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端运秀临霜口齿噙香对月吟《红楼梦》“清谈”笔墨艺术审美价值管见

小说向来有“文备众体”之说。

唐人传奇开其先，中经宋元话本，至明清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则蔚为大观。

而《红楼梦》①堪称“文备众体”的典范，确如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在《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一文中所说：“自唐传奇始，‘文备众体’虽已成为我国小说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毕竟多数情况都是在故事情节需要渲染铺张，或表示感慨咏叹之处，加几首诗词或一段赞赋骈文以增效果。

所谓‘众体’，实在也有限得很。

《红楼梦》则不然。

除小说的主体文字本身也兼收了‘众体’之所长外，其他如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语、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这是真正的‘文备众体’，是其他小说中所未曾见的。

”[1]1-2是的，一部《红楼梦》，不仅是“百科全书”，也是“文体大全”。

在叙事文本中，它容纳、编织和点缀了大量的诗词曲赋，小品闲话，以及联额书启、酒令谜语等非叙事性的文体。

曹雪芹根据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计和创作的命意，或巧妙穿插，如天女散花；或信手拈来，却涉笔成趣；或精心点缀，画龙而点睛；或匠心结撰，添枝而加叶，无不自然得当，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与文本主体既相得益彰，又浑然契合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又具有独立自足性和相对独立性，且具有很高的认知和审美的价值，不乏文学叙事的意义与功能。

相比之下，以诗词曲赋等韵文入小说和将具有“清谈”性质的小品闲话点缀撒播于小说这两种情形，运用最为普遍，艺术处理最为成功，其自身的艺术性与美学意蕴也最为上乘，因而尤为重要。

前者被林辰等小说史家誉为“小说的特技”，后者分明是对《世说新语》这类早期小说神采风韵的继承与弘扬，嗣响与升华，接受与超越。

和诗词曲赋等韵文入小说一样，它也具有“小说的特技”的意味与功能，或者说，将这类“清谈”小品笔墨点缀散播于小说之中，乃是《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的另一种“特技”。

一一部《红楼梦》既镶金嵌玉般的插入了许多诗词曲赋等韵文，亦天女散花般撒播了若干“清谈”小品与闲话等别样笔墨。

如开卷第一回，石兄与空空道人谈论“小说”一节，一僧一道与甄士隐说“好了”一节。

第二回贾雨村与冷子兴谈“正邪两赋之人”一节。

第二十四回宝玉玄解老庄、初悟禅机两节。

第三十七回大观园起诗社起“雅号”一节。

第四十一回拢翠庵妙玉品茗一节。

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馀香”中，宝钗的“杂书”谠论与黛玉的“母蝗虫”雅谑，以及宝、黛、钗三人的“绘画”闲品。

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赏诗一节。

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宝玉踏雪寻梅和湘云大啖鹿肉两节。

第九十一回宝黛禅对表白心迹一节。

此外，如小说中所写湘云谈“阴阳”、解“凸凹”，宝玉谈“女儿”、非“圣贤”，探春叹“聚散”、斥“内讧”，贾母侃“听琴”、论“观戏”，等等，真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综观这类笔墨，或参禅论道、或品茗赏曲、或言诗谈画、或评人论世，与《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等韵文的妙用一样，“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二者虽各擅其妙，却又异曲同工。

应当说，它们是《红楼梦》这座艺术百花园中的奇珍异卉，即使将它们从文本中采撷抽取，独立观照，也是一笔别具艺术审美价值和文化认知价值的 “文本”。

相对于《红楼梦》中的“假笔端运秀临霜口齿噙香对月吟——《红楼梦》“清谈”笔墨艺术审美价值管见文/安建军摘 要：以诗词曲赋等韵文入小说和将具有“清谈”性质的小品闲话点缀撒播于小说这两种情形，在《红楼梦》中运用最为普遍，艺术处理最为成功，其自身的艺术性也最为上乘。

《红楼梦》中关于“清谈”的描写，和诗词曲赋等韵文一样，也具有“小说的特技”意味。

这类别样笔墨，既可让读者透析人物形象的个性风神，领悟其诗意灵性和诗意生命，还能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心灵的共鸣共振，进而解味其中深蕴的情感、性灵，以及审美化的文化蕴藏，同时还能让我们全面认识曹雪芹及其“爱将笔墨逞风流”的个性风貌，高度领略曹雪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深入领会曹雪芹高超的叙事才能和独运的艺术匠心。

关键词：《红楼梦》；“清谈”描写；艺术成就；审美价值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接受美学视域下的陶渊明研究”（12067wx）阶段性成果。

语村言”，则这类“文本”属于高人雅致，名士清谈，因此，笔者不遑细酌，姑且喻之为《红楼梦》中的“阳春白雪”，名之为“清谈闲话”或“冰雪小品”。

周汝昌先生称赞曹雪芹是一位集诗人、哲人、艺术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文采风流第一人”[2]7。

曹雪芹生前好友张宜泉亦有《题芹溪居士》诗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1]471众所周知，曹雪芹健谈，乃名士中人。

他远慕魏晋名士风流，近染明末清初公安、竟陵闲适小品风靡一时和“传奇风韵、弥漫天下”的时代风气，自然深谙魏晋风度和名士清谈，也自然娴熟小品笔墨和传奇风韵，故而在《红楼梦》创作中，将其性情志趣投射于作品中人物身上及叙事笔致当中，人物便不乏名士风度，人生便极富诗意化，笔墨便附会成清雅、隽永、高妙的美文奇文。

是的，既然曹雪芹是“爱将笔墨逞风流”的“文采风流第一人”，引申而论，那么《红楼梦》就是“文采风流第一书”[2]7。

将此类具有“清谈”性质的笔墨名之为“清谈闲话”或“冰雪小品”，不亦宜乎！二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红楼梦》中“清谈闲话”或“冰雪小品”这类笔墨的艺术成就呢？蔡义江先生对《红楼梦》将诗词曲赋入小说的艺术成就做过专论。

揆其要旨，一是借题发挥，伤时骂世，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四是按头制帽，诗即其人，五是谶语式的表现手法。

洵可谓方家正解，权威卓见。

其具体论述，读者自可拜读蔡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一书的“代序”，此不赘。

下面，笔者取法蔡先生这种研究视角和思路，专就自己对《红楼梦》中“清谈”笔墨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这一问题，效颦高明，略陈管见。

（一）这类笔墨是曹雪芹转益多师，兼收“众体”之长的极好体现与结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红楼梦》的确是“真正的文备众体”这一铁的事实。

（二）曹雪芹将这类文字钳入缀入小说的文本之中，也有借题发挥、伤时骂世的特点和用意。

如“好了”歌及“好了”歌解一段清谈小说，宝钗的“咏螃蟹”诗及众人品赞一段清谈闲文，均有这方面的明显意蕴，无须笔者一一赘述。

（三）这些与小说主体文字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清谈闲话”或“冰雪小品”，亦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读者固然可以独立观照，但切不可脱离小说整体妄作“野狐禅”。

曹雪芹不愧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叙事圣手。

穿插这些与小说主体文字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清谈闲话”或“冰雪小品”，固然有曹雪芹藉此炫才耀学、释怀写心之用心，但从小说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严密性与和谐性、浑然性来说，显然可见作家成竹在胸的总体构思与令人叹服的文心才调：有的是作品象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有的是彰显人物的文化修养、志趣与个性风貌；有的是出于情节敷设的需要；有的是为了氛围的营造，情调的酝酿，意趣的点化；有的是为了丰富情节的意蕴，增加审美的密度，拓展文化的视野，提升艺术的品味，深化作品的主题。

等等，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它既非《红楼梦》的赘疣，也绝非游离于题旨的游戏闲文。

（四）这些天女散花般点缀在小说文本中的闲适笔墨，又具有独立自足性和互文关联性。

相对于《红楼梦》的整体叙事和宏大构思，这类笔墨不过是闲话、小品。

但若将它们从作品中抽取，集纳起来进行文化透视和艺术观照，则是一笔极具文化底蕴和美学意蕴的宝藏。

正是这些隽永别致、新奇有趣而又丰富多彩的笔墨文字，丰富了整部小说的文化密度与文化底蕴，提升了整部小说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浓度，还使得小说叙事触目生花，议论风生，夭矫多姿，富有张力，最终形成一个底蕴深厚，潜力无限的互文性语境。

真是小觑不得！以《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命名的闲适笔墨为例。

林黛玉名“黛玉”，字“颦颦”，别号“潇湘妃子”，另外，小厮们背地里还叫她“病西施”。

殊不知，这些笔墨里都包含了何其丰富而悠远的文化蕴含，又触发了人们的何其美好而悠浑的连类遐想：“黛玉”，让人联想到《诗经·硕人》中的句子“臻首娥眉”和屈原《离骚》中的名句“众女嫉余之娥眉兮”及《诗经·野有死麇》中的诗句“有女如玉”；“颦颦”又让人联想到攒眉捧心的春秋美女西施；“潇湘妃子”的别号则牵系着华夏民族更悠远的一个凄美传说——舜之二妃娥皇、女英及其泪下沾竹而成的“湘妃竹”。

镶嵌、点缀这类别样笔墨，确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互文性叙事特效。

诚如吕启祥先生所说：“犹如莎翁笔下的朱丽叶，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她们各自身后带着本名族文化的长长的投影，凝集着本民族文化的花萃精英。

”[3]可见，“闲话”不闲，“小品”不小。

（五）它们是曹雪芹其人及其生活时代文化风气的反映和写照。

如同吟诗作赋乃是拥有高层次文化而又有闲的古代文人、雅士、名流的独特风采与普遍风气一样，清谈游赏也是自魏晋以来风流名士的独特风致与普遍习气。

曹雪芹也不例外。

这可以从王人恩《红楼梦解探》一书关于曹雪芹的个性风貌探究，曹雪芹生前交游往来的好友敦诚、敦敏兄弟及张宜泉等人的赠诗、笔记，《红楼梦》中最具名士风度的艺术典型——宝玉、湘云、妙玉及其诗意人生和形象塑造可知。

《红楼梦》立意为“闺阁昭传”，所以，曹雪芹一方面将自己的性情、趣味投注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身上，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所熟悉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等素材创新锻铸变形，并移植到家庭之内大观园中众儿女们的日常生活中，谱写了丰富多彩、生动逼真、诗意盎然的趣闻轶事。

所以，大凡大观园中儿女们结社吟诗，相聚清谈的精彩叙写，并非空穴来风，亦非向壁虚构。

至于小说中写到品评的高下、谈论作诗的“三昧”、击赏古人诗作的心得妙悟，以及谈玄悟禅、品茗论画、品人论世等，更可以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传奇小说和诗论、词论、曲论、小说评点等著述中找到类似说法。

正因如此，蔡义江先生才说：“与其说小说是为了‘闺阁昭传’，毋宁说是为文人写照。

”[1]8（六）其笔墨的庄谐雅俗、文白曲直，因人而异、因事有别，真是依腔设调，恰如其分，绝不千人一腔，千篇一律。

蔡义江先生在论述《红楼梦》中诗词曲赋的叙事意义时，特别强调“这里的关键在于小说中的诗词曲赋是从属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述的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脂批所谓“中亦有传诗之意”，进而提出“按头制帽”（即因人而异）和“诗即其人”（即借诗写人）的见解。

依笔者之见，《红楼梦》中的清谈小品文字，也具有这方面的叙事意义和美学意蕴。

天分高明的宝玉品评“女儿、男子”的境界，自然迥异于热衷功名投机钻营的贾雨村、冷子兴之流谈论“正邪两赋之人”的品位。

再如，光风霁月的宝黛二人借禅交心的襟怀灵慧，又岂能与借谈佛论道以行奸趋炎的虔婆道姑相提并论！请看下面一篇“清谈”笔墨：宝玉豁然开朗，笑道：“狠是，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