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

“贫困陷阱”之后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核心提示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

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经济风险——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

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

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

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

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

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

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

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

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

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

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

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

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

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

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

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

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

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

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

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

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正视风险——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

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

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

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

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

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

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认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