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沧浪诗话》中“尊唐抑宋”观点的建构
《沧浪诗话》中“尊唐抑宋”观点的建构作者：陈旭宏来源：《牡丹》2017年第08期严羽借助《沧浪诗话》中构建的以诗歌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为代表的具有完备体系的诗歌理论，传达了其“尊唐抑宋”的诗评观点和立场，成为后人论述唐宋诗歌的理论依据和观点滥觞。
它建立在严羽广博的识见和阔大的气度之上，经过了层层推进和细致的论述，尽管略有瑕疵但也流芳千古。
宋代诗话繁兴，大都近于随笔。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最有系统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以诗话形式探讨诗歌艺术理论进入自觉阶段。
整部诗话以其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所建立的诗歌理论体系为基础，品评自宋以前的中国诗歌传统和品第优劣。
它在开启以禅论诗和“盛唐诗歌经典化”序幕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尊唐抑宋”的诗评观点。
这一观点的建立首先是以严羽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依据，其次才是其据理的辨别和最终观点的完善。
一、《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沧浪诗话》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构成，分别论及诗歌的基本主张、诗歌的体制、写作方法、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及对诗篇的考证辨识。
诗话结尾还附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先书》，其中对诗话的主旨和意图作了补充说明。
严羽《沧浪诗话》内部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有学者将其分为本体论、诗体论、主体论、技法论和方法论五部分。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繁杂，因为仅分为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就可将之囊括，且基于诗话本身的题材和严羽的意图而言，这三部分也是最主要的，即为诗正名、教人写诗和辨诗。
诗歌本体论涉及对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诗歌是吟咏情性的，讲究兴趣。
此处的兴趣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创作手法，即起兴；二是诗歌的风格特征，即那种含蓄的、有韵味的诗歌品味。
此处的趣味并非近于滑稽一类，而是指文中所言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蕴藉性。
禅宗视野下的《沧浪诗话》再探析
36（下）2018.10《沧浪诗话》与禅宗之关系一再地被谈论，其中，“以禅喻诗”成为它的标签[1]3。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12一句话就道明了禅宗与诗学密不可分，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是“妙悟”。
“悟”是禅宗的基石，也是禅宗追求的目的。
严羽前半句是对于禅宗经典的洞见，后半句对于诗道的论述见于全篇文章。
严羽讨论诗道在“妙悟”不错，但是要结合他对于“悟”的理解。
佛教禅与禅宗认为达到悟的途径是不同的，从而亲近于佛教禅的北宗与被尊为禅宗正统的南宗也有不同的修行的方式：北宗主渐修，南宗尊顿悟。
严羽单是举出了诗道、禅道在“妙悟”，可是是由何种路途到达的？诗人悟之前的存在状态都指向模糊。
需要进入到《沧浪诗话·诗辨》中，上下文把握，才可探寻出严羽的理路根据、思想倾向。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开头就规定了学诗要追寻的源头是汉魏盛唐诗，这些诗可使学诗者“不失正路”，从而“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1]1。
“谓之顿门”，郭绍虞解释为：“顿悟之门，佛家以迅疾证悟为顿悟。
”使佛教在中国土地上落地开花的六祖慧能，目不识丁，依靠在日常生活中的修为达到悟。
这一悟往往需要一个禅机，禅机临至，即刻自悟、立刻见佛心[2]。
因为禅师的日常生活在普通人看来和他们之间没有两样，所以禅机也如突然而至，这一悟也便为顿悟。
“单刀直入”也是南宗中经常使用的禅语，形容要促成悟的状态，与顿悟相关联。
按照严羽对于学诗理想状态的阐述，文章中“妙悟”是靠近于顿悟一派。
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严羽接着往下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1]26诗有“别材”“别趣”，若按照禅宗解，一切意志行动所要追寻的都不在可观可触的现实世界中，而是超越文字语言表达，佛家悟后的第一义。
从诗家角度说，诗传达给人的也绝不桎梏于眼前文字中，总是要超越语言符号，而带给人形而上的慰藉。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对唐诗的品评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对唐诗的品评作者：黄梦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30期摘要：《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关于诗的理论著作，是整个两宋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其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
其中“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沧浪诗话》的总纲；“诗体”主要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是严羽的批评实践，呈现的是其作为整个《沧浪诗话》总纲“诗辨”中的众多诗学观念，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方面展开基本观点。
而“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相对其他四篇来说，“考证”较为琐碎，偶尔也反映作者的一些文学观念、文学思想。
本文主要研究《沧浪诗话？诗评》中对唐诗的品评，其中涉及具体作品、作者等等。
关键词：《沧浪诗话》；诗评；唐诗纵观当今学界对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别材”、“别趣”、“妙悟”、“以禅喻诗”等理论的研究，对“诗评”中的具体批评实践涉及较少，事实上，“诗评”中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标准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严羽的诗学理论诗具有很重要的价值的。
下面我们就从《沧浪诗话·诗评》中有关唐诗的内容来阐述我的观点。
《沧浪诗话·诗评》是严羽对诗歌史和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批评，其中主要涉及诗歌的时代特点、风格及风格的变化、作者人格及具体创作等一系列问题，总共有五十则。
对于唐诗的品评共计有三十一则，分别是（以下原文都选自严羽《沧浪诗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一、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
如是此，方许具一只眼。
二、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
三、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
四、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已有一二可入盛堂者，要当论其大概耳。
五、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沧浪诗话》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沧浪诗话》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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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精选推荐
沧浪诗话《沧浪诗话》的宗旨就是总结晚唐以来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发展历史，揭示诗的本质特点，树立盛唐的榜样，以矫正宋诗末流之弊。
在这种写作动机指引下，严羽对诗的美学特征，以及为什么要倡导以盛唐为法，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一、从“别材别趣”到“妙悟”所谓“别材别趣”和“妙悟”，是严羽在《沧浪诗话》当中所揭示的诗歌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包括他的诗歌的创作和鉴赏特点。
严羽为什么要提倡诗歌的“别材别趣”，要揭示诗歌的“妙悟”特征？这是有着他的鲜明的针对性的。
严羽所处的南宋末年，宋诗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出来，当然一代自有一代之美，宋诗和唐诗相比有它的特点，比如它重视议论、重视说理，变得味同嚼蜡。
诗歌的美感作用一旦消失，自然也就无从实现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的功能。
当然，这种风气的形成与宋代整个社会思潮，特别是理学的兴盛有关。
理学讲究以理入诗，讲究在诗当中议论和做学问，所以宋诗和唐诗在这点上是明显的不同的。
严羽熟悉唐诗，他推崇唐诗的兴象风神，对宋诗的这种以议论才学作诗的特点是大为不满的。
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的《诗辨》当中就说了这么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非常有针对性地指出：诗歌是另一种题材或者说作诗歌的才华不同于做学问，所以“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也就是说诗歌的才华和诗歌的体裁和读书做学问是两种方式，诗要讲兴象风神，而读书讲的是一种穷理尽性，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所以严羽顺便还说到“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是另一种、别一种趣味，和说理议论有所不同。
话说回来，严羽认为诗人并不是说不读书，但是读了书之后，不是说要把书的知识和理性原封不动地放到诗歌当中去，所以严羽就说到了“古人未尝不读书”，古人也不是不读书，也不是说不穷理，但是他们在作诗的时候“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在诗中不露痕迹。
严羽认为这是作诗的上品。
严羽接着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从《沧浪诗话·诗评》对李杜的评价探讨严羽的诗学理念
从《沧浪诗话诗评》对李杜的评价探讨严羽的诗学理念贾瑞芬【摘要】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主张以汉魏盛唐为师,尤其注重以盛唐为法,明确提出论诗以李杜为准,并认为李杜诗歌是盛唐时期的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境界.其中《诗评》用较大篇幅分论李杜二人迥异风格的方式,对后世李杜并重观念的形成影响深远.【期刊名称】《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2)001【总页数】4页(P46-49)【关键词】《沧浪诗话·诗评》;严羽;盛唐;诗学观念【作者】贾瑞芬【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人，生活在南宋宁宗朝及理宗朝前期。
严羽的诗论主要有《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迁书》，其中前五篇被后人称为《沧浪诗话》，《答吴景迁书》亦是《沧浪诗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严羽虽为宋人，但他却不满于本朝的诗歌风尚，在他看来，宋代的诗歌主要沿着由初期的继承唐人到苏黄二人的背离，最终在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的努力下回归唐诗的路径向前发展。
严羽认为，回归唐诗传统是正确的，但唐诗又有不同的传统，其价值又有高低之别，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选择了晚唐诗歌传统，这在严羽看来是不正确的，他一直主张“以盛唐为法”，并奉其为至高准则，他进一步指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同时，严羽认为李杜诗歌是盛唐气象的表现，而且在艺术水平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境界，由此可见其对李杜二人的推崇。
一、“李杜优劣论”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李白、杜甫二人的名字可谓灿若星斗而与日月同辉，他们是诗歌史上并驾齐驱的明星，也是后辈文人无法企及的高峰。
后人在不断地学习效法中也对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争论不休。
随着朝代的不断更迭，文学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更，某种文学思想潮流的盛行势必对文人的文学评价标准产生影响，而不同时期文人对于某一历史问题的评价也会形成一时的文学思想潮流，李、杜二人所受到的褒贬抑扬就随着文学观念的差异而不同，受重视程度亦存在差别，这种差别早在《旧唐书》就已有之，乃至于成为后来“李杜优劣论”的肇始。
《沧浪诗话》阐释与评价
《沧浪诗话》阐释与评价摘要宋代诗话种类繁多,作品丰富，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中的精品,是宋代最系统、最优秀的诗话论著。
针对诗坛上“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主张,严羽以盛唐诗为楷模,并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吟咏情性”、“妙悟说”和“兴趣说”,尖锐批判了苏、黄诗风、江西诗派、四灵及江湖诗派,同时也抨击了理学诗派,深入分析了诗歌的缘情本质、诗歌创作的思维特点、诗成之后的审美境界，探讨了“什么是诗”、“如何学诗和作诗”的问题，把诗歌引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沧浪诗话；吟咏情性；妙悟说；兴趣说《沧浪诗话》阐释与评价严羽的《沧浪诗话》以艺术论对抗工具论，以情感性纠正学理性，是一部优秀的诗学理论著作，从艺术形式方面为我们指出了什么样的诗歌是真正优秀的诗歌，并确立了盛唐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一、诗歌的本质：“吟咏情性”诗言志，这是从《诗经》就开始的传统，《沧浪诗话》的理论落脚点正在于此，使得严羽以极大的自信为诗正名。
《沧浪诗话》论说的诗歌审美特征，首先就是以情性美为其标志。
严羽认为，诗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是“吟咏情性”。
《沧浪诗话》开宗明义第一章《诗辨》试图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
”这段文字构成了严羽诗学观念的基础。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表明严羽对诗歌的认识很有辩证意味。
严羽认为诗歌与书、理无直接关联，但又不能因此而废学、废理，否则诗歌创作就无法达到极致。
严羽认为真正伟大的诗人是多读书，多穷理的，但在诗歌的创作中则将书与理消化尽，能够采用诗歌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情感。
“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诗歌通过形象表达情感的思维方式。
严羽所说“诗者，吟咏情性也”也就是“吟咏情性”是诗歌的本质内容。
《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
《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摘要: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宋代诗学著作的代表，提出了诸如如“妙悟”、“熟参”“取法乎上”等理论术语，对古代诗话、词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严羽的《沧浪诗话》也萌发了分体、辨体的意识，尊体、破体、辨体是《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本色”及“以盛唐为范”等内容，本文试对其进行一番探析。
关键词:《沧浪诗话》;文体;辨体;诗辨作者简介:孟开元(1991.5-)，男，汉族，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人，四川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宋人论辨文体，渊源已久，自梁任,P的《文章缘起》始，溯古诗之源流，辨别各类文体，并通过辨别诗体来推崇其诗学主张，这种做法，一直是诗坛上的常见现象。
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辨别先秦以来各类诗体十二体。
粗浅的概括了各类文体之别，严羽也不例外，在《沧浪诗话》中专列《诗体》一章分为以时而论、以人而论、以有韵无韵而论、以风尚而论的标准将文体分为，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谢体、徐庾体，王杨卢骆体少陵体，有全篇双声叠韵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等各类文体。
其后又说:“今人作诗;差人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
市嫌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这里所说的“家数”正是各种文体，他认为“家数”之分而后才知知优劣书》)”之别。
以上这些辨体的方式和做法体现了严羽清晰的辨体观念与辨体意识。
一、“辨体”的含义在宋代一直就有“文章以体制为先”[1]的说法，至于何谓“辨体”，《文体明辨》徐师曾认为，“辨体”是随着文章学的发展，而发生的:“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故类愈增。
(《文体明辨自序》)”[2]明人徐师曾认为，辨体即“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经典作品的辨析，溯清各类文体、风格、体貌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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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邓新跃【内容提要】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沧浪诗话》；盛唐诗歌；宋代诗学严羽《沧浪诗话》是整个宋代诗话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著作，也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的最大影响是在标榜格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的经典化。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宇文所安教授认为：“《沧浪诗话》的流行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把盛唐诗经典化了，盛唐诗从此成为诗歌的永恒标准，其代价是牺牲了中晚唐诗人。
虽然盛唐代表诗歌高峰的信念可以一直追溯到盛唐时代，但严羽给盛唐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权威，一种类似禅宗之正统的文学之正统。
绝对的诗歌价值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历史时刻，这种观念，或好或坏，一直左右着后世读者对诗歌的理解。
以盛唐诗为正统的观念时不时受到谨逊的限制或激烈的反对，但它始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其他见解都围绕着它做文章。
”①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侧重于强调诗学批评中存在着某种凌驾于具体创作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与典范，这种标准与典范首先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上，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具有某种最典范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该体裁的创作具有整齐划一的时代风格，而这一风格则是超越时代的典型范本，必然成为后世长期师法遵循但永远无法达到的创作楷模。
对这种典型范本的归依与膜拜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格调派诗学复古的潜在内涵。
首先，《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从贬抑宋诗新变的成就，重新思考诗歌发展路径开始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也是宋代诗学批评辨析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
在严羽确立盛唐诗审美规范之前，北宋诗人黄庭坚、陈师道试图从中唐诗人杜甫、韩愈的刻意锤炼、辞必己出出发来奠定宋诗的崛奇拗峭、朴拙生硬的诗风；南宋诗人如陆游、杨万里试图从古诗及唐诗的美文传统中寻找新的审美规范来补救江西诗派末流的枯瘦艰涩、拗硬奇险的弊病，但是他们所景仰与效法的只是中晚唐诗歌的清新自然、圆转流丽的诗歌风格，与严羽取法乎上，效法盛唐的雄浑雅健、华采空灵的诗歌风格迥异。
尤其是宋代诗人对传统儒家道德气节价值观与以美刺讽谏为中心的诗歌政治功能的强化，冲淡了其文学风格论的独特的诗学意义。
故《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诗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
”②《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尤其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的基础上的。
严羽在论述具体诗体上，如：“五言绝句中，众唐人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
”尤其是论宋诗演变发展及其与唐诗的承继与新变非常深刻：“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
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
”他明确批评苏、黄与江西诗风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诗之至此，可谓一厄也。
”③他从整体上肯定了唐宋诗之间的明显而又巨大的差异，把宋诗当作与唐诗完全不同的审美规范的产物，并且在两种不同诗学取向之间作出非常鲜明的价值品评，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卖弄学问，堆砌典故的习气非常不满，是对张戒的“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的继承与发展。
严羽指出论诗的风格不宜倡导“雄浑雅健”，因为“健”字只宜于文而不宜于诗，是对诗文体制风格特征的深入细致的辨析，是对江西诗派以文为诗倾向的刻意防范，他说：“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
毫厘之差，不可不辨。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他认为苏轼、黄庭坚的诗，相对于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正如未师从孔子之前的勇而无礼的子路，过于劲健与雄壮，缺乏的是浑成自然、含蓄蕴藉的气度，不符合“气象浑沌”的审美标准。
严羽反对以“健”论诗，语出刘克庄称引张嵲语对黄庭坚的批评：“鲁直自以为出于《诗》与《楚辞》，过矣，盖规模汉、魏以下者也。
……其古、律诗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
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
”（《后村诗话》）如果说严羽主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对江西诗派后学淆乱诗歌体制的针砭的话，王士祯对于盛唐诗歌风格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人所效法的空疏肤阔的唐诗的批判与对王、孟、韦、柳含蓄蕴藉风格的推崇，则是对明代格调派的矫枉，其立论的目的各异，而其对于唐诗风格的辨体意识则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严羽批评江西诗派学唐是变而不得其正的话，那么他批评当时的江湖诗派则是学唐而不得其门而入。
严羽倡导盛唐诗歌的“正眼法藏”，更是直接对四灵师法晚唐诗的反动。
严羽首先以禅喻诗，从宏观的诗体演变的角度为诗歌发展史伸正黜变，他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先树立了评判的标准，然后就对南宋后期诗风批判道：“正法眼无传久矣。
唐诗之说未倡，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
今既倡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严羽认为，当时四灵与江湖诗派诗歌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学唐取向上的误导，为此，他呐喊疾呼，以图起衰救弊，使诗歌复归于“正法眼”，他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沧浪诗话·诗辨》）四灵本以倡导“唐音”自命，可严羽认为四灵专宗晚唐姚、贾是误入歧途，是导致当时诗学流弊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严羽认为，宋诗三百年的发展路径是完全错误的，学唐者也是在沿袭唐诗的流弊。
对宋诗特征与创作成就的否定，为严羽辨唐宋诗体制、树立尊唐抑宋的话语权威，尤其是为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奠定了理论前提。
其次，《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显示了严羽试图在理学思想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
宋代理学家打着宣扬性命义理的口号，认为诗歌只是“艺焉而已”（周敦颐语），是供人娱乐的玩物，在“学诗用功甚妨事”（程颐《二程遗书》卷18）的极端观点下，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理学家偶尔也吟诗作文，可大都搁置诗歌艺术特征于不顾，一味于诗中谈性议理，忽视了诗歌作为独立的文体所具有的基本审美特征，完全沦为了阐述理学思想的工具。
朱熹对于文道合一的明确论述在宋代道学家的文论中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他说：“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
’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
”（《朱子语类》卷139）严羽《沧浪诗话》的辨体批评主要从诗体艺术形式与风格的角度出发，论诗往往舍弃经典，与刘勰、韩愈等人首先标举“明道尊经”大异。
《沧浪诗话》中除《诗体》中有“《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一句之外，更无称引《诗经》之处，根本没有涉及到《诗经》的经典示范意义。
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倾向构成了《沧浪诗话》的最大的诗学意义，就是在宋代理学话语背境下寻求诗学批评超载于儒家道统外的独立的存在意义，谋图建立一种与“道统”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诗统”。
严羽的这种意图与努力，是宋代诗学日趋专业化的产物，对于儒家道统的话语权威是具有颠覆意义的。
《沧浪诗话》代表着一种想在儒家正统道统之外，另建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一种努力，这种诗学话语体系的存在的根基就在于，必须承认有独力于儒家理学话语之外的自成体系的诗学的存在，这种诗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体系、权威系统与批评话语，应该是自我满足而非依附性的存在。
也许严羽是无意的，但他的这种试图挣脱理学话语约束的努力及其在明代诗学批评的重大影响，都昭示了他的反儒学的本质，而以禅喻诗只是其批评手段之一。
最后，《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也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也蕴涵着理论的误区，具有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与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诗学批评突出地肯定诗歌审美特征，把审美特征的兴衰演变作为考察与评价前代诗歌成就的标准，与宋代理学影响下的诗学批评强调政教伦理有明显区别。
如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开篇就明确标榜“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就明显受《沧浪诗话》的影响。
从现代文艺学的角度看来，严羽《沧浪诗话》具有独到的批评史意义。
我们从明中后期以理学家为主体的唐宋派、清代标榜宋儒理学的思想家以及代表清代官方正统舆论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学批评尊唐风尚的贬抑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所以我们认为，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包含有自觉与宋代诗学批评乃至宋型文化立异的因素，在其本质上带有动摇宋儒理学思想的意义。
但明代诗学批评家在继承严羽的辨体批评理论的同时，都忽视了他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
严羽论诗，首在辨别家数，曾自诩道：“辨家数如辨苍素，方可言诗。
”在《答吴景仙书》中又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
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诗最高目标为逼真古人而不能辨：“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被郭绍虞讥评为“依附影响，立论殊谬。
不特诚斋、白石耻言之，即醇正如水心、晦庵，亦不为此言也。
”④这种对理论上的背谬的长期的忽视昭示了我国古代诗学批评逻辑严密性的薄弱。
这也是明代诗学复古理论与辨体批评之间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长期使得明代人的诗歌创作、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三者之间处在一种相对分裂状态而无法调和，于是我们在研究明代诗文批评时就可以看到这种颇有意思的现象：严格的复古的诗学理论长期制约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可是以严格的复古理论为基础的辨体批评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成就，而辨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所带来的唯古是尊与申正黜变的诗学观念，又反过来制约了明代诗歌创作的发展，诗歌创作的日趋孱弱与诗学批评的日趋细密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过无论是创获还是流弊，这种数百年间的巨大的影响力都是严羽本人所始料不及的，正如清人所说的：“（严羽）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