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职务犯罪

内容摘要：所谓高校职务犯罪是指高等院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高校职务犯罪既具有我国整个职务犯罪生成的共性，但更具自身生成的典型性。通过数据分析方法定性研究近5年来高校职务犯罪案件，总结其典型生成特征，以期提出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

关键词：高校职务犯罪；典型生成；阶段性；预防机制

反腐败始终是公民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时下发生于武汉大学的职务犯罪再次被公民热议充分表明，高校职务犯罪成为了反腐败进程中最为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高校职务犯罪”一词本身并非规范的刑法用语，而是一个刑事政策用语或者犯罪学用语。所谓“高校职务犯罪”是指高等院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各种犯罪。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高校”限定于“公立高校”，不包括“私立高校”。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媒体对高校职务犯罪进行了密集的报道。在这些相关报道“新鲜出炉”后，“高校职务犯罪”可谓万夫所指。高校职务犯罪之所以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高校本身的法律定位，尤其是公民对于高校作为教育服务提供者之极高期待。“高校职务犯罪”不仅宣告了社会最后一块“净土”的“沦陷”，也带走了民众对于高校至高的道德期许。面对裹挟了太多民众感性的喧闹场面，理论研究有义务借助各种数据还原各种媒体报道中的高校职务犯罪原貌，理性分析高校职务犯罪的典型生成，找准“病根”进而做到“对症下药”。

一、近五年来“四省一市”高校职务犯罪发展情况

本文将对网络近5年公布的相关权威数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判我国高校职务犯罪的典型生成和发展态势。在研判过程中，本文设定了四个条件：第一，数据来源。本文分析的数据全部是网络上各种权威媒体报道中公布、披露以及相关司法实践部门公开发表的论文当中公开的信息。第二，分析地区。本文选取我国地域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包括“四省一市”即湖北省、浙江省、四川省、陕西省、北京市。同时，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这五个地区高校职务犯罪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是湖北省近5年来查处的高校职务犯罪无论是发案数量还是发案频度、涉及面等方面均属典型。第三，时间跨度。本文将对2004-2008这5年来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这5年作为分析的时间段，根本原因就在于这5年随着我国高校办学规模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我国高校职务犯罪进入到一个高发时期，而且其生成模式也相对定型。第四，分析事项。为了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高校职务犯罪的典型生成和发展趋势，本文设计了“涉案人数”、“涉及主要罪名”、“案件涉及的主要领域”、“涉案人员职级”、“涉案金额”、“涉案人员年龄”、“涉案人员学历”、“涉案…窝（串）?案的整体态势”等八个指标。

根据上表显示的数据来看，“四省一市”的239名涉案人员中“涉案主要罪名”当中最多的是“受贿罪”，其次是“贪污罪”，最后是“挪用公款罪”；“涉案主要领域”最多是“基建”，其次是“采购”（包括教材图书以及学生用品等采购），第三是“后勤”，第四是“招生”，最后是“办班”（包括举办各种培训班）；“涉案人员职级”中数量最多的是“处级”（包括县处级、副处级），其次是“科级”，最后是“厅级”；“涉案金额”最大单笔是600多万元，最小单笔为2.2万元，总金额最高达到1000万元；“涉案年龄”中主要为中年人，其次是老年人，当然个案中最小的仅有19岁；“涉案人员学历”以大学以上的高学历为主；“涉案…窝（串）案?整体态势”显示“窝案”和“串案”增多，并且在某些地区（如陕西省）还占了整个高校职务犯罪的绝大多数。

二、高校职务犯罪的典型生成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5年来高校职务犯罪总的来讲处于一个“活跃期”。这一趋势在短期内还不会改变。犯罪的领域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高校职务犯罪有其特有的生成特征和发展态势。

首先，从高校职务犯罪所涉及的领域来讲，最主要是“基建”和“采购”，“后勤”、“招生”以及“办班”等领域也时有发生。其中，基建领域发案率高是晚近高校职务犯罪的一个根本特征。我国高校从2000年起开始大幅扩招，从那时起算，各地高校都在扩大自己的办学规模，基础建设也相应成为了各高校的重点工作。这些工程往往是由学校特别是由高校党政领导自己决定的，因此基础建设就成为了职务犯罪滋生的“温床”。这也正是晚近以来基建中的高校职务犯罪超过其他领域的根本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相关资料显示，在高校扩招之前，高校职务犯罪并不具有这一特征。这正是高校职务犯罪阶段性的特征。

高校采购（包括后勤）环节尤其是学生用品和各种图书采购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代历来是高校职务犯罪最高发的领域之一。这是高校职务犯罪中一个比较传统的特征。“窝案、串案增多”是高校职犯罪的一个必然。这是现行高校决策机制所决定的。因为在高校的决策过程中，由党政领导决策而由中级干部执行是一种常见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高校领导参与其中，这高校的相关主管责任人员集体决策，但由于集体决策没有受到更大范围的制约，因此造成集体腐败犯罪。这正是我们看到高校职务犯罪一般遵循“主管基建的副校长（副书记）——基建处处长——相关直接责任人员”这一生成模式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数据显示，“招生”这一领域近5年来发案率相较于基建和后勤更低，但实际上也比较突出。“招生”职务犯罪严格讲来主要集中于原来的“点招”和现有的特长生招生过程当中。晚近的招生腐败更多是发生在招特长生的过程中。随着各大高校尤其是名校自主招生的权限越来越大，“招生”很可能是将来高校招生部门职务犯罪高发的领域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五到十年里，高校招生领域的发案率还会急剧上升。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陈传东才就指出，特长生招生过程中出现职务犯罪的现象，近几年比较突出。高校特长生招生涉及172个专业，范围甚广，招生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腐败。这是接下来高校职务犯罪预防的重点领域。

“举办培训班”本来是很多高等院校提供服务与回报社会的一种表现。这种培训班一般来讲并不是学历教育，而是相关人员的加强理论与实践学习的一个经历。这是近来各个高校推出的一大创收举措。本来办培训班并不存在多少问题，问题出在一些人办班后截留相关费用，以至于构成贪污罪。比如，据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披露的信息，身为浙江某学院的副处级干部、留德博士的张某某，就和另一个副处级干部甘某某采用私自截留学生交纳的留学咨询费和语言培训费不入账的手段，多次侵吞公款共计9.7万余元。从以上数据显示，这一领域的高校职务犯罪并不突出。因此，从该领域发案的频率来看，这一领域的高校职务犯罪是比较容易防控的。其次，高校职务犯罪涉及到的主要罪名是“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其中“受贿罪”在整个高校职务犯罪中发案率是最高的。这主要是因为高校在基础建设过程中牵涉到开发商与校方关系问题，因此为了争夺这些资源，行贿是一种较为便捷的方式。这是高校职务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相同的特征。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大了对高校的投资，高校自主支配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此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也相继增多。这也是高校急剧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犯罪特征。

第三，从高校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的学历层次和年龄来看，主要高学历的中年人为主，当然也有年轻化趋向。高校职务犯罪主体的“高学历”特征是现在高校人才结构决定的。所谓“高学历”是指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学习经历及其以上的硕士、博士学习经历。我国高校经过多年建设以后，高校的高学历结构已经成为了现实。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教师约123.7万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比例分别为12.3%和32.4%。另一方面，以中年人为主也可算作是高校职务犯罪主体的另一个特色。由于现在高校高职称的年轻化，越来越多的高职称中年人成为了学校各级领导，因此成为了高校职务犯罪涉案最多的群体。

第四，从高校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的职级来看，涉及到高校正职占整个涉案人数中比例不是太大，更多是担任副职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的相关人员。这是我国高校人员存在行政级别前提下具有的重要特征。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我国高校最高可达副部级，一般的省或者直辖市所属院校为正厅级单位。从发案涉及到的高校来看，更多集中在副部级院校的副职（一般定正厅或者副厅）和正厅级院校的中级干部（县处级、处级）。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人员的职责往往是主管或者直接负责基建、采购。

第五，从高校职务犯罪涉案金额来看，涉案的总金额有逐渐增大之趋势，个案中涉及的金额可以说是达到了巨大。相对于高等院校这种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这样巨大的金额是比较惊人的。这一特征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高校职务犯罪的预防机制

通过以上对高校职务犯罪典型生成和发展态势的初步研判，可以肯定的是，处于“活跃期”的高校职务犯罪有其生成的特定时代背景和生成特征。我以为，只要切实落实并健全既有的预防机制，高校职务犯罪是完全可以防控的。总的来讲，目前亟待落实和健全以下预防机制：

第一，落实和健全高校职务犯罪的内部预防机制。任何职务犯罪，根源始终是存在缺少监督的公权力。高校职务犯罪也不例外。据相关信息显示，目前我国高校内部决策模式，虽在不断改革探索中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长期计划经济下“受命办学”所形成的理念和方式，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决策的开放度不够，社会参与度不高，听取社会反馈渠道有限。决策的校内参与度也不高，特别是专家、学者参与决策的功能、途径和方式都还有限。决策权还偏于集中，没有体现“行政决策和学术问题决策相区别”，“重大问题决策与一般问题决策相区别”、“充分调动各方面人员参与决策”等特点。可以看出，高校决策权特别是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还不够民主是造成高校职务犯罪的一个根本原因。前文已述及，高校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基建等领域，因此最为有效的治标方法就是加强对高校基建的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和主管人员的监督，并以此为契机实现高校治理模式转变，完善学校（院）大事民主决策机制。实际上，这些机制都已经建立起来，只是如何有激活的问题。

我以为，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就是高校的教代会。监督的实质在于监督者能够通过相应的机制限制和制止被监督者的恣意。因此，需要首先强化教代化职能，健全学校大事由全校教师或者教代会参与决策机制。教职员工作为高校的最大多数，他们是最公正、最廉价、最有热情的监督者。发挥参与决策的教职员工代表的积极作用，是实现公正、科学、有效决策进而保证和实现整个决策公开、公正的有效方法。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前提下，逐步将决策权分解到二级单位（院、系），健全重大事项的民主议事和决策机制。在关系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重大事项上，必须先由二级单位的教代会提出并初步通过议案，然后提交校教代会通过，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执行，学校领导个人或相关职能部门只能执行学校教代会通过的决议。这能够防止学校由少数领导揽权、擅权，防止“窝案”、“串案”的发生。同时，随着我国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限越来越大，因此在实现学校教师治校的基础上，加大学校重要事项和其他信息向社会的公开广度和深度，逐步引入社会监督。2009年3月，由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新浪网对2588人进行的调查显示，98.1%的人认为，高校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单位，应尽快实施信息公开。这是从外部防止高校职务犯罪的重要举措。比如，广东省的一些大学就积极引入社会参与决策的机制，重大问题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与高校相关的热点问题（比如高校收费）实行听证制度等。还有许多高校在加强学术权力作用、加强学校法制建设、加强学校决策民主化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进而言之，高校职务犯罪的治本之策还得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逐步实现完全的“去行政化”，重新合理定位现行高校。如果将高校管理人员去行政化，管理权限大大缩小，加大学术权力，很大程度上可以杜绝学校主管人员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擅权和相关职务犯罪。

第二，加强高校党委自身建设，改善党对高校的领导方式。尽管《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一些地区的案件已经表明，不少高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大权独揽、擅自决策成为了高校职务犯罪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仅破坏了高校既有的校长负责制，更为重要的是削弱了高校党委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职能。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预防措施即亟需有效加强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拒腐防变的能力。如果说其他类型的职务犯罪是严重毒化了某一领域的社会风气，那么每一次的高校职务犯罪则会污染社会正义的源头。高校职务犯罪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危害尤其是道德危害远远胜过其对法益的侵害。在我国，高校历来被视为“社会净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频发的高校职务犯罪破坏了社会对于整个高校的声誉，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作为育人的最高机构，高校教师的行为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理应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而频发的高校职务犯罪却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这一负面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因此，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对于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