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在明清的发展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宋明理学在明清的发展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作者：贾斌来源：《山东青年》2013年第11期摘要：宋明理学经过中唐启蒙到两宋的发展，到明朝时，理学发展到了巅峰，在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统治性地位。

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大变化。

随着社会的变化传统思想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思想界开始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同时由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理学的变革，理学的变革又反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众多一流的思想家在继承和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了自己的现实性、民族性和进步性的特点，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既辉煌又独特的时期。

关键词：理学；经济；社会；文化；朱熹；王阳明一、宋明理学的启蒙与发展宋明理学是立足于继承先秦儒学，整合儒、道、佛三种哲学思想，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奠定新型意识形态的学说。

它的发展过程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到明代的王夫之，历经六百多年。

1.诞生与发展宋明理学是继先秦儒学、汉代儒学之后的又一个儒学发展的高峰。

与三个高峰相对应的是深深的低谷。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学大伤元气。

汉朝“黄老之学”以及与其相应的道教的兴起和东传的佛教又把儒学逼入深谷。

从东汉到宋初近千年的时间，儒学没有大的发展。

然而，中唐以后随着道教、佛教的没落，儒学又面临着发展的机遇。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一代思想家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批判道教与佛教。

在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各种宗教的神灵都救不了受苦受难的大众。

社会生灵涂炭，道德沦丧。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残唐五代长期混乱、分裂的政治局面，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

为了加强与政治统治相适应的思想统治，宋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同时，宋代的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思想学术届原有的束缚得到了解放，思想家辈出。

在宋明理学草创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做出了理论贡献，在学术史上称他们为“北宋五子”。

到南宋时期，理学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出现了正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他用毕生精力编纂的《四书集注》，后来成为科举取士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朱熹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理学家。

2.元朝及明朝中前期的宋明理学元朝建立之后，为了适应统治需要，同时为了笼络汉族的士人学子，恢复了原有的科举制度，并且钦定朱熹《四书集注》为考试大纲和标准答案，迅速稳定了广大被统治地区汉族文人的情绪。

并通过该项措施，迅速统一思想，进而稳定统治。

明朝初年统治者标榜“理学开国”，继续将朱熹《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大纲和全部依据，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成为明朝思想统一的依据，社会得到了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国力逐步强盛。

从明初至成化百余年间，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思想学术。

但是，这一阶段中，由于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思想文化的发展被严重禁锢，理学的进步很小，基本都是在教条地引用朱熹言论，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学术思想陷入僵化，由此而带来社会思想文化层面的不断僵化，经济发展滞缓，科技、文化等诸方面都尽显颓势。

二、宋明理学的推陈出新与分流1.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逐渐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产生，引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解体。

小农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市镇商业经济趋于繁荣。

此外，由于明代统治者奢侈的生活和大量军费开支，致使国库金银匾乏，为摆脱困境，朝廷大力提倡开矿、淘金，这又刺激了明中后期矿业的发展。

由于商业、手工业、矿业的发展，使具有近代特征的城镇逐步形成，市民阶层日益扩大。

这种新社会因素，迅速瓦解着封建社会母体和宗法伦理秩序，成为自发产生与传统伦理相冲突的新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的历史前提。

其次，受现实生活中新经济因素的刺激，民风士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正德、嘉靖间，世风渐趋腐靡，万历之后，“贫民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态度、思想情趣、价值取向的变化更甚，他们不再以忧乐夭下为己任，而一味沉溺于讲美食、嗜茶酒、建园林、赏花草、蓄声伎、听评话、读闲书、喜交游等世俗之乐。

人心流于佚荡，生活失之放纵，成为明中叶后士人生活的基本征象。

标榜“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儒家名教和“存理灭欲”，主静持敬的程朱理论再收束不住日趋世俗化的士子骚动的心灵。

再次，潜滋暗长的农民起义与武宗一朝的朝纲芜乱，标志着朱明政权统治危机正在来临。

至此，如何回应市民社会和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对主体自由精神的追求，如何化解晚期封建社会潜滋暗长的社会矛盾，挽救明王朝世运潜移的政治危机，成为明中叶社会现实向当时哲学提出的内在要求和时代主题。

2.朱熹理学无法适应新的时势从南宋至明中期，程朱理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一个学派，一旦失去了与之争鸣的对立面，它便会陷入僵化与虚伪。

同理，一个形上学的体系越是完备封闭，越会成为后学的束缚和包袱。

在朱子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内在地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弱点：一是把“理”绝对化。

理论中就包含有压抑个性，以绝对精神天理宰制个体精神人心的倾向。

二是向外穷理的致知论。

朱子强调即物穷理，居敬明理，易使学者偏执于“穷理”一途，单在学问思辩上用功，陷入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的教条主义。

三是“学问须严密理会，株分毫析”。

朱子一生治学严谨，精于名理，长于经解注疏，他所建构的思辩体系，对于少数有学问兴趣的人和那些热心科考的士子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对大众层面的人和那些具有独特生命体验的人并不亲切。

3.王阳明的理学革新及其影响王阳明的王学有着与朱学截然不同的风格，其“心学”比“理学”更能满足当时突出主体精神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首先，在世界观上，王阳明扬弃了朱子学以“理”为形上理念，以外在必然性“理”宰制主体心“心”的绝对理念论，将形而上的“天理”内化为主体性的“人心”，建立起了以“气合”为本，以“心外无理”为第一原理的心性主体论。

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反外在权威贵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

其次，在工夫论上，王阳明针对正统理学向外穷理的致知论和知先行后说所造成的“析心与理为二”、“析知与行为二”的弊病，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工夫论，突出了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原则。

王阳明从良知本心论出发，他将朱子由外启内的格物致知论，改造为由内正外的致知格物论。

突出了道德行为的主体能动性。

道德实践不再是迫于外在天理的合目的性行为，而成为真正意志自由的主体行为。

将普遍伦理原则与个体心理原则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道德“自觉”、“自愿”即意志自由的原则，它化解了正统理学中“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普遍伦理原则与个体心理原则的内在紧张。

这对于化解明中叶的社会矛盾，以儒家价值收束、整治当时日趋颓靡的风习士气，挽救道学危机，发挥了正统理学所不具备的功能。

最后，在布道教法和施授上使儒学通俗化、大众化，将倾心于“危微精一”、理气上下等思辩哲理的正统理学，改造为切近大众生活的“百姓日用之学”，是王阳明道学革新的又一内容。

王阳明布道教法与正统理学风格迥异。

他反对板着面孔学圣人模样与人讲学，常用大众化语体——格言、语录、浅近诗歌启发听众的良知，或用对话、交谈的方法传授心学要领。

王阳明不仅将布道教法大众化，而且将儒家理想人格——圣人大众化，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圣人大还俗运动。

阳明心学的平民化，固然有使下层百姓接受儒家正统价值观，以“大传统”同化“小传统”的一面，但同时也为儒家民本主义走向近代平民意识提供了普泛的哲学文化基础和方法途径。

4.理学在明末清初及清朝的发展明末清初，即通常所说的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这百余年的历史，是后期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

甲申之变，“天崩地解”，人生理想的幻灭感和亡国之恨笼罩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傅山、唐甄等一大批坚贞之士的心头。

痛定思痛，他们各有侧重而又异曲同工地发起对宋明学术的批判。

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王学受到普遍的批判，“游谈无根”、“空谈误国”几乎成为心学的代名词。

然而，从哲学意识深层次的因果联系来看，他们泼辣大胆的批判头脑，独立孤往的人生境界，“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世情怀，又是与王学自贵其心，知行合一，强调主体能动性和独立人格的一般精神相吻合。

清代中叶，在高压政治和文字狱威压下，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意志，冷漠了救世热情，考据之学独盛。

王学几乎被人们忘却了一个多世纪。

殆至晚清，在西方资本主义军事、政治、文化冲击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陷入空前危机。

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几代仁人志士奋起回应。

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只好诉诸于主体精神，阳明心学再度复活。

它不伦不类地与佛学心法，西方基督教精神，进化论、人权说、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结合在一起，成为几代中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精神动源。

龚自珍“我心造天地”，左宗棠“以心学励志”，谭嗣同“以心挽劫”冲决网罗，章太炎“直指一心者为法”、布衣麻履，经行直往，都闪烁着王学的光华。

三、宋明理学的发展对明清社会的深刻影响（1）重建了封建社会的人文信仰。

宋明理学（包含朱子之学与阳明之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心性修养论及道德形上学的体系。

宋明理学家们将如何处理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关系的观点建构起了完整的爱国主义理论并身体力行，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众多的门人后学，并经历朝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广为传布，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进而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

（2）开拓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形态。

宋明理学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不断积累、更新的结果。

他们以理学的知识系统重新解释儒经，并融合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构造了一整套新经学体系和创造支撑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从而取代了汉唐经学家们对儒经注释时留下的知识系统。

他们倡导以义理之学为特征的新经学的知识体系，旨在回归孔孟之人文关怀的学术传统，使儒学的知识系统重新回归到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之中。

这一知识体系深化了儒学对自然、社会、个体存在的理性思考，对求知与养心、个人与社会、伦理与政治等一系列重要的关系作了清晰的阐述，对中国的影响达七八百年之久。

（3）发展了大一统理论形态。

综观近四千年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即夏商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1年），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隋唐（公元589年至公元907年），元明清（公元1279年至公元1840年）。

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三分之二略强。

可以说，古代中国“国家统一”是主流、是常态，分裂为支流、为变态。

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国家统一”史。

元明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这与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理学为统治阶级统一思想提供了一种理论形态，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衡量“正、偏、善、恶，异端邪说”与“圣人之言”的准绳。