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

《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已于近日公布施行。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就婚姻法有关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作出的第一批司法解释。

一、起草《解释（一）》的过程及有关背景２００１年婚姻法公布后，为了更好地理解、贯彻和执行这部法律，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就开始了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工作。

考虑到婚姻法规定的新制度及新内容较多，审判实践中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予以解决，原有的司法解释也需要清理、重新研究。

如果要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司法解释，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短期内将难以出台。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根据审判实践需要，分批作出司法解释。

这次出台的《解释（一）》，就是其中的第一批。

司法解释草稿完成后，我们在法院系统内，由院、庭领导亲自带队，到各地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各级法院同志的意见，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政部、妇联等有关部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还分别到全国各地就司法解释稿向全国各地人大代表征求意见。

对于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有些内容，已经被最后定稿的《解释（一）》所吸收和采纳。

为了从理论上更好地丰富和完善条文的规定及表述，起草小组还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二、禁止家庭暴力、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问题1．对婚姻法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中“家庭暴力”的理解。

纵观世界各国，反对家庭暴力的运动及组织很多，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而在我国，反对家庭暴力，尤其是反对针对女性实施的家庭暴力，只是近年来才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作为课题加以研究的。

应该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尚有分歧，婚姻法及《解释（一）》中规定的家庭暴力问题与人们正在研究的反对家庭暴力运动中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也不尽一致。

具体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对暴力行为实施者和被实施者的范围理解不同。

国际上通常是将家庭暴力理解为发生在夫妻之间或者是形成共同生活关系的男女之间，并不包括对家庭其他成员实施暴力。

而我国婚姻法及《解释（一）》中家庭暴力所包含的内容，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或发生在形成共同生活的男女之间，对其他家庭成员也可以构成家庭暴力。

其次，对家庭暴力内容的表述不同。

国际上通常认为家庭暴力是对人从身体、精神、性等三方面实施暴力行为。

对《解释（一）》是否要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和理解，将性暴力单独列出与身体、精神暴力共同规定，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与国际通常采用的说法相一致，赞成单独列出。

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将此单独列出，因为对性方面实施的暴力，完全可以体现为对身体、精神方面造成的侵害，故不用再明确指出，赞成这种意见的居多。

由于《解释（一）》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并不是与目前社会上研究的范围完全一致，并不单指夫妻之间的暴力，还有对子女等家庭其他成员实施的暴力，采用三者并列的方法并不妥当。

所以《解释（一）》吸收了多数人意见，没有将此问题单独列出，而是认为性暴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两方面规定加以适用和解决。

再次，对构成家庭暴力行为所要求的程度不同。

有些国家对构成家庭暴力行为的限制性规定很少，使得这一概念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

许多在我们看来很轻微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其他国家所指的家庭暴力，有些观点甚至认为夫妻之间彼此冷漠、不理睬等精神方面的表现也构成家庭暴力。

而我国婚姻法及《解释（一）》中则采取较为慎重、稳妥的方法。

由于一旦认定构成婚姻法及《解释（一）》中规定的家庭暴力，在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调解无效时，就会成为判决应当准予离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涉及到请求损害赔偿问题，所以在认定上应该适用相对严格而客观的标准。

《解释（一）》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要求必须在客观上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才能予以认定。

家庭成员之间偶尔发生的争吵、打骂，不能一概作为《解释（一）》中的家庭暴力来对待。

关于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虐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要比家庭暴力更严重，家庭暴力只是虐待等诸多表现中的一种，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问题。

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践中存在着如何认定这一规定的问题，例如何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对此有何限制性规定，认定构成同居关系是否要求有时间上的明确期限等。

《解释（一）》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从几方面加以限制，即属于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对外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采用“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的表述，明确了我国婚姻法在此问题上所调整的关系限定于发生在异性之间。

这就将那些有配偶者与同性之间形成的同居关系，排除在婚姻法调整范围之外。

如果有配偶者与其他婚外异性公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则属于重婚，可能构成重婚罪，应由刑法和婚姻法等有关规定调整，所以要求对外“不以夫妻名义”相称。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纵使双方对外不以夫妻名义相称，根据法律规定及实际情况，人民法院有时也可能会依法认定其构成重婚，这时就已不再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问题了。

另外，在认定构成同居关系时，应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双方关系的稳定程度等方面进行把握。

就该条规定的有关问题在征求各方意见时，大家的分歧较大。

有人建议规定出一个明确的期限，双方共同生活达到规定期限的，即可认定为构成同居。

在《解释（一）》出台前，我国已有些地方的法院就本地区审理此类问题作了时间上的界定。

也有人对此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双方共同生活处于持续、稳定状态的，即可认定为构成同居，而不应该机械地规定一个固定的期限。

具体认定时，由法官结合个案案情，正确地作出判断。

考虑到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会导致规定并不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反而不利于具体案件的审理，现在《解释（一）》的规定，相应地给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对法官的公正执法能力及法律素质都要求较高。

三、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有关问题婚姻法在坚持结婚必须登记的大前提下，针对我国存在着大量男女双方未经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现实国情，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在第八条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目前我国有些地区，许多非当事人原因造成的无法登记或登记难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因交通不便、所居住地方未设登记机关以及办理结婚登记机关搭车收费增加当事人负担等，使得许多人索性不办理结婚登记，而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举办一些仪式等，就算是结婚，周围群众对此也予以认可。

如果严格地按照一律以登记作为确认合法婚姻关系的标准，会将许多人划入同居关系的行列。

据统计，有些地区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人数占当地应当登记结婚人数的比例达半数以上，一律都不认同其共同生活关系的合法性，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立法规定的补登记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法律规定补登记制度后，如何体现这一“补”的特点，就落在对补登记是否承认其有溯及力的问题上。

如果不承认补登记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具有溯及力，那么补登记与初始登记将没有区别，一样都是自登记领取结婚证后确立夫妻关系，也就无所谓“补”登记了，这种认识与立法本意并不相符。

遵循立法本意，《解释（一）》对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的，承认其补登记具有溯及力，对其婚姻效力可以向前溯及到双方均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时。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的，人民法院如何处理？按以往的做法，除了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外，一律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解释（一）》规定，对不属于事实婚姻的同居关系，当事人要想作为婚姻关系对待的，补办结婚登记是必要前提和惟一手段，必须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

同时，对事实婚姻的确认问题，与以往相比，《解释（一）》也有条件地适当放宽了限制。

四、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中相关问题的理解1．有权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和请求撤销婚姻的主体资格问题。

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权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体除婚姻当事人以外，是否包括利害关系人，法无明文规定。

婚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当事人私人生活领域，法律不应过分干预，也不应允许其他人任意干涉。

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已经严重侵害和影响了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时，就应依法受到限制。

基于这种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思想，《解释（一）》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采取了不同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提出，但对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要有严格的限制；请求撤销受胁迫婚姻效力的，只有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当事人本人才能依法提出，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提出。

《解释（一）》有条件地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以期能够在尊重当事人私人生活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由于导致婚姻无效的事由是法定的，即由于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达法定婚龄等原因造成的，从这几种情况看，对社会风气及其他人都可能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有些甚至已经严重地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允许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请求。

不过出于对当事人个人生活的尊重，对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应该严格限制。

在四种无效情形中，除因重婚而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利害关系人还包括基层组织外，其余一律都仅限定在当事人的近亲属范围内。

在可撤销婚姻问题上，我国的立法与国外有所不同。

国外许多国家规定的属于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较多，诸如因受欺骗而缔结的婚姻、因误解而缔结的婚姻及因受胁迫而缔结的婚姻等都属于可撤销婚姻。

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可撤销婚姻只有因受胁迫而缔结这一种情况，比较单一。

而且，在理解关于胁迫行为的实施人与受到胁迫的人都包括哪些人时，应从广义的角度考虑，所包括的人员范围较广。

具体而言，胁迫行为的实施者除一方婚姻当事人以外，还包括其亲友，他们以对另一方实施胁迫为要挟并导致对方被迫结婚的，都属于可撤销婚姻。

同理，受胁迫者既可以是婚姻当事人，也可以是一方的亲友。

对于因受胁迫而结婚的，就可以请求依法予以撤销。

《解释（一）》不允许婚姻关系中受胁迫一方当事人以外的人提出撤销请求，一层意思是只允许婚姻关系本人提出，二是只能由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提出，实施胁迫行为的一方婚姻当事人无权提出。

作出这种规定的理由，除前述原因外，还考虑到可撤销婚姻主要是受胁迫一方因受到威胁而违背真实意愿结婚，违反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

法律赋予婚姻当事人中受胁迫一方本人可以行使请求撤销的权利，让其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以纠正错误，这些都完全可以由其本人亲自行使，没有必要再让过多的人介入。

如果胁迫行为的实施方，结婚后以自己一方当初有胁迫行为为由请求撤销婚姻的，依法不予支持。

因为其当初的本意就是要对方与之结婚，是胁迫行为的主动实施者而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不能允许其随意反悔，恶意曲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