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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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

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

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

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

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

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

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

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

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

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

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

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爲長歎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

至於馮君之書,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据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僞;然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蓋僞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僞材料,若逕認爲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産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僞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爲一真材料矣。

陈寅恪的_不古不今之学_

陈寅恪的_不古不今之学_

・专题论文・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Ξ罗志田内容提要 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一段自述向存争议,其所涉及的古典与今典,迄今尚乏共识。

遵从陈先生自定的标准,要确定其所用何典,目前似不可能;其全句的准确意思,或亦不必“论定”。

但仍可钩稽相关论述,借诠释此语之机,探索其思想学说,期对其治学处身之道,有稍进一步的“了解之同情”。

从其对中西体用关系的处理,可看出他关于“国粹”的开放观念。

他一生基本研究中国历史上文化碰撞和文化竞争明显的时代和议题,以“法后王”的取向,作“古为今用”之尝试,希望能对当代中外文化融合有所推进,体现出一个学人极有分寸的“爱国济世”之苦心。

关键词 陈寅恪 中西体用 国粹 民初思想 古典与今典陈寅恪的文字表述向存争议,部分因为其学术自定位偏于学术的“提高”,而无意于“普及”,故所论多针对有造诣的学人,较少针对一般读者。

①而其行文也未必像一般认知的那样缠绕,不过稍更注重余音绕梁一面,与今日文尚简白之世风不协。

读书而不思之人,或难体会其深意。

其实陈先生常在文字活泼上下工夫,有时兴之所至,还会故作“戏言”。

②不过他在试图活泼之时,仍不忘文字之工拙,无意为大众说法;其出语半庄半谐之间,往往隐含深意,甚至故意考校读者的解悟能力。

不过,陈先生此类文字,亦常在文中预留破解之启示。

若稍用心玩味,则其文字意趣之隽永,或尚在多数人之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陈寅恪曾特别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Ξ①②陈寅恪曾撰文为韩愈之“以文为戏”辩,他以为,若“就文学技巧观之”,韩愈那几篇语涉神怪之谈、“邻于小说家”的文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

更引柳宗元“俳又非圣人之所弃”的见解,将此类“文备众体”、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表述方式上升到“有益于世”的高度。

陈寅恪著,程千帆译:《韩愈与唐代小说》,《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0—443页。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新课程教学改革指出“以学论教”,强调学生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呈现的情绪状态、交往状态、思 维状态、目标达成状态。[2] 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 体地位的实现需要教师起到科学的引导作用。在明 确项目任务,做好情境创设后,在学生的整个学习 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评价机制,巧用激励性评价。
2022年第04期 51
教学研讨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 王彦成 பைடு நூலகம் 浙江省定海一中
项目化学习是基于素养落地的教学实践。主张 实现以讲授为中心的课堂向以探究学习为中心的课 堂的转变。旨在通过核心问题驱动引领学生的思维 路径,培养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 分解、互助学习,增加团队合作意识,在实践中提 升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使学习活动走向研究型、 合作型、自觉型、主动型。[1] 其中问题驱动教学的 理念,合作沟通、探究交流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多维 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技能的全方位锻炼,既能优化课 堂教学效果,满足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可以 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基于此,在课堂教学 中引入项目化学习成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必然趋势。
神入角色 六国王孙故旧 六国文教风俗下的小民 抨击秦政的文人
边疆民族
内部宗亲、守旧文人
……
变数 谋变生乱 王令不达 惑乱人心 武力入侵 诸侯分封 割据重演
应对
举措
制度、军备、政令统一
郡县制、道路交通
经济统一;文化统一 半两钱;度量衡器;文字统一;法令、户籍;
文化统一
严刑峻法、以吏为师
抵御;征伐
设置郡县;修长城
教学研讨
激励性评价最好按问题分层,按照学生的学习梯度, 进行项目激励;对于学弱群体充分使用,鼓励其课 堂参与度;对于优等生可以适当引领思维,使项目 探究走向深化。只有逐层深化的项目推进,才能锻 炼学生的思维,提升课堂的精度。以问题的延展度 引领学生的思维路径,对于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 深化知识理解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激励性评价要 运用到项目探究的过程中,做到过程中评价,评价 中引导,引导下推进。如对两宋儒学复兴这个子目 的了解:梯度性的问题引申,类比性的问题设计, 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理学化的儒学不仅再次成为官方 哲学,而且其影响力扩展,成为中国人乃至东亚民 族的精神准则,处世之道;其逻辑力增强,弥补了 汉代儒学的逻辑缺陷,走向思辨化、哲理化。儒学 就这样随着时代演进、更新,增加了新的内涵。项 目研究的逐级推进在完善知识结构、增强思维训练 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了解之同情)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

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

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读书笔记篇一:《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呈现了一个纷繁的文化盛世,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

它用严谨的取材精确地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将古今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渗透了古典文化,打通融合,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充满了哲思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

《中国哲学史》主要内容概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冯友兰老先生讲哲学之于中国与宗教之于西方作了简单的比较,西方人将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当作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中国人却将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当成精神基础。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科学不断发展,冯友兰老先生在书中写道:“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

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

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

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

”而相较之下的哲学却并不受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

”无论是对于信奉宗教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于推崇哲学伦理的人们来说,假如这个世界上宗教已经达到最高价值没有什么能够再弥补它的存在,那么人们宗教意识的淡薄和宗教的逐渐淡出的确令人感到惋惜。

但是事实却是哲学相较宗教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能达到更高的价值,因为比起宗教来说,哲学更直接更纯粹,直击生活的智慧与真理。

哲学在中国能够取代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的重要性。

在对哲学与宗教作了一番深析后,冯友兰老先生随后阐述了中国哲学的问题与精神。

他认为中国的哲学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出世的哲学,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入世的哲学,中国哲学应该是既出世又入世,既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实用而不肤浅。

这些在人们看来都是对立的反命题,而将这些反命题统一起来就是中国哲学所追寻的,所要解决的问题。

冯友兰老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求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文化概论考试

中国文化概论考试

一、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方法(一)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既要注重文献资料,又要注重理论方法。

没有理论指导的文献,是零散的文献;没有文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课余时间,既要注重阅读原典,也要注重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及史学史的阅读。

(二)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二、再以鲁迅先生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为例,了解批判继承的重要性。

《四库全书》的编纂,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清廷的刻意篡改,版本较差。

而且,清政府借助纂修《四库全书》,销毁了大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献。

对此,鲁迅先生曾有论及:“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

全毁,抽毁,剜[wān]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册,P188)另外,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还谈到:“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鲁迅全集》第六册P191)注释:清代文献学家陆心源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注:书帕本是明代官样例行礼品,多数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三、几本较有价值的参考书目: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版;2、《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2001年版;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2001年版;5、《史记》,中华书局三家注本(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或中华书局2006年版简体横排本。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股市上,陈寅恪、吴宓、顾准和胡适这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他们被戏剧化和轶事化。

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了流行一时、人云亦云的门面话,这边厢思想家们纷纷出来论证自己第一个发现了顾准或者陈寅恪,正如那边厢文学界的“后主们”为“后新时期”的发明权而挥老拳。

然而,谁又真的去读他们的书,谁又真的在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思想的脉络和语境(context)呢?这些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的歧路一样的人物在死后是怎样被接轨到自由主义的通往天堂的大路上(因为据一位新权威主义的发言人说,所有自由的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就更是我等所不能理解的机密了。

正如唐德刚所说的,“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

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

现代―modern,用30年代上海的俗话说,就是“摩登”。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然而,同时代张天翼小说《从空虚到充实》(《荆野先生》)里的人物则以为,modern应该译作“矛盾”。

信然!胡的“知己”(我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胡为蒋效死这个意思)蒋介石称颂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正好说明了他人格上的modern(矛盾)。

20世纪90年代在西亚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则有原教旨的自由主义。

在这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谱系里,通常被中国的自由主义奉为祖宗的胡适也是旁逸斜出,而非正宗了,因此只能重新从哈耶克出发,接上亚当·斯密的秘宗香火。

我偶然翻阅《鲁迅全集》,有一篇厨川百村的《说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与当今原教旨主义的诠释略有不同。

然而,一则译者是鲁迅,二则作者非英美人,因此他“与其完成自由主义的哲学,倒不如编纂自由主义的历史,要有效得多”的观点,我知道是作不得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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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
……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
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
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
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
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
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
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
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
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
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
不过相对问题,
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如某种伪材料,
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
固不可也。

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
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
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

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
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
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

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
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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