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读后感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读后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先生前后时逾二十年方功成，可见此书为先生学术生涯之重要作品。
全书阅过，大略有几点体会。
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文，从陈端生生平入手，极尽考据之能事，同时运用西人治学思路，最终完成。
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涉及历史人物数量上，都有过之而不及。
汉魏两晋南北朝距今千载，佛道之争，儒学辚压，再有隋唐之后本身存在的门户之见，历史本貌早已被涂上一层又一层油彩，不复本貌。
但先生以严谨之态度，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及历史典籍中，一点一点还原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大体面貌，所引之书，具有可查，后世之学，有了研究佛教史的路径。
本书的体例上，不拘泥于传统的史学著作方式。
而是以时间轴为线，同时对重要人物进行单章讲解，重要思想和经典之嬗变进行全面剖析，从而使佛教初入中夏时的发展脉络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展现。
佛教因何在我国出现纷繁复杂的多种面貌？这其中有多种原因。
一是佛教本身。
释迦牟尼涅磐之后，几百年间，不立只言，不塑一像，只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哲学，中间必然造成对于教旨的歧义和纷争，僧团在经历过几次大的分裂之后，最终形成大乘和小乘两大流派，两个流派中又因为对于真如、禅定、戒律等的不同理解，形成更小的宗派，因此佛教在印度日渐式微也是必然之事。
二是本土化之影响。
佛教输入中原之前，中原固有的术数、阴阳、鬼神等信仰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以至于儒教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大量参杂了上述元素后方为帝王及平民所共喜。
佛教自然也不能避免的依托于术数，讲究轮回报应等佛教本无之义，可以说，佛教传入伊始，便与其原貌发生巨大变化。
三是译经传入时间及数量之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各大教派已基本成型。
但进入中原的顺序并未按照佛教本身发展之顺序，同时某一本经会出现多个译本，因此造成教义的抵牾十分普遍，也造成最初佛教宗派之混乱，如《成实论》本为小乘之作，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大乘之学，且盛行南北；地论宗早已形成后，《华严经》晚出，北方经师发现其中有地论宗未尽之意，遂取而用之。
《再生缘》研究
《再生缘》研究
【摘要】：《再生缘》是清代乾隆时期一部杰出的弹词,被陈寅恪誉为“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郭沫若更将其与《红楼梦》并称为“南缘北梦”,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从女性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对《再生缘》作了解读。
作品通过孟丽君的传奇经历不仅冲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也表达了女性对于从政的渴望,书写的是古代女性的政治梦。
孟丽君的为官经历,体现了古代女性的官场想象,同时也展示了女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苦苦挣扎,这与独特的创作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章对《再生缘》的艺术特色作了解析。
作品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即以孟丽君的经历为中心,表现了古代女性的抗争,带有鲜明的女性意识。
作品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见长,通过对主人公孟丽君心理的细致描写,不仅加剧了矛盾冲突,为全书增添了悬念,而且使整部作品更具韵味和深意。
全书构思精巧缜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大胆、独特的布局使情节虽然看似离奇,但却符合生活逻辑,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第三章对《再生缘》的传播与接受作了评价。
《再生缘》问世后一直备受大家关注,以此为题材的重写及影视改编层出不穷,在各个时代这部作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文/余英时近偶自友人处借得海外油印本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书，据所附“校勘表”知原书亦为油印，固未尝正式出版也。
此书流传情况至为不明，书成年月，遂亦无明确之记载，然稍考书中所附载之诗及案语，则知此书实作于1953及1954年之间，兹请先证明成书年代：陈先生于《蒙自南湖作》诗中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是知书成之际上距陈先生在蒙自时已逾十六年，陈先生原执教清华大学，其南迁时间与北大同。
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之《书成自记》云：“二十六年秋......学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
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
文学院暂设蒙自...... 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
......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
”则陈先生此诗必作于二十七年滞留蒙自之数月间。
自二十七年下推十六年为西历1954年。
又书末附诗两首之序言有云：“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癸巳为1953年，盖陈先生听读《再生缘》之时也。
今按此书考证甚繁，决非短期内可成之作，陈先生双目失明，材料之搜集与爬梳，处处须有人为之助力，则所需时日必更长。
书中有一处记考证之经过云：“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
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
搜索研讨，终知非是。
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可见此书非仓猝可成。
今姑推定此书之写作始于1953年秋，而成于1954年，虽不中当亦不甚远也。
英时之所以如此龂龂于年代之考定者，固不仅出于对先生考证学之倾慕之忱而故为东施之效颦，而实亦由于成书年代之确定足以反映陈先生撰述之动机及其时代之背景，关系陈先生近数年来身陷大陆之思想状况者，至大且钜。
陈先生云：“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
”今英时草此文亦犹先生之意也！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故一则日：“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
陈寅恪为何轻视“民主”：未能够挽回道德沦丧的局面
陈寅恪为何轻视“民主”：未能够挽回道德沦丧的局面核心提示：在他看来，民主论者虽然时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风俗颓败，道德沦丧的局面，不值得去探讨。
本文摘自：孔子研究院网站，作者：曹景年，原题为：《陈寅恪先生的儒学思想》【编者按：】陈寅恪先生资质过人，读书甚多，吴雨僧以其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然此与先生之风骨节义相较，犹为次一等事。
今年逢陈先生诞辰双甲，本刊特设专栏纪念。
曾子逐日三省其身，凡志儒业辈，最须反省者为传习与否。
而斯文传续，端赖读书人之切己自反与去就取舍，概言之，即体认与践行是也。
先生之体认或有不足，然对儒家道德理想之持守罕有其匹。
读先生之书，省一己之过，亦一快事也。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家，他学识广博，治学精深，其研究成果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主要精力虽用在史学考证方面，对思想史哲学史较少关注，如他自己所言：“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又云：“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但实际上，在很多重大的思想史的问题上，陈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深刻性足以跟专治思想史者相媲美。
尤其是儒学方面，陈先生虽然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也无意参加相关的学术争论，但其著作中对儒学的历史现状以及优劣都有明确的判断和认识，本文拟就陈先生的儒学思想作一述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儒家思想具有历史之通性儒家学说影响中国几千年，虽然它有很多历史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具有贯通历史之永恒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本精神。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
回顾1961年关于《再生缘》的讨论
维普资讯
云梦学刊
２ ０ 正 ０６
在郭沫若的系列论文中， 对于 《 再生缘 》 文本 的研究所 占内容并不太多， 和许多曾经被湮没的古 代作品的早期发掘整理一样 ， 这次有关 《 再生缘 》
贞（ 寄外 书 ） 之谜 》（ 月 ２ ６ ９日 ） 《（ 、 再生缘 ） 附
录一 ： 陈端生年谱 》 ８ ７日 ） 《 再生缘 ） （月 、（ 附录
收稿 １期 ：０ ６ ０ — １ ３ ２ ０ —４ ２
史上 值得 记述 的一页 。
二、 再生缘 》 《 研讨 的主要成果
作 简 谭 文（ ５ ， 湖 岳阳 洒 理 学院 文 教 系 任， 要 究 为当 七 文 与 革 学。 者 介： 解 １ ０ 男，南 人， 南 工 中 系 授， 主 主 研 方向 代十 年 学 文 文 ９ 一）
二 ：关于范荚充军伊犁 的经过 》 ８月 ７日 ） 《 （ 、 有
关 陈端 生的讨论二三事 》（ ０月 ５日 ） 《 于陈 １ 、关 云贞 （ 寄外书 ） 的一项新资料 》 １ 月 ２ （０ ２日） 。而 发表于次年 １ ２日《 月 羊城 晚报 》 《 了 （ 的 读 绘胜 阁续稿 ） （ 与 雕菰楼集 ） 则是这组系列论 文的余 》 波。当然 ， 此期 间花 费他更 多精力 的 ， 是对 《 再生
春风 ， 使冷寂的文坛激起 了波澜 。我粗略翻检 了一
的今天 ， 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 ， 对于 中国当代学术 下 ， １６ 年 ５ 仅 ９１ 月至 １ 月期 间， 《 ０ 在 光明 日报 》 上 史 的研 究 是一项 很 有意 义 的工 作 。 发表的对郭沫若论文给与响应或者与之商榷 的文 《 再生缘 》 研讨 的始末 章还有齐敬的 《 关于陈云贞 》 张德生的 《 、 关于改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高中起就一直深深印在我心里。
在应试教育阶段，我们有太多的束缚，难以去实现先生所说的学习精神。
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反倒会有不被束缚的不适应，有太多自由的空间，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忘了去好好经营，以至于思想的空洞，精神的无力，我们一边抱怨着大学课程的种种不合理，一边又不采取行动去独自克服这些问题，随波逐流，理想早已不知去哪，人生漫无目的，直到毕业了才恍惚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太多的大好时光，大学给我们的自由没有让我们精神上独立，我们给了自己太多的放纵。
大二了，回首过去发现自己真的有太多的不足。
我翻开这本书，细细品读，渐渐地被吸引，也想慢慢地体会陈的孤独与快乐，时间的力量使我与先生的内心世界能够靠得稍近一些。
我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先生，他的思想人格都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书主要记叙了陈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即1949-1969，可以说，此书对时间的截取是煞费苦心的，这是一段我们不该忘记的时间，同样也是一段难以叙述的历史，要写一位传奇如陈这般学人的这段历史，更是难上加难，而作者在书中对历史事件的严谨描述，对人情冷暖的细微刻画，对书稿资料的整理引用，无不令晚辈读者钦佩之至，这仿佛是陈之思想与精神活化、延续、光大。
先生曾用“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来形容自己晚年的处境。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三岁，距他离开这个世界尚剩下6年零7个月的时间。
如果身体的残疾和病痛的折磨已经使年迈的陈寅恪雪上加霜，那么精神的摧残和生理机能的非人折磨对于一个衰残的老人来说就显得更加不堪忍受。
文革中陈寅恪所在的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上曾有如下的文字，这里不妨抄来作为陈寅恪晚年悲惨处境的一个注脚：“历史系陈寅恪，一级教授，反动史学祖师爷之一，以研究唐代史出名，今年七十九岁。
本人是前清的探花，曾到日、美、德、英四国留学，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了出来，他一直态度恶劣，广大革命群众确实对他愤恨之极，鉴于他已七十九岁，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面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简介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简介余英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毕业于哈佛大学。
以下便是店铺为大家所带来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的相关资料，希望各位会喜欢!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生平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生于天津。
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
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
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
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
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
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
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
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文集《余英时文集》是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英时。
这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五卷。
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学人与学术。
《再生缘》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再生缘》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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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文/余英时近偶自友人处借得海外油印本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书，据所附“校勘表”知原书亦为油印，固未尝正式出版也。
此书流传情况至为不明，书成年月，遂亦无明确之记载，然稍考书中所附载之诗及案语，则知此书实作于1953及1954年之间，兹请先证明成书年代：陈先生于《蒙自南湖作》诗中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是知书成之际上距陈先生在蒙自时已逾十六年，陈先生原执教清华大学，其南迁时间与北大同。
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之《书成自记》云：“二十六年秋......学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
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
文学院暂设蒙自...... 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
......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
”则陈先生此诗必作于二十七年滞留蒙自之数月间。
自二十七年下推十六年为西历1954年。
又书末附诗两首之序言有云：“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癸巳为1953年，盖陈先生听读《再生缘》之时也。
今按此书考证甚繁，决非短期内可成之作，陈先生双目失明，材料之搜集与爬梳，处处须有人为之助力，则所需时日必更长。
书中有一处记考证之经过云：“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
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
搜索研讨，终知非是。
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可见此书非仓猝可成。
今姑推定此书之写作始于1953年秋，而成于1954年，虽不中当亦不甚远也。
英时之所以如此龂龂于年代之考定者，固不仅出于对先生考证学之倾慕之忱而故为东施之效颦，而实亦由于成书年代之确定足以反映陈先生撰述之动机及其时代之背景，关系陈先生近数年来身陷大陆之思想状况者，至大且钜。
陈先生云：“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
”今英时草此文亦犹先生之意也！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故一则日：“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
”再则曰：“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
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 ”其二则为借《论再生缘》之书而感慨世变，以抒发其对当前政治之厌恨之情，此层则为本文后节所欲三致其意而暂时不能不搁置者也。
兹请先申论其感怀身世一点。
陈先生自抗战初期即患目疾，而当时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双目失明。
以先生之“绝世才华”及其史学造诣之深，又值最能著述之年(病目时大约才过五十)，而遽失双目，其内心之痛殆不可以言喻。
此种病苦积之既久，自不能不一求倾吐，而《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遭遇颇有可以与陈先生相通者，此《论再生缘》一书之所以作也。
故《序文》中有云：衰年病目，虚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
承平拳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夫陈端生为乾隆时写弹词之才女，而陈先生则当代隋唐史之权威，前者中年殂殁(陈端生卒时约四十余)，后者寿逾从心；前者生当清代太平鼎盛之日，而后者则遭逢近世离乱之秋，二人身世之不相侔者亦已多矣!今并而论之，果有说耶?英时细绎《论再生缘》一书，知陈先生之所以深感”于端生者盖有数事焉：其一则同为“禅机蚤悟，俗累终牵”，致所欲著逑者终不能成。
此点但引陈先生原文一节即可以明之：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
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
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
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壁，遗憾无穷。
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此节所以叹息于端生者，句句皆自伤之辞，文显义明，固不待详说。
然其间犹有可得而深析微辨者，吾人平昔读陈先生之专著，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近年山版之《元白诗笺证稿》，颇怪其自谦太过，止于称其著述为“稿”；自今视之，则陈先毕之自谦，盖有由焉!推先生之意，殆欲于晚年融汇其毕生治隋唐史之所得，写成钜构以勒为定本。
以先生之才识“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
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
”至于“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决非全壁，遗憾无穷”者则自况病目后之著述如《元白诗笺证稿》及存大陆出版之《历史研究》中所发表之数篇论文也。
窃又疑“俗累终牵”之语固不仅指病目之事，而尤在暗示撰述环境之不自由，《元白诗》等稿之续成已颇为勉强。
此说虽似太凿，但若与后文比观，则不得不谓之信而有征矣!其二感于端生之“绝世才华偏薄命”，遂不能自抑其哀思。
夫端生之夫队累谪戍，及遇赦归，未至家而端生已卒，此诚可谓之薄命。
至若陈先牛则少时以世家子弟游学四方，归国后执教清华大学，名满天下。
虽五十以后双目失明，而学术界固犹拱之若连城之璧。
抑更有进者，吾国名史家而目盲者在前有左丘明，在后有钱大昕；辛楣病目已在衰暮，固似视陈先生为差幸；而“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遭遇较之先生固更有令人同情者在也。
今以先生拟之于端生之薄命，得毋不伦之甚邪?虽然，此固先生之所以自许者，陈先生自述其读《再生缘》之别感中有云：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
然陈端生以铯代才华之女子，竞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
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之乐，幸而为男。
”(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
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诫”一语。
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变起，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团，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云：故国遥山八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
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莺隔世听。
锺阜陡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
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诗成数年后，果有芦沟桥之变，流转西南，致丧两目。
又于“北归端恐待来生”下自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岂是蚤为今日谶’耶!噫!”复云：“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意‘蚤为今日谶’矣!”观乎此，则陈先生之所以吊端生之薄命者，亦正所以伤自身之飘零也。
其自比于端生，犹别有一旁证焉！陈先生于解释才女戴佩荃题端生织素图次韵诗“颇耐西南渐有声”之句后，进而日：“然寅恪于此尚不满足，姑作一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读者姑妄听之可乎?”此所谓“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者，据陈先生云：“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西南渐有声’者，即指是言。
”实则端生夫谪不归，深闺独怨，当其父赴云南临安府同知之任时，携之同往，借以稍减其别凤离鸾之感，此亦情理所可有者，未见其如何特别“大胆而荒谬”之处也。
陈先生于此郑重言之，殆毋因处处以自身之遭遇与端生相比拟，突发现此一特殊相同之点，而不敢自信，遂作是语耶?故后文论《再生缘》中“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疑与云南气候未能相符时，复下一转语曰：“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英时按：此引号系原有，殊为奇特，然亦无以解之也。
姑志之以存疑)，颇呈奇观。
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临安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
”其三则感于端生之生不逢辰，故前引文中已有“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之语，意谓端生以才女而生当“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时代中，无怪其遭逢坎坷，抱恨以终也。
陈先生于论及《再生缘》之思想时云：“端牛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陈先生之所以于端生之不能见容于当世，一再致其叹息者，实以彼自身今日之处境殊有类乎才女之在往昔。
故文末有云：“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
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
”合而观之其意不亦显然欤?昔王国维先生自沉之后，陈先生尝撰有挽词一篇，其序言中论王先生之死困有云：当一文化变迁之时，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承受此文化之量愈闳，则所感之痛苦亦必愈深．今按陈先生本人亦正是深为中国旧文化所化之人。
当王观堂先生死时，彼已有“神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曹皆苟活。
”之感触，则在今日其内心之痛苦，更不言可知矣!《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极沉痛之文字，而颇易为读者所忽略，兹迻录于下，以供参证焉。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
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挂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页78)吾不知今日中国大陆士大夫阶级中由于“善应付此环境”而致“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徒读此等文字后作若何之感想。
吾读此文则似觉眼前有‘贤而拙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如陈寅恪先生者，由于不胜其历史文化之重负及因之而生之痛苦感，而渐有趋于消逝之象。
抑又有进者，今日大陆贤而拙之士大夫“恐止陈先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借用陈先生论端生语)而此一人或少数人又必四顾茫茫，虽欲求一知已而不可得焉。
于何征之?曰：此可由陈先生论端生之妹长生之语知之者也。
陈先生之言曰：观其于织素图感伤惓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呜呼!何其言之哀，使人不忍卒读，以至于如是之深且切耶?虽然，此已不仅为自伤，而实别有触于世变，即本文之所欲深论者也。
陈先生论庾于山与汪彦章文词之美尝云：庚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英时案：吾人若取陈先生论庾汪之文者以论陈先生此书，亦殊无不合之处。
习读陈先生之学术著作者，当深知先生行文向极简洁，不事枝蔓。
独《论再生缘》一书之体裁与以往之撰述迥异其趣：其中不仅随处流露家国兴亡之感慨如前文所已备举者，且起首结尾皆以此类感慨为始终。
先生治史颇究心于文体，而往往有精美之论，则此书之别成一格必有深心存乎其间，可不待论矣!或者有人焉，以吾说为不足信，而视陈先生之感慨不过抒其一已之哀思。
然试以先生所谓“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之旨衡之，当知其必不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