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修改讲座

《律师法》修改讲座

数据表明，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13万多人，律师事务所1.3万多个，2006年办理诉讼案件180多万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115万多件，开展义务法律咨询520多万件。

我国《律师法》于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改；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次修订，修改后的《律师法》于2008年的6月1号实行。

这次修订新增、修订条款达40余条，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这次修改主要涉及的内容，我从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方面：首次允许个人设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法》第十六条规定：“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外（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

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且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设立人还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设立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的律师法，律师事务所有三个种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国办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合伙律师事务所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国办律师事务所、个人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不同的：连带责任、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

第二方面：扩大与落实了律师的权利与执业保障

（一）明确了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与特殊的人身权保障

旧《律师法》第32条规定的“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只是简简单单规定了律师执业过程中人身是受保护的，具体是哪些内容没有明确。曾经出现过律师在法庭上刚讲完话，检察官或者法官就把律师带走了的现象。针对现实中的种种情况，修改后的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

只是“可以”。针对这些的问题，修改后的律师法34条明文规定了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不再只是笼统规定收集和查阅，律师不仅可以查阅还可以摘抄和复制，加大了律师查阅权的力度；同时也取消了“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只要律师认为与案件有关的，就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所有材料，内容更加明确化、具体化，进一步确保律师的查阅权。

3.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调查取证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旧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样的规定是很笼统、过于简单，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并且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实际上，律师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够调查取证，是比较难的。修改后的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

修改后的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似乎这一规定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渠道比以前更畅

通了，意味着律师获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可能会比以前更多。控辩双方本来就是对抗关系，辩方的力量强大了，这对控方的公诉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冲突的存在，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经侦查机关的批准，直接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刑事诉讼法》第96条却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同时还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两部法律互相“冲突”，使新《律师法》的实施大打折扣。《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不仅表现在“会面权”上，在“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也有诸多冲突。新《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除了有上述权力外，还有权查阅、摘抄、复制实质性的案卷材料，比如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而《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所以，检察机关拒绝辩护律师查阅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材料也有充分理由。《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以调查取证；而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自行调查，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到底以哪个时间为准呢？

其实，《刑事诉讼法》上次修改距今已有12年。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于2003年公布了5年立法规划，刑诉法修改列入其中，但直到今天，刑诉法修改草案依然没有摆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案头。“在刑诉法修改暂无突破的前提下，我们一直期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出台一个司法解释，或者由六部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出台一个规定，但这样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到现在还没有出台。”

谈及法律冲突，就不得不谈法律效力的大小。从法律效力上讲，《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孰大孰小也有争议。“从立法的机构来看，《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前者是基本法，后者是一般法，前者法律效力应该高于后者；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律师法》的效力似乎更大。”

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应该有区别，但是《立法法》没有规定基本法和一般法之间的大小之分。《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经过了法律授权，可以完全行使人大的权力。因此，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应当被视为同一机关。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应当依照《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方面强化了对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管理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