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
高考作文人物素材丨国学大师陈寅恪
人物素材——陈寅恪［人物品性］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解放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出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默秋一1909年，陈寅恪复旦公学毕业。
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
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
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
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
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不保。
陈寅恪携妻将雏，踏上了流亡之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
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但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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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2.陈寅恪晚年，在病榻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
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
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3.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
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
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
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4.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
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5.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答案《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阅读材料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先生。
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这样的读音，有人曾请教他为何不予纠正呢。
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
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在中国学术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时，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大家。
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等。
1937年，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个转向与抗战有关。
北平即将不保，父亲亡故、右眼失明的他携妻将雏，踏上流亡之路。
藏书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书籍大部分被盗。
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以论带史，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
说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为写这两部书，他曾躺在床上呻吟，对前来探视的邓广铭先生说：我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
牛津大学1939年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虚席以待。
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双目失明了。
抗战胜利了，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
陈寅恪的助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
他来后，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长袍。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以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陈寅恪的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对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探析。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体现在他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观点的坚持上。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是以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评价。
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文化与制度”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独立的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也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体现在他对知识自由和学术独立的追求上。
陈寅恪曾在《对青年学生的告别书》中提出：“要保持自己个人的独立意见，要有自由散漫的精神。
”他主张学者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被传统观念和权威压制，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
他还强调学术独立，认为学术研究应该超越政治和时势的干扰，只有保持独立的学术立场，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陈寅恪的自由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勇敢探索，独立思考。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还体现在他的学术方法上。
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不拘泥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大胆创新，提出了“史事求是”、“实证求证”的研究方法，主张根据史料和事实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他的这种学术方法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也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
2019-2020-阅读答案：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含答案)-word范文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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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史的研究卓尔不群。
②1902年，十三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黎文，1921年又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
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
他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
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
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
曹云祥同意了。
③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
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
陈寅恪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
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
擦黑板本是脏活，学生要代劳，可他一概谢绝。
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
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
他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
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
④他是一位“怪人”。
国文考试加试还是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与否及音韵学、逻辑学。
作文素材陈寅恪
作文素材积累——陈寅恪人物小传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
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经典素材拒称“大师”的大师，纯粹与淡泊，寂寞与辉煌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
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
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
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
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
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
【转】陈寅恪：后世治学楷模的国学大师
【转】陈寅恪：后世治学楷模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负气成今日，无人对夕阳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国学大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可以说是国学的标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代表人物，当初他在王国维走后为其写下的名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是成为后世治学的精神宣言。
陈寅恪的声名早已不是一个国学能概括，只要是稍微读过些书的人，大抵都是知道他的名字的，但有趣的是，他这名字中“恪”字的读音是百花齐放，读啥的都有，有人还写过近万字之文来研究出处和过往。
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kè，但我一直是读作què，原因无他，因为陈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学大师的王力先生是这样称呼他的，我也就跟着如此了；而陈大师本人对人们如何称呼他并不在意，所以，怎么读都行，现在的人们也就没必要过分的去纠正谁的读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高深。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是当年抗日战争胜利时，随校南迁的陈大师在成都患病时所写的一首诗，名为《忆故居》，想起当年在故乡的情景，如今羁旅异乡，想当年，父亲为拒绝日本人的胁迫绝食而亡，已是八年之久，如今看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百感交集，遂写下这感慨万千的诗句。
诗的颔联是陈大师的名句，也是他内心的感叹和一生的写照，他一生负气，踽踽独行，此时已55岁的他，自感已是夕阳为伴，遂心生悲凉，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掌握八种语言，36岁时即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移教于中山大学，1969年在广州含恨离世。
一个学者声名的大小，往往于政治密切相关，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至于那些心思在学术上的大师们，能有几个被人识得，如赵元任，吴宓一众，即使是黄侃这样才高八斗，当年花边新闻满天飞之人，如今也寂寞得紧。
当郭沫若为跟崇“尊李抑杜”，睁眼说瞎话，考证出茅屋冬暖夏凉，比青砖大瓦房好出多少倍时，陈寅恪是坚守自己的信仰，冷静而客观的进行学术研究，在那个大环境下，显得同时代格格不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此时的高压下，愈发更加地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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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
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
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
”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
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
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
“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
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
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
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
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
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
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
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
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
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
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
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
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长夜和青灯下的孤寂。
一、清华园的寂寞与苦心
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也主要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
秉承这样的一种理念，先生欧游十三载，学习梵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带回西人之蓬勃发展的东方学，欲在人才济济的水木清华中，倾其满腹于孜孜学子们。
讲学4年间，随先生专修的弟子寥寥可数，却因其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被学生垢病: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
先生所讲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
文、梵文的研究，冷僻之外，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要求也颇高，故少有人能接受。
面对着西人之东方学蓬勃发展与国人在该领域中的毫无建树，焦虑之情充溢于当时的许多学者的心间。
先生面临着这种令人尴尬的学术情形，也大发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带诸君洗斯耻。
对这种东方学研究落后的学术状况的焦虑，事实上隐含着先生对中国学术独立乃至民族精神独立之企盼。
历史之责任与国家兴亡之命运紧密相连。
他不但要通过求证史实积极寻找济世良药，而且还要把这种意识传达给后学，激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研究历史。
可是天不遂人愿，面对充满求知欲但大脑中对老师所讲内容又是“空空如也”的学生，焦虑之余，却又无可奈何。
先生曾反复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
……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悬想当时的寂寞情形和压在先生心头的职责感，我们就能真切地理解那回荡在清华园上空近乎“独语”的讲课声中所包含着的一个学者的学术坚守、学术期望和学术苦心。
1932年夏，先生又一次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时值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先生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因先生一家准备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试后，对仅占10%分值的“对对子”一题，立刻引发社会上的广泛争鸣，讨伐声顿时风起云涌，多数以为这是旧学的看家本领在向新文化挑战，只有微弱的赞同之音淹没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