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
晋商文化
晋商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
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
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
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
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
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
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
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
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
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
古商帮不是好榜样
１￡ ．一阵 子有 股风 潮 ， 我们 这 些古 代 的 商 僵 化 这 一点 ，恰恰 是 中华 文 化 最 把 你 日 从封历 里 出了 且奉 陈 旧最 要 不得 的地 方 。所 以 ， 不 帮尘的史请 来 ， 敬 而
为经 商楷 模 ， 礼 膜拜 。 实际 上 ， 顶 四大 商 帮 （ 晋 得 不 承 认从 古 至 今一 家 企 业 能 走
越 壮 大 ， 前去 涨 工 资 ， 提 安抚 工 人情 绪 。 我一 直 赞成 提 工资 ， 人工 资 总算 开 始增 工 加 了， 我又有些担忧 ， 但 因为 这 种 做 法本 身有
度 ，实 现产 业 资 本与 金 融 资 本 的
所 以从 这个 意义 上 说 ，胡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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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那就 是 工商 资本 的 投机 化 。
司 马 迁在 《 记 》 史 中说 ：去就 与时 俯 仰 ， 其 赢 利 ， “ 获 以
末 致财 ， 用本 守 之 。” 今 天 的话 说 ， 用 就是 跑 到 商海 中大 把
赚 钱 ， 后 回头 买房 买 地 ， 赚来 的钱牢 牢 守住 。 然 把 原 因何在 ？早 在公 元 前 ７ ０年 ， 国 的管 仲就 把 盐业 ７ 齐
完 成初 始 的资 本积 累 后 ，无一 不进 军 房地 产 ， 岩 和 晋 商 、徽 商 还有 湖 商 根 本 不 比如 ， 湖州 帮就 是折 戟 在上 海 房地 产投 机 狂潮 值 一提 ， 谈不 上楷 模 。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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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徽商
晋商与徽商作者：庞利民来源：《记者观察》2017年第07期《晋商与徽商》一书凝聚了我近十年来全部业余时间的心血和汗水。
十年来，我作为交流干部，独居异地，工作之暇、八小时以外的一切时间和精力，包括所有自己可以支配利用的节假日和双休日，都无不投入这部书稿的资料搜集和文字写作上。
为此，我减少了许多拜访应酬，脱离了些许尘世浮躁，躲进书斋，阅读写作，舞文弄墨，闹中取静，静中得乐，与明清两代晋商、徽商神交，怡然自得，自得其乐，乐不回头。
这一股劲、一口气、一根筋，一憋就憋了十年。
这十年，不管自己工作调动是在安徽还是在湖北，有点业余闲暇，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拣在手里，埋头去做。
此书历经十载，增删三次，回头数一数，成稿竟然有90余万字，自己也感到自豪和欣慰。
这也是十年磨一剑，字字皆辛酸，苍天惠顾。
因为我生来愚笨迂腐，天资不敏，至今还没有学会电脑打字、机上作文。
这90余万字全是靠自己手工劳动，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页一页地用笔写出来的。
其中的艰辛困难，也是自己羞于启齿但又不能不言表的。
本书的写作，首先是缘自2006年7月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将我从北京交流到安徽省电力公司工作。
这之前，我没有来过合肥，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游过黄山。
下山后也并没有参观徽州古民居，考察徽州人文和历史文化遗产。
只记得黄山风光美如画，迎客松矗立在山崖。
当时从黄山下来，就住在黄山市供电公司的一个小宾馆里，在宾馆的小卖部还买了一本舒同题名、黄山书社出版的《古黟》小册子。
这本《古黟》小书，可以说是我认知古徽州、与古徽州结缘的起始和见证。
到安徽工作，黄山市供电公司是我们的管辖单位，为黄山市人民搞好供电服务，尤其是保障风景区的供电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为此，我到了黄山市，到了黄山市所管辖的县区乡村，到了风景区及古镇老街民宅。
工作日里我查线路、看电表，走进变电站、供电所看供电服务情况，深入老街民宅访问老百姓的用电需求。
闲暇时，便在朋友们的陪同下，访古镇、入民宅、看祠堂、观牌坊、赏“三雕”，听向导和朋友们讲解徽州人文、徽商故事。
晋商和徽商崛起形成商帮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
晋商和徽商崛起形成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
古代社会不重视商业，商人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这点从二十四史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历朝历代，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人作了传（即《史记·货殖列传》）。
此后，古代商人能够青史留名的可谓凤毛麟角。
司马迁而商帮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商人以集体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
众多的商帮当中，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而他们的兴起与衰落，更是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大历史。
01有意思的是，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和盐业有关。
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明朝自建国伊始便把国防的重点放在了北方，包括重修万里长城、长年派遣重兵驻扎等等。
其中，驻军最密集的当属“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
朝廷在此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步兵、骑兵十几万人，配各类牲畜数万匹。
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备，军需粮饷的供应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政府每年花费上千万两白银，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这个难题，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的核心就是盐业。
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盐业列为国家专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将其视为经济命脉严格把控，其专营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很高的比例。
明朝也不例外，政府控制了盐的生产，盐业的“经销商”也由国家指定。
针对这一点，“开中制”规定：商人要获得“盐引（进货凭证及销售许可）”，须运粮及其他军需物资至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取货，并在指定地区销售。
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以盐养兵”：利用国家对盐业的专营权，出让一部分权益，来换取民间财富对边防的支持。
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迅速崛起。
山西地处边疆，运粮上有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
身处“盐粮两利”之地，山西商人收粮贩盐，纵横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为晋商之始。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韩彩英1，韩斌全2（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中共太谷县委党校，山西太谷030800）摘要：明清晋商巨贾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实体，而是依附明清帝国国家机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连一体的政治性经济怪物。
晋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义”与“利”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明清商人所宣扬的“以义制利”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普遍践行和遵行始终。
晋商“商政勾连”违法、“亦商亦官”违制（礼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晋商“助清灭明”恶劣行径更是在根本上冲决了儒家伦理之底线。
“儒商”看似高尚的标签，其实“儒”正是明清商业大亨得以与“政”勾连的“共同文化”基础。
“儒商”实为愿与官场勾连之明清商人的总概括。
此外，“好儒”之晋商常常僭越礼制，崇拜和迷恋儒“士”之奢靡的心态暴露无遗。
明清晋商的可敬之处是所谓“诚信”，然而他们对于相关方的“诚信”因“人”而异，呈现出的是因“时”便宜、善恶不分、亦善亦恶的多重“选择性”面相。
关键词：商政勾连；儒商；儒家伦理；以义制利；诚信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1-0076-09学术界讨论晋商衰落原因的文献很多，切入点各不相同。
其中，有不少学者认为，晋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造成的。
例如，刘宝宏和卢昌崇认为：“明清晋商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并为之服务而兴盛，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晋商也必然祸及自身。
”[1]无疑，“政商不分”或者“商政一体”是造成晋商衰落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为基本、最为直接的原因。
但问题在于，习孔孟之道“以义制利”的“儒商”，为什么会干出“官商勾结”相互利益输送的卑劣勾当？毕竟，利益输送、贿赂官员或商政一体利益均沾，在今天看来是违法的，在明清也是不合法的。
那么导致晋商谙习且热衷“商政勾连”这种致使自身“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经商之“道”的文化秉性或文化基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究问的根本性问题。
3. 你认为晋商为何会成功以及徽商为何会失败至少 200字不
你认为晋商为何会成功以及徽商为何会失
败
晋商和徽商曾经是我国古代两个最大的商业集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作用之巨，可谓是家喻户晓。
山西的晋商，是明代时期崛起的一大商人集团。
这个集团是利用山西靠近北方边镇的有利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主要经营盐、丝、粮食、铁器、棉布等军需用品以及金融典当业。
活动范围先以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为主，后来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甚至远至国外的俄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号称“足迹遍天下”。
晋商为什么能崛起？我认为原因在于这三点：一是晋商精神，体现在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诚信精神，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集团经营的团队精神；二是良好的企业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人才战略——“得人者兴”、激励机制——顶身股制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与优厚的待遇；三是官商结合。
那徽商为何会失败？我认为徽商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的战乱是导致徽商衰落的直接原因，商潮东渐加剧了徽商的生存危机，面对近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徽商心理调适不力则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徽商VS晋商 中国商业文化两大流派
徽商VS晋商中国商业文化两大流派作者：王涛来源：《中外管理》2019年第03期徽商与晋商、潮商，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帮”。
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历史上，三大商帮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帮中最为耀眼。
而其中，徽商与晋商之间，两相比较，则更能给人启示。
例如：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徽商则完全相反，由于敬重儒学，提倡“学而优则仕”，所以从政的较多;再例如：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为组织纽带，他们有一句话叫“用亲不用乡”，晋商则以地域关系为纽带，他们是“用乡不用亲”，等等。
那么，创造商业奇迹不相上下的两大商帮，但其大相庭径之处，到底能带给人什么思考呢？晋商、徽商的盐业兴衰大比拼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向《中外管理》介绍，徽商与晋商都是明清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
晋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
晋商的发迹，与明代的开中制度有关。
在明初，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
为了加强防范，明朝政府先后建立了九边，在北方边地驻兵屯垦。
当时，为了解决粮食补给问题，实施“开中法”，让商人输粮支边，作为回报，对商人授予盐引（食盐运销许可凭证）作为奖励，让他们前往淮、浙各地盐场支取引盐。
因此，有不少晋、陕商人因此而起家，晋商由此而兴。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商人只需在扬州等地交纳银两，便可获得盐引。
在此背景下，北方边地屯垦受到剧烈冲击，与扬州等地更为近便的“徽州盐商”崭露头角。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推行纲盐制度，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此后，徽州盐商的实力开始逐渐超过了山西商人。
明末改变开中制，晋商则被迫退出盐业。
及至清代，扬州等地的盐商中，徽商占了绝对的优势。
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此时受到严重打击。
而到了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在盐业的优势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较上，徽商虽然崛起较晚，但鼎盛期的出现却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
晋商成功的主要因素
晋商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
晋商为什么就能成功呢?店铺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晋商成功的主要因素，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晋商成功的主要因素篇1：晋商的第一桶金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北方边防军驻军90万人，分成9个兵站，就是9个据点。
为了防止蒙古人的侵犯，所以叫九边。
这9个边防站里有4个在山西省，这就给山西人一个得天独厚能够发达的机会。
由于九边驻军非常多，达到90万人，粮草就成了大问题。
明朝刚开国的时候通常靠湖南、安徽运送粮草，搞得天怒人怨。
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叫做开中制。
就鼓励商人运粮食到九边，然后明朝政府给他一个盐票，当时叫做盐引，实际上就是经营食盐的凭证。
中国古代各朝政府对食盐都采取专营政策，主要原因是控制盐获得的利益很大，丝毫不亚于今天控制石油和煤矿的利益。
明朝政府就靠着这一种激励机制，鼓励这商人运粮到北边，换盐票。
这个环境之下，晋商最方便，所以囤积大批粮食运到北边，拿盐引换山东盐等等，和当时的徽商是平分秋色。
但是，经过长达百年的运营之后，这个制度产生了重大问题——腐败。
当地官员拿着这个盐引不给山西商人，给自己的亲戚。
因此这个制度破坏了就完了。
所以推一个新制度，叫做开中折色制。
但是在1492年，明朝政府规定，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票，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盐票。
这样一来，山西商人先前具有的地理位置优势荡然无存，对盐票的控制也没有了，再加上官员腐败，山西盐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山西商人因此破产。
晋商成功的主要因素篇2：晋商的转折当时的山西商人并没有被打垮，因为明朝败亡了，清朝起来了。
清朝是北方当时的异族，所以清朝跟蒙古之间是互相通婚的，蒙古族跟清朝之间是不分的，因此北方没事了。
当时北方的特产是人参、貂皮、灵芝等等，南方生产铁锅、盐巴、茶叶等。
而北方跟南方的交界又是山西，所以山西商人得了清朝的地利之便，北方没有外患，就开始贸易。
北方蒙古那边人非常需要铁锅，他们自己不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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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
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
“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
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
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
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
这就是开中制。
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
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
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
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
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
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
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
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
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商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
最典型的大概是蒲州（今永济县）的张王两家了。
王家经商从明代的王瑶和王现兄弟开始。
这兄弟二人转辗全国许多地方，但也只是小有成就。
王氏的真正大富是从事盐业，靠的是权力。
王瑶的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
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
其兄王崇义借这个有利条件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大盐商。
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侨居蒲州的大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二姐则嫁给了张允龄，张家也是蒲州大家，以盐业起家。
张允龄的儿子是在明万历年间入内阁任首辅的张四维，换言之，王崇古为张四维之娘舅。
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亦为大盐商，在河东与长芦两个盐区有相当大的垄断权。
这两家联姻，又与其他富商李氏、范氏、兵部尚书杨溥、内阁大臣马自强家联姻。
其权势与财富为海内少有，别人无可奈何。
明代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状告张王两家垄断盐业暴富的罪行，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但张王两家势力如此之大，最后不了了之。
当然，
靠盐业起家的不仅张王两家。
号称当年天下首富的平阳（今临汾市）亢氏、李因笃、王玺、代州的冯忠等都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
这为晋商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晋商的辉煌是票号，票号的成功也靠官商勾结。
这一点另文介绍。
徽州人从商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其成功的主业仍然是盐。
在当时官商勾结之下，盐引大量发放，而食盐产量有限，盐引得不到兑现，到嘉靖年间未支盐引已达200万引。
这就引起盐业专卖的制度变化。
为了疏清旧引，官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以圣、德、超、千、古、皇、凤、扇、九、围命名。
政府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盐引数量，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
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对其他九纲按新引支盐，以10年为期，把旧引完全疏清。
又规定，在疏清旧引之后，按纲册所记旧引数分发新引。
册上无名者，没有领取盐引的资格。
这就是说，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
这就形成已入纲者的垄断。
纲册是政府编制并发放的，与官方有勾结的大盐商就垄断了盐业经营。
这些盐商主要是徽商和晋商。
明代天顺、成化年间，在实行纳粮开中的同时，又准予纳银开中，即可以用银子买盐引。
于是，开中制演变为折色制。
这种变化使盐商分化为内商和边商。
由于距产销区都近，扬州成为盐业中心，一部分盐商向淮、浙内地一带迁移，向有关运司纳银换引，成为内商。
晋商中的盐业大户也纷纷迁至扬州，同时，
他们逐渐转向经营钱庄。
另一部分中小盐商仍在边境地方纳粮换引，成为边商。
边商缺乏资本，内商资本雄厚，内商以低价收购边商的盐引，边商衰落内商壮大。
边商主要为晋商，内商主要为徽商。
此后，晋商逐渐退出盐业进行多元化贸易，徽商主宰了盐业。
这是徽商成功的原因。
在盐业专卖之下，徽商经营盐业当然少不了官府，所以徽商的主要精力放在疏通官方关系上。
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
乾隆时的大官曹振镛家族就是朝中有人当官，商场有人经营盐业。
像这样的徽商大户相当多。
家族中无人当官者，也要通过各种方法勾结官府。
乾隆七次下江南，接待者主要是徽商，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皇权的崇拜。
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寄籍扬州的徽商的奢侈生活，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指出，这不仅是他们追求享受、炫耀，更主要是为了交结、拉拢官员，为垄断盐业创造条件。
徽商还大量向政府捐赠，仅乾隆年间的两淮总盐商、徽商鲍志道就先后向政府捐赠白银2000万两，粮12余万石。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换取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而是经商的需要。
清道光年间，盐业专卖制度改变，盐商垄断的特权被废除，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了。
这真是“成也官，败也官”。
封建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只有勾结官府才能经商成功，这是一条规律。
综观整个历史，权力越集中，企业越
离不开政府，越需要有政府的权力才有商业成功。
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各司其职，政府维持正常秩序，企业从事经济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员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
（作者梁小民，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