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主 制度

古希腊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民主及民主思想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代。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δη～μοs，这个词来源甚古，迈锡尼文化线形文字B有da－mo（village 村落），这与δη～μοs是同义语。

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塞》中有δη～μοs出现，但不是旧日的线文B形式，而是由新来者从希腊语用字母写成的。

之后δη～μοs的含义逐渐扩大，由“地区”到“人民”，而后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用上了“民主”或“民主政治”，即后来翻译的德谟克拉西（δημoкρáτιа），英文为democracy。

一般认为，民主一词最早还是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1]。

即希罗多德记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历史事件时始用此词。

从词源学来说，古希腊文δημoкρáτιа（民主）是由δημos（人民）和κρaτοs（权利）两个词组合而成，含义为人民的权利，即由人民执掌政权共同治理国家之意。

后来，西方国家文字将此直译为德谟克拉西（英文为Democ racy），在近代作为政治术语使用时，内涵有所延伸和扩展，主要是指人民主权，与古代含义不尽一致。

在古希腊，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形式即政体，按近代政治术语称之为民主政体、民主政治、民主制。

而按照希罗多德及其他古典学者根据当政人数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划分政体类型的传统方法，可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及其相应的三种变态政体：实行一人统治的为君主制和僭主制；体现少数人统治的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则为民主制和极端民主制（或称暴民政治）[2]（pp．133～134）。

在本文中所说的民主，乃是奴隶占有制城邦的一种政体。

这种政体在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使其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积极影响，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据目前史料，古希腊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而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因即可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成因。

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工商业发展及独立小生产经济的稳定；平民力量增强和贵族内部的分裂；以梭伦等为代表的个人作用等等，均为雅典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历史长河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

”[3]（p．115）……尽管史学界关于原始民主因素对日后各国家尤其对雅典的影响仍有分歧，但是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

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

原始民主内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等内容[4]（pp．44～45）。

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过渡到军事民主制。

恩格斯曾将这种军事民主称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5]（p．142）。

军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这三个氏族部落管理机关，也体现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则。

总的来说，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进入国家后影响不甚相同，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

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

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

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

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

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

目前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

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

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2]（pp．183～192）。

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

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

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

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

原始民主遗蕴的影响、经济因素、平民力量增强，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

而将可能变成现实还需主观条件的配合，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活动。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命题中的“人”即应包括杰出人物。

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伦、厄菲尔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动雅典民主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

在上述客观历史条件下，这些关键历史人物推动雅典社会，从君主制发展到贵族制，从贵族制发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继续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左右，雅典贵族集体废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贵族政体，从而阻断了早期君主集权产生。

雅典的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传说中提修斯改革确立的。

而改变这种贵族政制的关键则是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这场改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

《剑桥古代史》认为，梭伦思想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公平、公正主要关涉到了社会事务[7]（p．391）。

而平民政体的第一个品种是最严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2]（p．189）。

在梭伦政体中，看来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接下来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第三点，人们说最主要地是凭借了这一点民众才获得了力量———是向公审法庭申诉的制度[8]（p．302）。

这种民主机制使雅典政治统治朝着民主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从而构建起民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稳固的社会基础。

庇西特拉图僭主时期，仍然保持了梭伦改革的势头，在公共事务上他奉行一种较之于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

他发展了社会经济，为民主政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贵族内部分裂以及社会存在的强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响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现了。

这场改革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主政治最后确立。

创造性的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形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

至此，雅典政治发生质变，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民主体制。

正是在此基础上，公元前462年，厄菲尔阿特将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降到了从属地位。

全体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雅典内外政策最高决策机构[9]（p．237）。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后不久，希波战争爆发，雅典民主政治在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稳步发展，走向繁荣。

希波战争后，雅典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工商业奴隶主势力增强。

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作坊生产发展，第三、第四等级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了。

这时期又出现一位对雅典民主政治进程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伯里克利。

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

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

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10]（p．113）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高度发展并臻于极盛。

所有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担任公职的公民开始得到货币津贴，公民都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

据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伯里克利曾演讲：“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p．130）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也说：“没有谁像伯里克利那样，能够在严厉时做到适可而止，在温和之中不失威严，他那招人嫉妒的权力，曾被称为专制独裁，如今看来，都是政体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远见、对民主的坚定信念、廉洁勤政的个人魅力，成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并有所创新的民主政体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民主进程沿着上升路线前进，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民主政治也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来雅典，以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促使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哲学、文学、雕刻等成就均居当时世界前列。

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

列宁曾把古希腊国家如雅典视为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主要也是由于它的民主政治[14]（p．50）。

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响弥漫于城邦各个角落。

但我们必须明确，雅典民主政治实质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二三百个属邦和二十万奴隶残酷压榨和剥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奴隶与外邦移民，以及附属国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实际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奴役与不公的一种突出体现[4]（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