山洞中。
“二酉藏书”虽不一定确有其人其事，却是湖南最早的藏书典故，体现了人们对文献的敬畏之心。
1972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尤以帛书居多，后经学者整理，共50多种、10万多字。
3号墓主人也成为了湖南历史上最早的藏书人物。
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完善，图书产生方式变得简易，图书数量增多，湖南藏书活动也日趋繁荣。
宋末长沙管军总管张用道（字梦卿）藏书甚富，建万卷楼贮之，庐陵刘将孙为其撰《长沙万卷楼记》。
明代时期的湖南没有出现过知名藏书人物。
清代前中朝，考据学成为当时学术主流，尤以江浙皖赣地区为盛。
由于考据学家需要大量掌握文献以资引用，因此这段时期江浙皖赣地区产生了大量的藏书家。
而在清代，湖南学术一直以理学为主，藏书风气并不兴盛。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原为文献渊薮的江浙皖赣地区经济、文化活动受到极大摧残，而湖南仅为太平军过境之地，反而偏安一方。
之后湘军兴起，湖南人才之盛远迈前代。
战后湘军人物挟巨资从事文化活动，风气丕变，此时及其后，湖南也出现了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藏书人物。
27068691_瘗花留倩影——《董美人墓志》述略
称为“初拓本”或“精拓本”。由于陆氏得到原 石之后将其秘藏而不轻拓，因此“精拓本”亦 流传极少。在人们深求而不得的情况下，当时 便有人以陆氏拓本摹刻复拓，其精者可与原拓 同观，世称“陕西重摹本”。所不同者，原石首 行“墓”字“土”部二横间有点，翻刻本则无。 这一点，也便成为辨别《董美人墓志》版本重 要的考据点。
· 八方访古
CHINESE ARTISTS IN PAINTING & CALLIGRAPHY 2022.06 总第152 期
瘗花留倩影
—《董美人墓志》述略
□ 马 龙
历史学家往往将隋朝历史看作是魏晋南北 朝的分裂战乱向唐帝国辉煌盛世的过渡。书法 史中对隋代书风的论述也多将其看作是南北朝 书风向唐楷转变的过渡。由于隋朝享国很短， 产生于这一时间段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确实寥 寥。其中书家以智永最为著名，刻石也仅以《龙 藏寺碑》《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等数通为 标志。虽然隋代书法名品极少，但隋代书风逐渐 融合南北，刚柔既济，实开唐楷风气之先，为唐 人书法所创造的辉煌局面完成了重要的铺垫。
吴湖帆以精鉴定、富收藏闻名海内。他曾 有一方印文为“既丑且美”的鉴藏印，便是因 其斋中藏有明拓本《隋常丑奴墓志》（金农旧 藏）和徐渭仁初拓本《董美人墓志》而得名。 《董美人墓志》便是其中的“美者”。吴湖帆 曾在《董美人墓志》的题跋中不无自豪地记录 此事：
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为上海陆耳山之 子得于兴平，旋归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 拓本传世绝少。咸丰癸丑沪城之乱，徐氏遭 陷，石亦毁去。至今片纸拓本，珍如星凤矣。 隋志中以《常丑奴》为最难得，余藏金氏冬心 斋旧本。久欲得此为侣，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 遇之，欣喜无量，遂镌此“既丑且美”小印为 押。丁卯（1927年）六月养疴嵩山草堂题，吴湖 帆。（以上题跋出自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旧藏 《董美人墓志》，由于此拓本用墨较浓，一般 称为“上海图书馆本”或“浓墨本”） 实 际上，吴 湖 帆曾藏 有 三 本《 董 美 人 墓 志》，其中两部为剪裱本。在上海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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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叶昌炽的书法
叶昌炽(1849～1917年)，一字裳，又字鞠裳，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长沙人。
光绪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会典馆两职。
光绪二十八年出任甘肃学政。
叶昌炽先生学识渊博，尤擅金石、版本及方志之学。
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也是最早著录并认识到敦煌写经价值的学者，可称得上敦煌学的创始人。
著述甚多，其中《藏书纪事诗》和《语石》为其不朽之作。
前者以诗的形式为藏书家立传，是关于私家藏书的开山之作；后者则为金石牌版之论著。
《启功论书绝句百首》中评道：“若叶鞠裳先生撰《语石》，自石刻之渊源、形制、文体、书风，以至论人、佚事、余闻，莫不爬罗搜剔，细大无遗，乐石之
学，至此可谓独群鸿蒙，兼包并孕者矣。
”足见对叶先生此书评价之高。
叶昌炽先生兼工书法，师承二王。
其书法高古典雅，娟秀逸宕，笔意沉着。
但墨迹流传甚罕。
我曾多方搜集，但难能如愿。
如图是笔者多年前的一幅旧藏，得来不易，今提供给各位专家、藏友品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