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他是一位这样的引路人_忆王瑶先生_刘增杰
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作过这样比较详尽的 陈述：“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 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 1980 年 9 月初，主持单位邀请相关出版社编 辑、高校、研究机构的代表，在安徽黄山召开了现 代文学资料会议，具体讨论了编辑三种丛书的原 则与任务。 三种丛书即：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 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 乙种：“中国现代作家 作品研究资料丛书”； 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 资料丛书”。 落实编选任务的时候，讨论到“中国 现 代 文 学 运 动·论 争·社 团 资 料 丛 书 ”中 的 《抗 日 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 料》一书时，会议冷场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 他，却没有人站出来认领任务。 会场里不时还能 够听到有人低声地议论：战争环境下，资料丢失 太严重，搞起来困难……。 片刻沉寂后，会议主持 人之一的王瑶先生，突然抬起头来，微笑着望了 望我说：‘刘增杰，你们单位人多，承担起来怎么 样？ ’我那时已经答应了编《师陀研究资料》等作 家研究资料的任务，却对从事解放区文学资料编 选没有思想准备。 听到了王先生的问话，我支支 吾吾，讲了一些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等理由进行婉 拒。 没想到，针对我列举的理由，王先生竟逐条作 了‘反驳’。 他说，对研究对象不熟悉，不是理由。 你下点功夫不就熟悉了么？ 还说，编选史料的学
长达一年听先生讲课，以及每个月到先生寓 所讨论问题， 不时地听听先生三言两语的点拨， 收获良多。 在课堂上，先生从绪论讲起，一直讲到 了建国十年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原原本本， 实实在在。 在思想受压抑的年代，先生对某些文 学现象的阐释，虽然难免从俗，沿用了某些流行 的说法，但从总体上看，王瑶先生仍然保持着内 心的强大，精神上的坚韧，有着学术开路人的胸 怀与魂魄。 教学上，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 如下几个方面。
读王瑶在两次运动中的“检讨书”
读王瑶在两次运动中的“检讨书”作者：钱理群来源：《文学教育》 2015年第5期钱理群，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
198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
钱理群一.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的王瑶检讨书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1]但在内部为这次会议作准备的高教部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里，却对北大教授的政治态度作了“积极”、“落后”与“反动”三大区分，王瑶被认定为“落后分子”的代表，并有如下评价：“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
1952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评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
对副教授、11级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9级仍然不满。
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写文章赚稿费。
”[2]这大概就算是一个组织结论吧。
但王瑶却毫不知情，他还沉浸在知识分子会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号召所唤醒的新的希望里。
1957年3月12日，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勉励，听到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上的讲话，更增添了学术研究的信心。
正是在1956—1957年上半年短暂的相对宽松环境里，王瑶完成了两篇重要论文：《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与《论巴金的小说》，尤其是前者，是充分发挥了他的学贯古今的学术优势的。
1956年同时出版了王瑶三部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中国诗歌发展讲话》《〈陶渊明集〉编注》《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学者王瑶的形象似乎再度浮现出来。
但王瑶仍是清醒的，他很快就在中国政治形势的微妙变化里发现了某些让他不安的迹象；于是在北大党委召开的鸣放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后，就沉默了。
王瑶：魏晋风度
王瑶：魏晋风度(1)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2004年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
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
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
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
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
”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
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回忆，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
他走起路来，口得口得作响。
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
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
“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
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拜，我想这是原因之一。
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
”老友曾对王瑶下过一断语：有名士气。
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上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一次陈先生给王瑶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时也就当之无愧地称起了“梦家兄”，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同学：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书生” 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
“苟全性命于治世”
“同志们：我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着很多毛病的知识分子，我的主导思想一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1951年11月，结合“三反”、“五反”，全国文联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又称“洗澡”运动。王瑶是重点批判对象。
钱理群等人以为，魏晋风度的清峻通脱，也与王瑶的气质性格吻合。分析他身处的时代背景，陈平原认为，“对于抗战中撤退到大后方的读书人来说，中古的魅力某种程度在于南渡的心境。”
《中古文学史论》的问世，奠定了王瑶在学界的地位。1949年春，他与韦君宜、杨述夫妇在北京重逢。他的春风得意令韦君宜恍若昨日：“临走时，他一边飞身上车，一边笑着说，你们别以为教授都是老头子。现在，教授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如飞而去。”
《周刊》上的时评，彰显了他对政治的热忱与判断力。比如《西安事变》一文，在只能读到中央社片面简讯、“对张学良的动机和主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他“根据过去事实的推测”，“这并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的叛变与内战”，很可能是“为了要对敌抗战，为了反妥协外交”，“对蒋作最后谏诤”。
1937年1月底，王瑶在第10期与11期合刊附录上，刊发《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本月12日校长出布告说本卷周刊‘抑且愈多乖谬’，‘着自即日起停止出版’”。
关于王瑶这次学术上的转型，弟子们说法不一。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乐黛云（北大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孙玉石（北大中文系教授）表示，那是受外部牵制。
1949年，全国实行高校教学改革。“新文学”成为中文系一门主课。由于师资不足，王瑶在清华改教这门课程。在一无助手、二缺相关书籍的条件下，他自编课本，这即是《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由来。1952年，中央大规模调整全国高校院系设置，清华将文科各系并入北大，吴组缃、王力、王瑶等也从清华调入北大中文系，他仍讲授“新文学”。
作为史家的王瑶与陈寅恪学术路径之交集蠡测
想 的文 学 史研 究 ： “ 它 的 性 质应 该 是 研 究 能 够 体 现
一
定历 史 时期 文学 特征 的具 体 现象 ， 并 从 中 阐明 文
学 发展 的过 程 和它 的规律 性 。 某 些典 型 的现象 既 同 时代 背 景 和社会 思 潮有 联 系 ， 又 同文人 的生活 与作
了解 古 代的 时候 ， 便 难免 不发 生若 干误 解 。这 里所
谈的‘ 新变’ 便 是一 个 例子 。” 随后 对 “ 新变” 一 词 的
“ 史迹 ” 作 了详 细 钩沉 与 阐发 。其 中 的论述 如 “ 可知
作者简介 ： 仲济强 （ ］ ９ ８ ｌ 一） ， 男， 山东 ｌ 临沂 人 ， 北京大学中文系 ２ ０ １ ３级 现代 文 学专 业 博 士 研 究 生 ， 主要 研 究 方 向 为现 代 文 学 。
摘 要 ： 王瑶与陈寅恪不仅有师承关 系， 而 且 在 学 术 路 径 上 也 交集 颇 多 。 总 体 而 言 ， 二 者不 仅 在 求是 这 一 学术 目的 上 颇
为相合 ， 其 实现 这 一 目的 的 学 术 路 径 ， 诸如“ 从 史 实 中 求 史识 …‘ 了 解之 同情 ‘ 内热 的 心 情 ” 等， 也很 是 类似 。
两 人 的交集
与 鲁迅 的交 集 ， 王 瑶相 关 自述 颇多 。在《 （ 中古 文 学史 论 ） Ｅ ｔ 文 版序 》 中， 他 这样 谈 论 自己心 目中理
瑶 文 章 中复 现 率 极 高 ， 王 瑶也 以“ 研 究 历 史 最 重要 的就 是要 实 事求是 ” ⑤ 为 金针 度 于弟子 。 但朱 自清抵 达 “ 求是 ” 目标 的学术 路 径 ， 却 与王
吉林省延边二中2022届高三语文第一次阶段性考试试题【会员独享】
延边二中2022～2022学年度高三第一次阶段性测试语文试卷本试卷分第I卷〔阅读题〕和第II卷〔表达题〕两局部。
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第一卷〔阅读题共70分〕甲必考题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何为国学何为国学？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个世纪起就争论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太笼统、太模糊，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本不可用〔“学无分中西〞〕，作为一个时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又边界不清，因此建议不用或“缓行〞。
然而，事实上这个概念已广泛流行，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与其建议不用或“缓行〞，不如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争取对其内涵和外延达成根本的共识。
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根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
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
将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笼统、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略同于“古学〞、“旧学〞或“国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和、总称。
我们通常说的国学，是指近代分科之学形成之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或者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六艺统四部〞，“国学者六艺之学也〞。
中国古代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主张天地人贯穿、文史哲贯穿、儒释道贯穿、真善美贯穿、道学政贯穿……而以成人之道为中心。
“通〞是以类分为前提的，中国传统学术分类集中表达在图书典籍分类中。
?汉书·艺文志?将中国古代的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隋书·经籍志?形成了经、史、子、集四局部类法的雏形，以后不断调整、完善，至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总目?，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
史料映照下的学者转向与作家命运
史料映照下的学者转向与作家命运一个人（储安平）、一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一本周刊（《观察》）切入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于2007年任教厦门大学，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议论。
到厦大教书后，谢泳的研究对象有何变化呢？这本《现代文学的细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可以说，此书展示了作者最近10年研究趣味与研究对象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论述，二是近身之学的关注，三是对旧体诗尤其是陈寅恪旧体诗的研究。
先说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我在厦门主要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课，所写文章也多是这个方向的。
”在这方面，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其实就是根据这门课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的。
本书中《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这篇论文即这方面的力作。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主张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应该重点关注大学校友通信录、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后的批判集、域外逸文等方面，主张学者应该尽可能地拓展史料的范围与广度，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门槛，进而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
为了呈现史料的重要性，作者还举了刘盛亚《再生记》事件。
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在讲述批判运动时，绝大多数文学史都会涉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的历史事实。
不过，在萧也牧遭到批判之前，重庆作家刘盛亚其实就已经遭到了批判。
对这一点，绝大多数文学史都未涉及。
而在作者看来，刘盛亚和《再生记》的命运更为典型，更值得进入文学史的视野。
原因有二：第一，刘盛亚曾留学欧美，思想倾向偏于自由主义一面，由此可见建国初期左翼作家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而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只是左翼作家内部的斗争。
第二，《再生记》中，小说涉及国民党的军队时，还曾将其称为“我们的军队”，这就涉及时代变迁下称谓的转换，当然也涉及作家在新时代下的转换与调适。
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之外，作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还明显表现出对近身之学的偏好。
百年中国人文学统三个历史人物——从王国维、王瑶到王元化
有一个大学者陈寅恪。陈寅『各留学十六年，从哈佛大学
到柏林大学，在世界名校学他所喜欢的人文学问，却不
要任何名校的学位文凭。陈寅咯这样的人至今仍是奇
迹。他认为，公元前４世纪的先秦和古希腊相比，我国的 文化遗产明显缺少纯粹的艺术和纯粹哲学。 中华民族有丰厚的政治、伦理典籍，就其性质而言，
（二）
青年王国维是２０世纪初把现代学统演绎得很纯正 的第一人。这主要是指王国维从１９０４—１９０８年间的学 术表现。 不妨从他对学术的理解谈起。 他说过：“生一大文学家胜过百政治家。”这是就文 学家对人类文化建树所起的作用而言。在１９０４年前，在 中国文化史，除了王国维，似乎谁都没有这般说过。这说 明文学乃至文哲之学不仅成了他生命价值的所在，而且
（三）
有人问，为什么如此强调青年王国维？ 王国维生年不长，１８７７年生，１９２７年自沉昆明湖， 享年五十。就他对学术人生的价值体认而言，似有两个 王国维：青年王国维和晚年王国维。他对学术人生的理 解确实有断裂。这断裂可以辛亥革命后的１９１２年为界。 １９０７年，罗振玉介绍他到朝廷学部任编译馆主修。・他的 屁股开始与朝廷坐一条板凳，吃皇粮，吃了后确实会发 生变化，宛如智者所说“屁股决定脑袋”。１９１ １年辛亥革 命爆发。王国维担心革命也会革到他，他觉得北京不安 全，就跑到上海。到了上海也觉得不安全，又跟罗振玉去 日本。在日本期间，王国维修改了年轻时的人生选择，不 再研究纯粹的文哲之学，转而研究经世之学。１９１７年， 他写了一篇文章《殷周制度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 学家，比如侯外庐、郭沫若，都对此佩服得不得了。因为 他竟把上古政治制度建构的秘密，从天书般难读的甲骨 文中挖了出来。但王国维说，此文所以好，因为有经世之 意。“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关键词，不是坊间语
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摘要：1.王瑶简介2.《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背景和意义3.《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主要内容4.《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正文：王瑶，原名王蕴璋，字瑶卿，江苏吴江人，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教育家。
他生于清末民初，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
他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史著作，对于研究中国新文学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王瑶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开始撰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100 余万字，涵盖了从1917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的新文学的发展历程。
王瑶在书中以详尽的资料、严谨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对新文学的历史背景、思潮演变、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被誉为“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书中详细论述了新文学的诞生、发展、繁荣和变革各个阶段，特别关注了新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新文学的革命性、人民性和时代性。
此外，王瑶还对大量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价，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重要作家，以及《狂人日记》、《阿Q 正传》、《子夜》、《家》等代表性作品。
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新文学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深远。
首先，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新文学史的专著，奠定了新文学史研究的基础。
其次，它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为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
最后，它对于推动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提高人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史家的王瑶与陈寅恪学术路径之交集蠡测仲济强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作为史家的王瑶与陈寅恪学术路径之交集蠡测仲济强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作者：仲济强来源：《云梦学刊》 2014年第6期仲济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摘要：王瑶与陈寅恪不仅有师承关系，而且在学术路径上也交集颇多。
总体而言，二者不仅在求是这一学术目的上颇为相合，其实现这一目的的学术路径，诸如“从史实中求史识”“了解之同情”“内热的心情”等，也很是类似。
关键词：概念史；从史实中求史识；了解之同情；内热；陈寅恪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4）06-0011-05收稿日期：2014-10-10作者简介：仲济强（1981- ），男，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级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小引：朱、鲁交集之外的王瑶谈及王瑶的学术路径，论者一般多从“师朱法鲁”的角度来追溯其资源，强调王瑶与朱自清、鲁迅两人的交集。
与鲁迅的交集，王瑶相关自述颇多。
在《〈中古文学史论〉日文版序》中，他这样谈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
某些典型的现象既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同文人的生活与作品有联系，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
”在《治学经验谈》中，他又如此授人以渔：“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和分析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
”。
其实，这段话也被王瑶写入《中古文学史论》的《重版题记》，以用作对鲁迅学术路径的概括。
由此可知，对规律的执着与对现象的抉发是王瑶与鲁迅的交集。
然而王瑶在对“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和分析中”所采取的方法却并不是鲁迅的翻版。
谈及朱自清的学术方法，征引最多的便是这句：“搜集材料，寻出那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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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谢泳
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说肯定是无奈的。
1952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7卷第49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949年，王瑶是36岁。
王瑶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小4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任讲师。
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
王瑶的典型意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以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
当时王瑶32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1946年1月29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
初试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4位。
同年4月4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112、1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瑶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
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
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瑶先生纪念集》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本领。
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的制约。
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页）。
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
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
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
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位。
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
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气质。
王瑶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40年代又入了民盟。
用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
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很高傲”。
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人。
1948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
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
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祟尚自由的人。
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文集》497页）。
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集》507页）。
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
这种庆幸可以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来。
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
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在50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
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我们理解。
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
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
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王瑶当时的处境，从他1951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一斑。
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文集》602页）。
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
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
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
晚年王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著述更伟大的力量。
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
”（《文集》642页）痛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